第107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7)
他必须冷静，因为他已经有所警惕，对方明显是在寻衅，是成心要激化矛盾，这样做的目的还不清楚吗？这样的气氛不讲话看来是不行，但在这样的气氛中讲话最容易出漏子……
陶铸的手离开两腮的胡子，向下压一压。声浪降下来时，他不忙回答质问，一字一板地提出思考好的建议：
“你们提出许多具体问题要我表态。我是即席讲话，这种情况下难免有口误，而且这个讲话有传出去的可能。为了慎重全面准确地表达清楚意思，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三是派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不行！”人群里响起吼声：“非录音不可！”
一声吼引来一片吼：
“不行！坚决不允许李一清参加！”
“他算什么东西？他没资格！”
“我们都是代表，我们可以任意提问！”
震耳的喧嚣声中，一个头头跳上前来，太阳穴和脖颈上暴突着青筋，手指几乎戳住陶铸的鼻子，大吼大叫：
“陶铸，你听着！今天是我们勒令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对于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老实交待！”
陶铸眉峰高攒，手腕子上的汗毛森林般挺立起来，但随即又倒伏下去。不是被动被动再被动吗？他深深吸气，缓缓吐出，脸上显出青石一般隐忍的凝重气色，放低声音，却更显严正：“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胡说！你只能接受我们的质问！”几个喉咙一齐喊。
“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一切问题！”又一伙人跳起来吼。
“我拒绝接受质问。”陶铸坚持尊严地守在“阵地”上，一步不让：“我今天来这里是参加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接见我们？”
“你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嚷叫声中，早有人喊起口号：
“陶铸与群众对抗绝无好下场！”
“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陶铸微低着头，两臂撑着桌面，眉毛一点一点向上扬起，手腕子上的汗毛一根一根直立，那是勃然大怒之前的来势不妙的沉默。什么奶子的被动被动再被动，原则问题上能这么软弱可欺吗？一名战士只能是主动主动再主动！他心里有千百面鼙鼓同时擂响，千万层巨浪翻涌连天……
这种表情变化刺激着某些造反头头，他们更显得亢奋激烈，一个接一个挑衅和污蔑性的质问密不分点地朝陶铸“砸”来，终于有三四个人成环形包围了陶铸，同时用手指住他的鼻子和眼睛，让唾沫星子朝他脸上喷：
“回答！”
“你必须马上回答革命群众的质问！”
“我们勒令你立刻回答！勒令！”
陶铸猛地昂起头，直视那些扭屈僵硬的面孔，那些奇形怪状的嘴巴，声若巨雷；
“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你们是人，我也是人，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会场陡然一静，最多只持续了三秒钟，便轰地一声响，以新的更大的势头乱吼乱叫起来。那愤激的吼声中分明跳荡着一种惊喜，像终于获得了朝思暮想的好结果：陶铸落井了！落套了！
“陶铸抗议群众就是抗议毛主席！”
“陶铸抗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就是抗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陶铸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打倒陶铸！”……
有人拼命往上冲：“把录音带拿走，快拿走，那就是罪证。”
陶铸轻蔑地看着那几个人冲上来把录音带取走了。
会场已经乱成一片，小声策划的，大声叫喊的，纷纷围逼上来。
中央警卫局一位同志悄悄报告秘书张汉青：“他们有伙人正在下面商量要把陶铸抓走。”
事情闹大了！张汉青抽身往外挤，他知道陈毅和李富春同志就在隔壁，刚接见过另一个单位的群众。
“陈老总，李副总理，那边红卫兵闹起来了，要把陶铸抓走！”张汉青匆匆介绍了一下情况。
“我不走了！”陈毅更是烈性直肠，大巴掌火爆爆拍在扶手上：“我要保护陶铸同志。”李富春说：“我和老总守在这儿，不会让他们带走人。”
这时间，陶铸那边的会场更乱了。
警卫曾云本来是站在礼堂边，中央警卫局一位丁科长同他站立一处，见围攻愈演愈烈，根本无法对话了，而且还动手动脚要抓走陶铸，忙上前维护。按照警卫制度，警卫人员身上是带着枪的，拥挤中，被红卫兵摸出了腰际挂着枪，尖叫声立刻响彻会场：
“枪！他们带着枪！”
这一声喊，不啻火上浇油，某些人更是喜大于惊，正好扩大事态，他们立刻鼓噪叫喊成一片：
“他们拿枪来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动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中央警卫局的同志火速跑去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赶紧向秘书周家鼎下令：“你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
接着又指示警卫局同志：“叫富春、陈毅、先念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
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六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候了六个小时。
“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天亮前抱着“罪证”匆匆离开，天亮时已然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那题目一个比一个骇人：
“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
“陶铸昨夜拔枪镇压群众”
这些传单小报再经人口头一传，就更可怕了。
北京人传的是：“陶铸丧心病狂，朝毛主席拍桌子提抗议，手腕子都拍脱臼了！”
传到外地是：“陶铸夜里朝群众开枪，制造了重大惨案，死人老鼻子了！”
再传到国外已是惊心动魄，血淋淋惨不忍睹……
难怪一位哲人说：我做错事时，人人都看得见；可是我撒谎时，却并非如此。
陶铸对那些造谣报纸只是嗤之以鼻。他相信谣言的腿长不了。
但他忘记了一条：对于阴谋者来说，无须谣言腿长。有段时间，甚至有几个小时能利用就已经足够了……
1967年1月4日，对于陶铸来讲是普通而繁忙的一天，也是“在高速运转中戛然而止”的一天。
这天，他还是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
一早，他便驱车去工人体育场。三军文艺造反派闹得正凶，要求接见。
陶铸同周恩来、叶剑英一道去接见，向群众做工作。
参加接见的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
当陶铸紧随周恩来走入会场，走上讲台时，他并不知道江青在他身后投来一种什么样的目光；那是从一双由于古怪的微笑而眯细了的眼睛里闪烁出的目光，带了讥嘲的神色和狡诈的阴影，还藏了一丝酸溜溜的得意味道，在你的后脑后颈和后背飘过来、滑过去，似乎等待着什么好戏就要开场一般。
中午，接见结束。陶铸在车上草草吃了点东西，充作午餐。汽车直接开到人民大会堂。陶铸气也没喘一口便来到福建厅，与周恩来商量政治局会议议题。
大约2点，江青、陈伯达、康生中途离开，说要到另一个厅去接见红卫兵。
当陶铸与周恩来研究保护各省市第一书记的具体方案时，可惜墙壁隔音效果太好，来自隔壁厅里的吼声掌声他们竟一丝儿也没听见。
隔壁，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正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
江青特意赶到狂热的满头是汗的“造反派”中间，摆出一副与群众站在一起的姿态，用尖厉的声音叫着：“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哪，先不要赴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派的代表人物！他跟我，跟我——”
也许是过于激动？也许是过于表演，她忽然喊岔了音，发出一种金属磨擦似的刺耳的噪音，虽然咽口唾液，却仍然未能把话讲下去，眼里竟挤出了泪！
陈伯达连连作手势，将话引过来，也将“造反派”的注意力引过来：“陶铸这个人很坏！他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
“他独断专行——”江青按捺不住，嗓子刚缓过劲又尖叫着插上一句。但这一声又喊岔了音，大约是心里那团火把嗓子烧干了，烧嘶哑了。她下意识地揪揪脖子，咳两声，不得不设法吮出些唾液先润润嗓子。
陈伯达已经接着江青的叫声往下讲：“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江青似乎嗓子歇过劲来了，似乎嫌陈伯达那个福建腔表达不出应有的义愤和力量，连连张扬双臂，抢过来话头，继续她没有讲完的话：“他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他跟我……不，是我跟他吵了多少架，每次我都几乎昏过去！他镇压我，他还镇压中央文革！”江青又变得眼泪汪汪，仿佛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受了多少欺侮和委屈。她猛抽一口气，双手捏成拳头，按在胸前剧烈地抖动着，从肺里挤压出全部的愤怒和怨恨：“他是特务！他——”
江青第三次喊岔了音。
“他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1937年。”康生的声音很大，他有一副自来响的大嗓门，“在里头呆了二年，是叛徒！”
这位阴森森的驼背老人就是这样，不知是糊涂还是装糊涂，陶铸在狱中四年多，他说二年，又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说成苏州反省院。没一条说对，但他敢给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叛徒”的结论。
不过，江青还是受到康生的提醒：喊特务不如喊叛徒。她刚咽下一口搜集来的唾沫，马上跟着喊一声：“他是叛徒，我们有证据！”
“他是叛徒！”康生先定调，再提要求：“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对，我们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搞到手！”江青历来说后句不记前句，似乎她忘了说过“我们有证据”。她感激地瞟一眼康生，大声疾呼：“请同学们帮我们搞出来。红卫兵是我们的小太阳，相信你们不会让我们失望！”
在一片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中，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退出会场。几句话的工夫，他们又鱼贯而入福建厅。
陶铸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仍在研究工作，抬头望时，康生还是一副不死不活的阴沉沉的样子，进来便大声咳痰，仿佛恨不能把整个肺尖都咳出去。陈伯达用手绢擦着头皮上的汗粒，照老习惯向所有的与会者点头送笑，肩膀跟着一沉一扬的。江青脚步轻快，一脸粲然，难得有这么好的神情。
周恩来望一眼江青，欲言又止，神情阴沉得蹊跷。他曾出去解手一次，回来神色便有些异样，但是陶铸沉浸在所研究的工作，全然未觉。
“唉，我们是帮陶铸同志擦P股哪。”江青朝陶铸走来，“总算是说服这些小将先把王任重放一放，人家正闹病么。”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4）
陶铸虽然大感意外，但听说劝住了红卫兵不去揪王任重，还是真诚而感激地笑了，并且不无歉意地说：“那天我激动了些，一句话没讲好，惹那么大麻烦。”
江青已经坐到陶铸身边，笑着问：“还研究出巡的事呢？”
陶铸点头：“刚研究完。”
“择好日子了吗？”江青不减笑意地扬扬下颏。
陶铸说：“就这一二天吧。”
“噢，天气冷了。”江青不再笑，认真关照一句：“出门要带好衣服。”
福建厅的门外。康生的警卫，一位姓聂的同志几乎是和江青同时讲的话。
“哎，那边点了陶铸的名了。”他捅一捅陶铸的警卫曾云。
“不会吧？”曾云吃一惊，“他还要代表中央下去……”
“点了。”聂同志附耳小声说：“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曾云目瞪口呆。
他始终没敢告诉陶铸。厅内散会后，他看到陶铸仍是精神勃勃地走出来，简直以为聂同志是在开玩笑。
“马上赶去国务院小礼堂。”陶铸看一眼表，吩咐司机，“那边大概等急了。”
10分钟后，陶铸已经出现在安徽来京的学生和红卫兵之中……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汗淋淋跑进中南海西厅，跑到字廊陶铸的家。
“老陶呢？”进门他就慌慌张张问，“老陶在吗？”
“不在。”曾志迎过来，“有事吗？”
“不是有事，是出事了！”李一清神色全变，拍着腿着急：“今天下午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们回来后扬言陶铸要揪出来了！”
“这不可能。”1926年入党的曾志，虽然早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却决不会相信李一清的话。一名政治局常委未经任何会议怎么可能被抛出去呢？就算陶铸早晚要被打倒，至少也得像对刘、邓一样开个会，走个形式呀。她摇头说：“秘书刚来过电话，陶铸去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去了，5分钟还不到呢。”
“真的？”李一清不由得松口气，“这些学生……唉，不知还要乱到哪一份上呢！”
按照党章和党的传统思考问题的人，都不大容易相信这种事。然而，没过2个小时，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忽然吼响了：
“揪出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陶铸！”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口号声中，又有男高音和女高声“激情澎湃”地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的讲话内容，而传单也像雪片一样撒遍了北京城！
尽管吼声震耳，震得心肺欲烈，曾志仍存着一丝疑虑。毕竟，这种作法是建党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如果说过去一直没有给“法”以应有的权威与尊严，人们习惯于“无法无天”，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的生活准则呢？这可是几十年来所一直强调的啊！她请警卫要来一张传单。
传单上的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曾志的目光匆匆地扫过字里行间，读罢之后，终于相信了这件无法相信的事实。她心里一阵阵绞痛，不单是为陶铸，更为党内民主生活所受到的践踏。她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那里就像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小窗口，任何大的事件发生都会在那里有所反映。她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打倒陶铸”的亢奋的喧嚣声动地惊天，恨不能立时传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但曾志还不肯绝望。她来到陈毅家，来到在井冈山一道吃过“红米饭、南瓜汤”的陈老总身边：“老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嘛？”
“大姐，你放心。”陈毅高门大嗓地劝慰，“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呢！”
西门外的吼声可以清楚地听到，曾志默默无语，陈毅的自信忽然动摇了，声音一落千丈地喃喃：“除非，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老总，我回去了。”曾志觉得已经无话好说。
“大姐，要放宽心。老陶就是一时被打倒，将来还会爬起来，历史不就是一直这样证明着吗……”陈毅一直把曾志送出院门外。
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到家里，一边扯着大嗓门问：“西门外那些人喊什么号子呀？深更半夜闹鬼叫！”
“文革小组公开点你名了。”曾志尽量使自己显得镇定些。几十年大风大浪过来了，最初的打击过去之后，她已迅速恢复平静，向陶铸简要讲了情况。
“不可能么！”正派豪迈又过于天真的陶铸连连摇头：“今天我跟他们一起去工人体育场接见三军文艺造反派，下午开会还说说笑笑，没见什么异常么！中央文革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就在我隔壁，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江青回来还问我几时出巡……”
大概是西门外的吼声不止不息，陶铸的自信心忽然一阵动摇，立即去给周恩来挂电话。周恩来的回话沉重含蓄：“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
陶铸的脸色变了，不祥的预感已经袭遍全身……
挨斗
凌晨2点多，电话铃响了。
陶铸抓起话筒：“我是陶铸。”
传来周恩来的声音：“陶铸同志，你现在就到我这里来一下吧。”
陶铸带了警卫曾云，一道赶到西花厅。曾云留在接待室，陶铸独自进了总理办公室。“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才知道。”周恩来第一句话便这样说。略停一下，又说：“下午研究工作时，我去给陈郁同志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站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听到。”
陶铸怅然若失地望着周恩来。忽然，他眼里闪过一道亮光，急切地问：“主席是否知道？”
“不清楚。”周恩来声音降低一些：“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以后也就再没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那天接见会上的争论，江青等人已经去告了状。
陶铸的手离开两腮的胡子，向下压一压。声浪降下来时，他不忙回答质问，一字一板地提出思考好的建议：
“你们提出许多具体问题要我表态。我是即席讲话，这种情况下难免有口误，而且这个讲话有传出去的可能。为了慎重全面准确地表达清楚意思，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三是派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不行！”人群里响起吼声：“非录音不可！”
一声吼引来一片吼：
“不行！坚决不允许李一清参加！”
“他算什么东西？他没资格！”
“我们都是代表，我们可以任意提问！”
震耳的喧嚣声中，一个头头跳上前来，太阳穴和脖颈上暴突着青筋，手指几乎戳住陶铸的鼻子，大吼大叫：
“陶铸，你听着！今天是我们勒令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对于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老实交待！”
陶铸眉峰高攒，手腕子上的汗毛森林般挺立起来，但随即又倒伏下去。不是被动被动再被动吗？他深深吸气，缓缓吐出，脸上显出青石一般隐忍的凝重气色，放低声音，却更显严正：“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胡说！你只能接受我们的质问！”几个喉咙一齐喊。
“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一切问题！”又一伙人跳起来吼。
“我拒绝接受质问。”陶铸坚持尊严地守在“阵地”上，一步不让：“我今天来这里是参加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接见我们？”
“你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嚷叫声中，早有人喊起口号：
“陶铸与群众对抗绝无好下场！”
“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陶铸微低着头，两臂撑着桌面，眉毛一点一点向上扬起，手腕子上的汗毛一根一根直立，那是勃然大怒之前的来势不妙的沉默。什么奶子的被动被动再被动，原则问题上能这么软弱可欺吗？一名战士只能是主动主动再主动！他心里有千百面鼙鼓同时擂响，千万层巨浪翻涌连天……
这种表情变化刺激着某些造反头头，他们更显得亢奋激烈，一个接一个挑衅和污蔑性的质问密不分点地朝陶铸“砸”来，终于有三四个人成环形包围了陶铸，同时用手指住他的鼻子和眼睛，让唾沫星子朝他脸上喷：
“回答！”
“你必须马上回答革命群众的质问！”
“我们勒令你立刻回答！勒令！”
陶铸猛地昂起头，直视那些扭屈僵硬的面孔，那些奇形怪状的嘴巴，声若巨雷；
“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你们是人，我也是人，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会场陡然一静，最多只持续了三秒钟，便轰地一声响，以新的更大的势头乱吼乱叫起来。那愤激的吼声中分明跳荡着一种惊喜，像终于获得了朝思暮想的好结果：陶铸落井了！落套了！
“陶铸抗议群众就是抗议毛主席！”
“陶铸抗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就是抗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陶铸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打倒陶铸！”……
有人拼命往上冲：“把录音带拿走，快拿走，那就是罪证。”
陶铸轻蔑地看着那几个人冲上来把录音带取走了。
会场已经乱成一片，小声策划的，大声叫喊的，纷纷围逼上来。
中央警卫局一位同志悄悄报告秘书张汉青：“他们有伙人正在下面商量要把陶铸抓走。”
事情闹大了！张汉青抽身往外挤，他知道陈毅和李富春同志就在隔壁，刚接见过另一个单位的群众。
“陈老总，李副总理，那边红卫兵闹起来了，要把陶铸抓走！”张汉青匆匆介绍了一下情况。
“我不走了！”陈毅更是烈性直肠，大巴掌火爆爆拍在扶手上：“我要保护陶铸同志。”李富春说：“我和老总守在这儿，不会让他们带走人。”
这时间，陶铸那边的会场更乱了。
警卫曾云本来是站在礼堂边，中央警卫局一位丁科长同他站立一处，见围攻愈演愈烈，根本无法对话了，而且还动手动脚要抓走陶铸，忙上前维护。按照警卫制度，警卫人员身上是带着枪的，拥挤中，被红卫兵摸出了腰际挂着枪，尖叫声立刻响彻会场：
“枪！他们带着枪！”
这一声喊，不啻火上浇油，某些人更是喜大于惊，正好扩大事态，他们立刻鼓噪叫喊成一片：
“他们拿枪来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动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中央警卫局的同志火速跑去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赶紧向秘书周家鼎下令：“你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
接着又指示警卫局同志：“叫富春、陈毅、先念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
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六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候了六个小时。
“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天亮前抱着“罪证”匆匆离开，天亮时已然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那题目一个比一个骇人：
“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
“陶铸昨夜拔枪镇压群众”
这些传单小报再经人口头一传，就更可怕了。
北京人传的是：“陶铸丧心病狂，朝毛主席拍桌子提抗议，手腕子都拍脱臼了！”
传到外地是：“陶铸夜里朝群众开枪，制造了重大惨案，死人老鼻子了！”
再传到国外已是惊心动魄，血淋淋惨不忍睹……
难怪一位哲人说：我做错事时，人人都看得见；可是我撒谎时，却并非如此。
陶铸对那些造谣报纸只是嗤之以鼻。他相信谣言的腿长不了。
但他忘记了一条：对于阴谋者来说，无须谣言腿长。有段时间，甚至有几个小时能利用就已经足够了……
1967年1月4日，对于陶铸来讲是普通而繁忙的一天，也是“在高速运转中戛然而止”的一天。
这天，他还是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
一早，他便驱车去工人体育场。三军文艺造反派闹得正凶，要求接见。
陶铸同周恩来、叶剑英一道去接见，向群众做工作。
参加接见的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
当陶铸紧随周恩来走入会场，走上讲台时，他并不知道江青在他身后投来一种什么样的目光；那是从一双由于古怪的微笑而眯细了的眼睛里闪烁出的目光，带了讥嘲的神色和狡诈的阴影，还藏了一丝酸溜溜的得意味道，在你的后脑后颈和后背飘过来、滑过去，似乎等待着什么好戏就要开场一般。
中午，接见结束。陶铸在车上草草吃了点东西，充作午餐。汽车直接开到人民大会堂。陶铸气也没喘一口便来到福建厅，与周恩来商量政治局会议议题。
大约2点，江青、陈伯达、康生中途离开，说要到另一个厅去接见红卫兵。
当陶铸与周恩来研究保护各省市第一书记的具体方案时，可惜墙壁隔音效果太好，来自隔壁厅里的吼声掌声他们竟一丝儿也没听见。
隔壁，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正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
江青特意赶到狂热的满头是汗的“造反派”中间，摆出一副与群众站在一起的姿态，用尖厉的声音叫着：“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哪，先不要赴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派的代表人物！他跟我，跟我——”
也许是过于激动？也许是过于表演，她忽然喊岔了音，发出一种金属磨擦似的刺耳的噪音，虽然咽口唾液，却仍然未能把话讲下去，眼里竟挤出了泪！
陈伯达连连作手势，将话引过来，也将“造反派”的注意力引过来：“陶铸这个人很坏！他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
“他独断专行——”江青按捺不住，嗓子刚缓过劲又尖叫着插上一句。但这一声又喊岔了音，大约是心里那团火把嗓子烧干了，烧嘶哑了。她下意识地揪揪脖子，咳两声，不得不设法吮出些唾液先润润嗓子。
陈伯达已经接着江青的叫声往下讲：“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江青似乎嗓子歇过劲来了，似乎嫌陈伯达那个福建腔表达不出应有的义愤和力量，连连张扬双臂，抢过来话头，继续她没有讲完的话：“他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他跟我……不，是我跟他吵了多少架，每次我都几乎昏过去！他镇压我，他还镇压中央文革！”江青又变得眼泪汪汪，仿佛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受了多少欺侮和委屈。她猛抽一口气，双手捏成拳头，按在胸前剧烈地抖动着，从肺里挤压出全部的愤怒和怨恨：“他是特务！他——”
江青第三次喊岔了音。
“他是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是1937年。”康生的声音很大，他有一副自来响的大嗓门，“在里头呆了二年，是叛徒！”
这位阴森森的驼背老人就是这样，不知是糊涂还是装糊涂，陶铸在狱中四年多，他说二年，又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说成苏州反省院。没一条说对，但他敢给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叛徒”的结论。
不过，江青还是受到康生的提醒：喊特务不如喊叛徒。她刚咽下一口搜集来的唾沫，马上跟着喊一声：“他是叛徒，我们有证据！”
“他是叛徒！”康生先定调，再提要求：“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对，我们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搞到手！”江青历来说后句不记前句，似乎她忘了说过“我们有证据”。她感激地瞟一眼康生，大声疾呼：“请同学们帮我们搞出来。红卫兵是我们的小太阳，相信你们不会让我们失望！”
在一片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中，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退出会场。几句话的工夫，他们又鱼贯而入福建厅。
陶铸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仍在研究工作，抬头望时，康生还是一副不死不活的阴沉沉的样子，进来便大声咳痰，仿佛恨不能把整个肺尖都咳出去。陈伯达用手绢擦着头皮上的汗粒，照老习惯向所有的与会者点头送笑，肩膀跟着一沉一扬的。江青脚步轻快，一脸粲然，难得有这么好的神情。
周恩来望一眼江青，欲言又止，神情阴沉得蹊跷。他曾出去解手一次，回来神色便有些异样，但是陶铸沉浸在所研究的工作，全然未觉。
“唉，我们是帮陶铸同志擦P股哪。”江青朝陶铸走来，“总算是说服这些小将先把王任重放一放，人家正闹病么。”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4）
陶铸虽然大感意外，但听说劝住了红卫兵不去揪王任重，还是真诚而感激地笑了，并且不无歉意地说：“那天我激动了些，一句话没讲好，惹那么大麻烦。”
江青已经坐到陶铸身边，笑着问：“还研究出巡的事呢？”
陶铸点头：“刚研究完。”
“择好日子了吗？”江青不减笑意地扬扬下颏。
陶铸说：“就这一二天吧。”
“噢，天气冷了。”江青不再笑，认真关照一句：“出门要带好衣服。”
福建厅的门外。康生的警卫，一位姓聂的同志几乎是和江青同时讲的话。
“哎，那边点了陶铸的名了。”他捅一捅陶铸的警卫曾云。
“不会吧？”曾云吃一惊，“他还要代表中央下去……”
“点了。”聂同志附耳小声说：“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曾云目瞪口呆。
他始终没敢告诉陶铸。厅内散会后，他看到陶铸仍是精神勃勃地走出来，简直以为聂同志是在开玩笑。
“马上赶去国务院小礼堂。”陶铸看一眼表，吩咐司机，“那边大概等急了。”
10分钟后，陶铸已经出现在安徽来京的学生和红卫兵之中……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汗淋淋跑进中南海西厅，跑到字廊陶铸的家。
“老陶呢？”进门他就慌慌张张问，“老陶在吗？”
“不在。”曾志迎过来，“有事吗？”
“不是有事，是出事了！”李一清神色全变，拍着腿着急：“今天下午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们回来后扬言陶铸要揪出来了！”
“这不可能。”1926年入党的曾志，虽然早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却决不会相信李一清的话。一名政治局常委未经任何会议怎么可能被抛出去呢？就算陶铸早晚要被打倒，至少也得像对刘、邓一样开个会，走个形式呀。她摇头说：“秘书刚来过电话，陶铸去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去了，5分钟还不到呢。”
“真的？”李一清不由得松口气，“这些学生……唉，不知还要乱到哪一份上呢！”
按照党章和党的传统思考问题的人，都不大容易相信这种事。然而，没过2个小时，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忽然吼响了：
“揪出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陶铸！”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口号声中，又有男高音和女高声“激情澎湃”地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的讲话内容，而传单也像雪片一样撒遍了北京城！
尽管吼声震耳，震得心肺欲烈，曾志仍存着一丝疑虑。毕竟，这种作法是建党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如果说过去一直没有给“法”以应有的权威与尊严，人们习惯于“无法无天”，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的生活准则呢？这可是几十年来所一直强调的啊！她请警卫要来一张传单。
传单上的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曾志的目光匆匆地扫过字里行间，读罢之后，终于相信了这件无法相信的事实。她心里一阵阵绞痛，不单是为陶铸，更为党内民主生活所受到的践踏。她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那里就像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小窗口，任何大的事件发生都会在那里有所反映。她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打倒陶铸”的亢奋的喧嚣声动地惊天，恨不能立时传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但曾志还不肯绝望。她来到陈毅家，来到在井冈山一道吃过“红米饭、南瓜汤”的陈老总身边：“老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嘛？”
“大姐，你放心。”陈毅高门大嗓地劝慰，“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呢！”
西门外的吼声可以清楚地听到，曾志默默无语，陈毅的自信忽然动摇了，声音一落千丈地喃喃：“除非，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老总，我回去了。”曾志觉得已经无话好说。
“大姐，要放宽心。老陶就是一时被打倒，将来还会爬起来，历史不就是一直这样证明着吗……”陈毅一直把曾志送出院门外。
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到家里，一边扯着大嗓门问：“西门外那些人喊什么号子呀？深更半夜闹鬼叫！”
“文革小组公开点你名了。”曾志尽量使自己显得镇定些。几十年大风大浪过来了，最初的打击过去之后，她已迅速恢复平静，向陶铸简要讲了情况。
“不可能么！”正派豪迈又过于天真的陶铸连连摇头：“今天我跟他们一起去工人体育场接见三军文艺造反派，下午开会还说说笑笑，没见什么异常么！中央文革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就在我隔壁，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江青回来还问我几时出巡……”
大概是西门外的吼声不止不息，陶铸的自信心忽然一阵动摇，立即去给周恩来挂电话。周恩来的回话沉重含蓄：“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
陶铸的脸色变了，不祥的预感已经袭遍全身……
挨斗
凌晨2点多，电话铃响了。
陶铸抓起话筒：“我是陶铸。”
传来周恩来的声音：“陶铸同志，你现在就到我这里来一下吧。”
陶铸带了警卫曾云，一道赶到西花厅。曾云留在接待室，陶铸独自进了总理办公室。“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才知道。”周恩来第一句话便这样说。略停一下，又说：“下午研究工作时，我去给陈郁同志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站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听到。”
陶铸怅然若失地望着周恩来。忽然，他眼里闪过一道亮光，急切地问：“主席是否知道？”
“不清楚。”周恩来声音降低一些：“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以后也就再没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那天接见会上的争论，江青等人已经去告了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