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3)
林彪也讲了话，指名刘少奇和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报告，矛头也是直指刘少奇、邓小平。他在报告中甩出一顶“怕字派”的帽子，明白不过地要那些心存疑虑的人“丢掉怕字”，朝刘、邓攻击。
会议情况被中央文革有意透露出去，知道内情的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便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决心。
陶铸闻讯后，当即予以阻止，明确表态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作法我不赞成。”
显然，这一态度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知道了。
“刘少奇同志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陶铸面对中央文革小组一群人的质问，毫不隐讳地亮出观点：“我是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错误，应该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戚本禹激烈地说。
“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陶铸反而平静下来。这是因为观点已经讲明，心里便踏实了。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1）
“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陈伯达阴沉沉地提醒。
这句话是极有分量的。会议没结束，这期间暴露的新问题自然也属待解决之列。一旦会议最终作出与陶铸观点相反的结论，那么陶铸便很可能不打自倒。
因为他事实上已经自己把自己连到了刘、邓身上。
因为林彪早在8月18日就在首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讲过：“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就是说，谁当“保皇派”，谁就是资产阶级的，谁就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牛鬼蛇神”一样属于被打倒之列。
陶铸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又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步。
对于“文革”，他与周恩来有同感，认识也相近。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用了“方兴未艾，欲罢不能”来概括形势，并且百感交集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
在当时条件的束缚下，在“文革”这一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的情况下，陶铸对待“文革”的态度与周恩来也相近，与大多数人也相近，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文革”，希望通过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及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所以，陶铸在会上发言，也明确表态：“搞阶级斗争我是坚决的，搞文化大革命我也是坚决的。”
但是，陶铸坚持认为在无产阶级已经执政的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组织有步骤的方式，在尽可能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与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相去甚远。
差距就是矛盾。陶铸陷于这种矛盾中，既想紧跟毛主席，又时时感到那“掉队之虞”。
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他那善于大跳跃善于联想的大脑已经又在天马行空，驰骋无边。
他甚至一下子想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想到那次会议上一段未曾引人注意的小插曲……
陶铸是带了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一道上的庐山。会议期间，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在南昌住院，忙赶下庐山前去看望。
曾志和陶斯亮一道下了山。借这个机会，曾志带了女儿去看望了她的老战友，闲居南昌的贺子珍。
那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家。贺子珍穿一件褪了色的绸褂，一条南方老太太常穿的灰色短裤，脚下是双拖鞋，发现有客来便迎上去，手里还拿着一把大蒲扇。
曾志一进门便看见了贺子珍，立刻激动起来，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生活刹那间便活跃在脑际，她大声问：“子珍，你还认识我吗？”
“你不是曾志吗？”贺子珍一把拉住客人的手，“我怎么会忘了你！”
曾志眼睛湿润了，被贺子珍拉进屋坐。她向贺子珍介绍了女儿陶斯亮。
陶斯亮回忆道：“贺子珍头发已经灰白，但人还清秀，可以看出年轻时秀气的样子。老太太亲切、和蔼、慈祥，看不出有任何毛病……”
“我还记得你到西安，我是看到你的行李。”贺子珍拉着曾志的手，很动感情地说：“我等你，怎么等你你也没来，我看到了你的行李，你怎么没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曾志一时百感交集。她知道贺子珍说的是1937年，那正是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后来去了苏联的时候。曾志那时本是要经西安去延安的，行李由萧克的爱人和吴德峰的爱人带去了。但她本人经过武汉时见到了出狱不久的陶铸，便留在武汉没有继续北上。若那时她能到西安，或许可以劝劝贺子珍，毕竟她们关系不一般，过去是无话不说的呀……
“子珍，那次我是在武汉碰见了陶铸，就留下了，所以行李去了人没去。”曾志解释着，“不是我不去看你，我也不知道你在西安。”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贺子珍问。
“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我跟老陶一起来了。今天老陶去看望一位老同志，我就借机下山来看你了。”
贺子珍听说庐山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脸上显出肃然和忆念。片刻，她轻声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头：“来了。”
“他，怎么样？”
“很好，身体很好。”曾志明白贺子珍的心情，向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下毛泽东的身体情况。
据陶斯亮回忆：“贺子珍很正常，一再问毛主席怎么样？当她问话时，态度很恭敬，同时让人体会到确是一往情深。”
告辞出来，曾志觉得贺子珍很正常，过去的共同生活和深厚友谊搅得心里不安，一上庐山，她就去找毛泽东。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神经病。”
毛泽东嘴唇翕动一下，两眼有些黯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得湿润了，深深叹出一声：“唉，我们是10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吩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先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曾志回忆此事时还讲道：“贺子珍在上海就曾不吃药，不吃饭。护士只好和她一起吃。护士吃什么，她才吃什么。子珍和我一起吃饭时不怕，她说：唉，那时我住广东就好了，我住广东有你就不会得什么病了……”
这些，后来曾志都一一告诉了陶铸。
往事历历，陶铸思潮起伏。
贺子珍的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他这样想。
毛泽东含泪叹息：“我们是10年的夫妻哟……”这说明毛主席恋旧，而且容易动感情。少奇和小平同志可是跟他患难与共几十年的战友，即便犯了严重错误，怎么可能彻底打倒他们呢？
贺子珍的病，正是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证明，是对王明路线的控诉。王明当年迫害打击毛泽东，以致贺子珍至今以为他还要毒害毛泽东，抢毛泽东的药，不叫他吃。这样一个王明，毛主席还要讲团结，说服大家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少奇和小平同志即便错误再严重也不能同王明相比呀！
陶铸停止了踱步。他觉得信心倍增，自言自语：“保刘、邓，我是对的。”
他将日历翻去一页，因为已经过了零点。
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天毛泽东要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深信，到时候毛泽东会讲话的……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
毛泽东一向善于以自己的情绪感染别人，影响周围的气氛。当他吸燃一支香烟，用柔和的目光向与会者一扫时，他那轻松平和的神情立刻感染了大家。紧张了十几天的陶铸，也不由得全身一阵松弛，悄悄吁口气。
直觉告诉他，他的判断没有错。
毛泽东的目光停在周恩来身上，随意地问一句：“这个会已经开了半个月了吧？”
周恩来点头：“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望着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说：“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对西南局的同志抬抬下颏，说：“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陶铸脸上掠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笑意。经历了多少折磨，受了多少气，现在是非总该清楚了。
毛泽东已经转向康生，问：“聂元梓怎么样？”
康生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眨动一下，蹙眉道：“还是要保。”
“关于这场运动的时间。”毛泽东夹烟的手在面前划了半个圆，是界线的意思：“大家讨论一下，有个大的安排。”
沉默片刻，周恩来说出设想：“机关到春节，大、中学校到明年暑假。”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这毕竟不是随口可定的小事。不过，毛泽东后来讲过：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句话讲在1967年7月13日，考虑应该是从1966年的10月便有了。毛泽东在随后视察大江南北时，又在武汉讲：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不能再搞了。到了9月2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再次讲决心：明年春天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开九大。而事实上，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文革”这场浩劫才告结束。实际为何一再违背毛泽东的初衷？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除了指导思想和路线的错误，还不能不看到林彪、江青们利用“文革”之名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之实。那时常讲的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江青一伙说“风”来自“走资派”。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怀疑了，“风”其实来自林彪、江青一伙人。
但是，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包括毛泽东在内，恐怕还没有谁意识到这场运动最终会变成那样惨重的一场浩劫。
毛泽东仍然是一身轻松地移动着目光，望着副总理李先念，问：“你们的会，今天开得怎么样？”
李先念皱眉：“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吩咐：“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我明天要出国。”
“你也告诉他们一下。”
毛泽东将目光活动着转向全体：“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10月25日，林彪讲话，指名道姓地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路线的尖锐对立。”
“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毛泽东松弛地摆一下手，语气平和，“我的责任是分一线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去年9、10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
康生插话：“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中央工作会议10月28日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一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词尖厉。但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所采取的谅解态度已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陶铸回到家里，终于朝妻子痛痛快快地叫一声：“曾志同志，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
正直、豪爽又十分天真的陶铸，他哪里想到就在这同一时间，江青正在召见北大的聂元梓：“给你个光荣的任务，到上海去。你只要把上海搞乱，就立了大功……”
斗争逐步升级
进入1966年11月份，陶铸与江青一伙人的对立越来越尖锐，斗争像越南战场上的形势一样，呈“逐步升级”的态势。
陶铸独个儿坐在沙发里出神，他又接到通知，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工作面前，他从来不曾这样畏难。
“我不是畏难，是为难。”陶铸向他的独生女儿解释，“江青就是利用她的特殊地位，总是打着主席的旗号，我们难辨真假。”
女儿知道，违心的事爸爸不会干。可是中南海里那些知情的叔叔阿姨是让她传过话的。“亮亮，因为保一些干部，你爸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很厉害，听说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这样下去可要吃亏的。”
“亮亮，你该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让就退让点吧！”
陶铸明白亲人对他的担心忧虑。他看到妻子进来，目光显得忧思重重。于是陶铸勉强一笑，振作精神立起身。
“干脆请假算了。”
“这个婆娘，疯疯癫癫。”陶铸开始穿制服，朝妻子点点头：“确实难招惹，但她也成不了气候。她不具备办大事的任何一点素质。”
“文革”开始的前半年，因为天天打交道，陶铸已经把江青这个人看透了。
进入河北厅，陶铸绷紧的神经稍稍放松一下。江青还没到。至于王力、关锋、戚本禹甚至包括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朝自己座位走去。除了正式开会，他常感到没什么话可说。
P股刚坐稳，厅门砰地响了一声，顿时引来所有人的目光。
江青黑旋风似地卷进来——黄军衣、黑斗篷，脚步又急又冲。进门猛地立住脚，尖利的目光一扫，立刻钉子一般戳在陶铸身上不动了。
“你想干什么？”江青喊第一声时，气血已经直冲脑顶，整个脸都膨胀得红上来：“你搞特务活动！你说清楚，现在就说！”
那一刻，陶铸已经提起一股气，硬起了头皮。他一声不响望着江青，岩石一样冷峻，岩石一般淡漠。
于是，江青越加愤激怨毒，那眼神恨不能将陶铸一口吞下去：“你在卫生系统讲什么？你搞我的鬼，你给我说清楚。”
陶铸依然冷峻，依然淡漠，整个河北厅受了他的影响，竟如凝固了一般无声无息。
事情的起因是陶铸接到医科大学一位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我们同学里有争论：有人提出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我认为不对。毛主席就不能怀疑，不能打倒。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又很难回答。
马克思讲过“怀疑一切”，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这句话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政治斗争上都好解释。
然而现在，在无产阶级执政掌权的社会主义中国，又是处于“文革”的运动中，这句话就不可能只是从认识论上去解释。理论指导行动，对这句话的任何解释都将带来巨大的政治后果。更何况那“怀疑一切”的后面紧跟着“打倒一切”。
陶铸慎重思虑，认清这个口号的政治目的就是将所有党的干部统统打倒。他立即给写信的学生回信说：你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能怀疑一切，毛主席就不能怀疑。
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报告，矛头也是直指刘少奇、邓小平。他在报告中甩出一顶“怕字派”的帽子，明白不过地要那些心存疑虑的人“丢掉怕字”，朝刘、邓攻击。
会议情况被中央文革有意透露出去，知道内情的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便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决心。
陶铸闻讯后，当即予以阻止，明确表态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作法我不赞成。”
显然，这一态度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知道了。
“刘少奇同志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陶铸面对中央文革小组一群人的质问，毫不隐讳地亮出观点：“我是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错误，应该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戚本禹激烈地说。
“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陶铸反而平静下来。这是因为观点已经讲明，心里便踏实了。
第一节 陶铸一跃排第四触怒林江做冤魂（11）
“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结束。”陈伯达阴沉沉地提醒。
这句话是极有分量的。会议没结束，这期间暴露的新问题自然也属待解决之列。一旦会议最终作出与陶铸观点相反的结论，那么陶铸便很可能不打自倒。
因为他事实上已经自己把自己连到了刘、邓身上。
因为林彪早在8月18日就在首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讲过：“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就是说，谁当“保皇派”，谁就是资产阶级的，谁就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牛鬼蛇神”一样属于被打倒之列。
陶铸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又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步。
对于“文革”，他与周恩来有同感，认识也相近。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用了“方兴未艾，欲罢不能”来概括形势，并且百感交集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
在当时条件的束缚下，在“文革”这一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的情况下，陶铸对待“文革”的态度与周恩来也相近，与大多数人也相近，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文革”，希望通过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及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所以，陶铸在会上发言，也明确表态：“搞阶级斗争我是坚决的，搞文化大革命我也是坚决的。”
但是，陶铸坚持认为在无产阶级已经执政的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组织有步骤的方式，在尽可能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与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相去甚远。
差距就是矛盾。陶铸陷于这种矛盾中，既想紧跟毛主席，又时时感到那“掉队之虞”。
在他踱来踱去的时候，他那善于大跳跃善于联想的大脑已经又在天马行空，驰骋无边。
他甚至一下子想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想到那次会议上一段未曾引人注意的小插曲……
陶铸是带了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一道上的庐山。会议期间，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在南昌住院，忙赶下庐山前去看望。
曾志和陶斯亮一道下了山。借这个机会，曾志带了女儿去看望了她的老战友，闲居南昌的贺子珍。
那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家。贺子珍穿一件褪了色的绸褂，一条南方老太太常穿的灰色短裤，脚下是双拖鞋，发现有客来便迎上去，手里还拿着一把大蒲扇。
曾志一进门便看见了贺子珍，立刻激动起来，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生活刹那间便活跃在脑际，她大声问：“子珍，你还认识我吗？”
“你不是曾志吗？”贺子珍一把拉住客人的手，“我怎么会忘了你！”
曾志眼睛湿润了，被贺子珍拉进屋坐。她向贺子珍介绍了女儿陶斯亮。
陶斯亮回忆道：“贺子珍头发已经灰白，但人还清秀，可以看出年轻时秀气的样子。老太太亲切、和蔼、慈祥，看不出有任何毛病……”
“我还记得你到西安，我是看到你的行李。”贺子珍拉着曾志的手，很动感情地说：“我等你，怎么等你你也没来，我看到了你的行李，你怎么没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曾志一时百感交集。她知道贺子珍说的是1937年，那正是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后来去了苏联的时候。曾志那时本是要经西安去延安的，行李由萧克的爱人和吴德峰的爱人带去了。但她本人经过武汉时见到了出狱不久的陶铸，便留在武汉没有继续北上。若那时她能到西安，或许可以劝劝贺子珍，毕竟她们关系不一般，过去是无话不说的呀……
“子珍，那次我是在武汉碰见了陶铸，就留下了，所以行李去了人没去。”曾志解释着，“不是我不去看你，我也不知道你在西安。”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贺子珍问。
“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我跟老陶一起来了。今天老陶去看望一位老同志，我就借机下山来看你了。”
贺子珍听说庐山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脸上显出肃然和忆念。片刻，她轻声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头：“来了。”
“他，怎么样？”
“很好，身体很好。”曾志明白贺子珍的心情，向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下毛泽东的身体情况。
据陶斯亮回忆：“贺子珍很正常，一再问毛主席怎么样？当她问话时，态度很恭敬，同时让人体会到确是一往情深。”
告辞出来，曾志觉得贺子珍很正常，过去的共同生活和深厚友谊搅得心里不安，一上庐山，她就去找毛泽东。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神经病。”
毛泽东嘴唇翕动一下，两眼有些黯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得湿润了，深深叹出一声：“唉，我们是10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吩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先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曾志回忆此事时还讲道：“贺子珍在上海就曾不吃药，不吃饭。护士只好和她一起吃。护士吃什么，她才吃什么。子珍和我一起吃饭时不怕，她说：唉，那时我住广东就好了，我住广东有你就不会得什么病了……”
这些，后来曾志都一一告诉了陶铸。
往事历历，陶铸思潮起伏。
贺子珍的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他这样想。
毛泽东含泪叹息：“我们是10年的夫妻哟……”这说明毛主席恋旧，而且容易动感情。少奇和小平同志可是跟他患难与共几十年的战友，即便犯了严重错误，怎么可能彻底打倒他们呢？
贺子珍的病，正是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证明，是对王明路线的控诉。王明当年迫害打击毛泽东，以致贺子珍至今以为他还要毒害毛泽东，抢毛泽东的药，不叫他吃。这样一个王明，毛主席还要讲团结，说服大家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少奇和小平同志即便错误再严重也不能同王明相比呀！
陶铸停止了踱步。他觉得信心倍增，自言自语：“保刘、邓，我是对的。”
他将日历翻去一页，因为已经过了零点。
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天毛泽东要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深信，到时候毛泽东会讲话的……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
毛泽东一向善于以自己的情绪感染别人，影响周围的气氛。当他吸燃一支香烟，用柔和的目光向与会者一扫时，他那轻松平和的神情立刻感染了大家。紧张了十几天的陶铸，也不由得全身一阵松弛，悄悄吁口气。
直觉告诉他，他的判断没有错。
毛泽东的目光停在周恩来身上，随意地问一句：“这个会已经开了半个月了吧？”
周恩来点头：“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望着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说：“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对西南局的同志抬抬下颏，说：“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陶铸脸上掠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笑意。经历了多少折磨，受了多少气，现在是非总该清楚了。
毛泽东已经转向康生，问：“聂元梓怎么样？”
康生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眨动一下，蹙眉道：“还是要保。”
“关于这场运动的时间。”毛泽东夹烟的手在面前划了半个圆，是界线的意思：“大家讨论一下，有个大的安排。”
沉默片刻，周恩来说出设想：“机关到春节，大、中学校到明年暑假。”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这毕竟不是随口可定的小事。不过，毛泽东后来讲过：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句话讲在1967年7月13日，考虑应该是从1966年的10月便有了。毛泽东在随后视察大江南北时，又在武汉讲：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不能再搞了。到了9月2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再次讲决心：明年春天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开九大。而事实上，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文革”这场浩劫才告结束。实际为何一再违背毛泽东的初衷？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除了指导思想和路线的错误，还不能不看到林彪、江青们利用“文革”之名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之实。那时常讲的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江青一伙说“风”来自“走资派”。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怀疑了，“风”其实来自林彪、江青一伙人。
但是，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包括毛泽东在内，恐怕还没有谁意识到这场运动最终会变成那样惨重的一场浩劫。
毛泽东仍然是一身轻松地移动着目光，望着副总理李先念，问：“你们的会，今天开得怎么样？”
李先念皱眉：“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吩咐：“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我明天要出国。”
“你也告诉他们一下。”
毛泽东将目光活动着转向全体：“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10月25日，林彪讲话，指名道姓地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路线的尖锐对立。”
“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毛泽东松弛地摆一下手，语气平和，“我的责任是分一线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去年9、10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
康生插话：“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中央工作会议10月28日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一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词尖厉。但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所采取的谅解态度已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陶铸回到家里，终于朝妻子痛痛快快地叫一声：“曾志同志，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
正直、豪爽又十分天真的陶铸，他哪里想到就在这同一时间，江青正在召见北大的聂元梓：“给你个光荣的任务，到上海去。你只要把上海搞乱，就立了大功……”
斗争逐步升级
进入1966年11月份，陶铸与江青一伙人的对立越来越尖锐，斗争像越南战场上的形势一样，呈“逐步升级”的态势。
陶铸独个儿坐在沙发里出神，他又接到通知，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工作面前，他从来不曾这样畏难。
“我不是畏难，是为难。”陶铸向他的独生女儿解释，“江青就是利用她的特殊地位，总是打着主席的旗号，我们难辨真假。”
女儿知道，违心的事爸爸不会干。可是中南海里那些知情的叔叔阿姨是让她传过话的。“亮亮，因为保一些干部，你爸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很厉害，听说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这样下去可要吃亏的。”
“亮亮，你该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让就退让点吧！”
陶铸明白亲人对他的担心忧虑。他看到妻子进来，目光显得忧思重重。于是陶铸勉强一笑，振作精神立起身。
“干脆请假算了。”
“这个婆娘，疯疯癫癫。”陶铸开始穿制服，朝妻子点点头：“确实难招惹，但她也成不了气候。她不具备办大事的任何一点素质。”
“文革”开始的前半年，因为天天打交道，陶铸已经把江青这个人看透了。
进入河北厅，陶铸绷紧的神经稍稍放松一下。江青还没到。至于王力、关锋、戚本禹甚至包括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朝自己座位走去。除了正式开会，他常感到没什么话可说。
P股刚坐稳，厅门砰地响了一声，顿时引来所有人的目光。
江青黑旋风似地卷进来——黄军衣、黑斗篷，脚步又急又冲。进门猛地立住脚，尖利的目光一扫，立刻钉子一般戳在陶铸身上不动了。
“你想干什么？”江青喊第一声时，气血已经直冲脑顶，整个脸都膨胀得红上来：“你搞特务活动！你说清楚，现在就说！”
那一刻，陶铸已经提起一股气，硬起了头皮。他一声不响望着江青，岩石一样冷峻，岩石一般淡漠。
于是，江青越加愤激怨毒，那眼神恨不能将陶铸一口吞下去：“你在卫生系统讲什么？你搞我的鬼，你给我说清楚。”
陶铸依然冷峻，依然淡漠，整个河北厅受了他的影响，竟如凝固了一般无声无息。
事情的起因是陶铸接到医科大学一位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我们同学里有争论：有人提出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我认为不对。毛主席就不能怀疑，不能打倒。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又很难回答。
马克思讲过“怀疑一切”，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这句话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政治斗争上都好解释。
然而现在，在无产阶级执政掌权的社会主义中国，又是处于“文革”的运动中，这句话就不可能只是从认识论上去解释。理论指导行动，对这句话的任何解释都将带来巨大的政治后果。更何况那“怀疑一切”的后面紧跟着“打倒一切”。
陶铸慎重思虑，认清这个口号的政治目的就是将所有党的干部统统打倒。他立即给写信的学生回信说：你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能怀疑一切，毛主席就不能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