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陶铸“乔迁”中南海！两军对垒怀仁堂(12)
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曾志的关注。
“出了什么事了？”曾志小声问。
陶铸不吭声，只是一个劲踱步。
“到底出什么事了嘛？”曾志忍不住提高一些声音。
“没什么！”陶铸只扔下这么一句。
曾志被噎得憋住一口气半天吐不出。她对丈夫最大的意见就在这里，哪怕把她当做一名普通的同志呢，也该交流一下思想，何况这一次是丈夫主动希望她留下来作“内助”呢。
不过，曾志很快就想通了，丈夫这种态度不能只看作“大男子主义”，其实这正是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对于自己所主管的工作，决不对外人乱说，哪怕是对自己的妻子。
曾志开始留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很快便发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已被派到陶铸这里来协助工作，而陈伯达的老婆也被分配到陶铸所主管的工作部门中来。
毫无疑问，陶铸已经成为不可信任的人。他与中央文革已陷入很深的危机中。
终于，陶铸也有憋不住的一天。他在急促的踱步中，从齿缝间漏出四个字：“这个婆娘……”
只有四个字，却足以使曾志惊心动魂。只有曾志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和意义。因为在广州，陶铸便经常把江青称为“婆娘”，而且声音很大。只要江青不在场，他从不忌讳其他人听了会怎么样。
他已经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可不是当年去广州“养病”的婆娘了，她已经被标上了“旗手”……
陶铸走进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一眼就看见了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江青。
不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
陶铸的眉毛本能地抽缩了一下，他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掩饰感情，缺少城府。大概他也有自知之明，忙转身关门，避开江青的目光，顺势右拐入座。
可是，江青颐指气使的尖声已经追过来：“你们看报纸了吗？这些照片发得是很有讲究的，我找了半天也认不出哪个是我。”
江青发难了，她被排得“边远”了。
陶铸坐下时，已然竭力克制了情绪。他平静地望住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或是参加活动也有个名义。”
“你们碰到鬼了！”江青叫起来，那声音带着穿透力直冲陶铸耳膜。他忍住没有回头，但可以想象到江青盛怒的面孔。他听到江青拍了沙发扶手：“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厅里有那么片刻如哑了一般静。
陶铸的建议无疑是在提醒江青自重，也是对国庆照片的人员排列作出回答，表明这里存在着原则性。而江青的尖叫无疑表明陶铸简直是在污辱她。她自认为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凭这两条就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碰头会进门就来势不妙，那结果便可想而知。刚宣布会议开始，江青便首先发难了。“陶铸。”江青直呼其名，矜持得连二郎腿都不曾放下来，以此提醒陶铸明白她是处于什么地位。那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口气：“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是烈性子，听到直呼其名的声音尖厉，口气凶恶，说话蛮横无礼，差点跳起来。只因为及时接到一个信号才忍住了。那信号就是周恩来的目光。可是陶铸还是以眼还眼地望住了江青。他的眼睛闪烁一下，迅即又变得漆黑，腮上突起了肉棱，微微作抖的身体预示着一触即发。
那一刻，整个河北厅都凝固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江青很赏识两个人：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卢正义和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吴传启，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封他们两人为“革命左派”。
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这两个人都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心怀叵测的人。为此，他再三向江青说明事实情况，表示不能封他们为“革命左派”，可是江青哪里肯听？只顾坚持催逼。
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做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表示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且没有按江青意图封卢正义当什么“左派”。
至于吴传启，陶铸始终坚持一步不让。
在周恩来的目光暗示下，陶铸松开紧咬的牙齿，低头喝了两口茶水，算是主动缓和了气氛，然后掀起眼帘，换上较温和的目光重新望着江青，竭力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
“我看过了！”江青自我感觉赢了一个回合，口气更硬。
陶铸皱起眉头问：“既然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陶铸的态度已经有所退让。与过去相处比较，他对江青这样讲话已是很礼貌很客气。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感觉，从来不是靠语言，而是靠无所不在的直觉。直觉可以从眼睛的一瞥，肌肉的一颤体会到那微妙的所在。何况，陶铸在炮打刘邓还是保刘邓的问题上，在派工作组和“文革”的搞法上，都与中央文革、与江青的观点大相径庭。江青不识大局，不识大体，只凭个人好恶走极端。小肚鸡肠又鼠目寸光；肚里容不得人，眼里放不下事。比如对陶铸，感情好时，看他是男性十足的男人，说什么都好接受。感情不好了，便看他是恶意十足的恶人，一无是处，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江青完全是用教训和命令的口气讲话。
“不问动机目的，不问政治历史背景？”陶铸几乎想质问：是不是蒋介石在台湾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话，你江青也要支持也要封他为革命左派？但在这种会议上，陶铸不会这样说。他只是摇摇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至于历史问题么，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嘴唇开咧成喇叭形，鼻子两侧出现挖苦的纹络：“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现在说个国民党似乎问题不太大，对外开放了。那时不得了，“文革”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你站哪一边？
陶铸猛地瞪起眼，红红的，像打开了火山口。他本来嗓门大，这时的吼声更加火山喷发一般隆隆震耳：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陶铸吼罢，山摇地动地啐了口痰。
“文革”期间，政治局会议，文革碰头会以及中央处理各省市自治区问题的接见会，都发生过不少争吵，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大吵大闹”。比如后来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比如处理青海、云南等省的问题。但是跟江青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大吼大叫，许多工作人员都说，陶铸是第一个。
他没朝刘邓开头炮，却朝江青开了头炮。
江青最初被吼懵了；脸色煞白，两颊的肌肤都松松地垂下去，嘴唇开咧着微微颤抖。她当上“第一夫人”后，哪里遇到过敢如此“放肆”吼她的共产党干部？转瞬间，她的嘴唇绷紧，一股血冲上头来，脸孔甚至头发根都涨得紫红。她眼里冒出火，那是狭隘刻毒女人常会冒出的怨愤之火；她嘴角两侧朝下气势汹汹地延伸出两道深纹，你若听听现在工作人员的形容立刻可以想到后来江青受审时的一幅照片，就是那照片上的形象。但她那时不是依在被告席的铁栏上，而是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沙发里，并且奋力拍打一下沙发扶手，锐利地叫喊道：
“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
“我就不去！”江青的手还没从沙发扶手上缩回，陶铸的大巴掌已经紧追其后拍在了茶几上，并且跳起身。他一辈子英雄主义，也从没遇过敢这样喝斥命令他的人。于是脑袋像穿甲弹，硬梆梆地挺出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他感觉有人拉他，但盛怒之下哪里肯退让？怒目圆睁地继续吼：“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陶铸被拉着坐下，那边的江青却痴痴地睁着眼，不知所措；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晌合不拢。
突然，她哭了。
不少文章都写过江青哭，一写就是“大哭大叫”，其实简单化了。
她的哭很复杂。最初是从积满怨毒之气的胸腔里迸出一股短促的气流，像是憋不住而冲突出来，马上被哽住。这短促突兀的怨气直冲鼻腔，多数从鼻孔里冲出，极少数从嘴里溢出，将嘴唇激得“啵”一声抖；只这一声，眼里便溅出泪来。没有泪水充溢眼圈再决堤而出的过程；泪水是被怨毒之气驱赶着从泪腺直接溅出眼眶，落在眼睑下两滴，像掉落下的两颗雨点。
然后，眼圈才开始循着规律充血变红，大量的泪水才滔滔不绝地涌出。可也没有马上吼叫，而是先掏手绢。
康生无动于衷地坐着，甚至眼睛也眯起来，目光从眼缝里闪出，轮替在江青和陶铸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张春桥也坐着不动，冷冷盯紧陶铸，目光阴森，一边用手轻触江青的手臂。陈伯达和姚文元早已跳将起来，本能地靠近江青，保驾一般。一边指着陶铸吼叫，一边对江青俯耳劝说。
只是到了这时，江青才开始口头出声，喊出声，并且像某些色厉内荏的孩童一样，越劝越起劲，越劝越声大，成为真正的大哭大叫：
“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周恩来明智地宣布散会。陶铸起身就走，身后还响着江青的哭叫。
唉，躲了今天躲不过明天。陶铸脸色阴沉地登上汽车。据警卫曾云同志回忆：
“从文革碰头会出来，他心情沉重，眼里潮湿，上车时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让她这么个搞法，以后怎么得了？当时我知道江青他们中央文革那帮人闹得凶，打倒干部太多。每次碰头会都是在河北厅，他们在里面吵，我们一大帮警卫在厅外等候，聊天。我们不谈政治，这条大家心里都有数，只谈地方特色和生活。那天陶铸是第一个出来，走得很快，一路无语，只到上车才自言自语地说了那么一句……”
第二天，陶铸又接到通知，参加文革碰头会。汽车驶向人民大会堂时，陶铸仰靠座椅，以手加额：刚吵过，今天还怎么碰头啊……
“保刘邓，我是对的”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场所。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正门顶上镶嵌着国徽，迎面12根25米高的浅灰色大理石门柱，使任何从它旁边走过的人都不得不生出庄严和肃穆之感。何况，背后就是用1.7万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须弥座束腰部嵌有从虎门销烟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为主题的八块巨石浮雕。这时，你迈步向前，心里怎能不激荡起那雄浑的旋律：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期望……
陶铸每次就是以这样的情感走进人民大会堂。
然而，当他临近大会堂内的河北厅，想到中央文革小组里那些永远不想见到的嘴脸，想到碰头会上避不开也不能避的争吵，再听见从门缝飞出的江青那颐指气使的尖声，他的脚步伴随着心跳一道越来越沉重。
他在门口停下步，深呼两口气，算是平静一下心，也算是做好憋气准备，然后推开门。
就是这么背兴，第一眼看到的又是江青。他心里响一声：这个婆娘。
江青可不像陶铸，笑得一脸灿然，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好像不愉快早已忘掉，以致于陶铸生出疑惑：莫非反倒是自己气量太小，心胸狭窄了？他不大自然地也朝江青笑笑，并点头。
就在这刹那，江青尖细的声音响起来：
“喂，陶铸，你现在很精神么？”
陶铸站在那里一时不明白所以然。但他的心已经开始抽缩，江青的声音有些来势不妙，她的眼睛在陶铸身上瞟来瞟去，对着王力、戚本禹们努嘴巴，叫你浑身不自在。
“我说，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江青像演员一样作出讥笑的表情：“啊，你穿的哪门子军装？”
陶铸沉下脸，阴沉沉道：“我怎么不是？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穿？”他的目光在沙发上坐着的文革小组成员身上锐利地一扫：“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
姚文元红了脸，尖刻地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才有资格穿军装。”
陶铸鼻子里哼一声，立刻回敬道：“我参加南昌起义，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当‘人之初’呢！”
这话回答得太精彩，姚文元一时语塞，他后悔自己怎么忘记了陶铸也是能武更能文。“平谷县的‘大民主试点’调查报告，我已经批过，‘此材料很好’。你为什么扣压下来？”江青开始质问。
“《十六条》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中的企业不搞四大，不进行串联。违背《十六条》的东西怎么可以拿出去抗议？”
“革命就是要不断打破各种条条框框！”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十六条》是在总理主持下搞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文件，你们想不要政策？”陶铸严肃地说出心里话：“如果生产被破坏了，再搞成粮库里粒米不存，文化革命还怎么搞？”
“压制群众，不让群众革命的是你，大搞经济主义的也是你！”江青激烈地嚷道：“你的目的就是一个，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陶铸明白江青所指内容，正色道：“你们动员中学教员和各地文艺戏剧人员来京上访告状，中央三令五申通知他们不要来，可你们说是革命行动，他们还是大批大批地来，一来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活费。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我管不管？不管是压制群众，管了你们又反过来指责我搞经济主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人民的矛盾性质就会起变化！”陈伯达撇开具体问题，用似乎威胁的语气警告：“非对抗性矛盾可以变成对抗性矛盾，那时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陶铸冷冷投去一瞥，从鼻孔里哼一声：“还有毛主席健在呢！”
陶铸明白，这些人说到底是让他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站过去就什么麻烦事情都没了。但他恰恰无法站过去。信念这个东西是无法勉强的。一般人勉强不得，高压之下也只能是口服心不服。像陶铸这样奋斗大半生的人，就连“口服”也是难勉强的。
陶铸也有一份自信。他每隔三四天，总要陪周恩来总理一道去向毛泽东作一次情况汇报。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听取汇报还有中央文革另一条线，他只相信自己讲的话毛泽东都听进去了，他认为自己是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保护，并不将中央文革那帮人放在眼里。
当然，他也不能和那帮人彻底闹翻，任何稍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意识到这一点。那帮人总是冷嘲热讽，找碴子，出难题，给他穿小鞋，陶铸不得不使用最大的忍耐力，日子过得窝心、憋气、艰难。
10月18日，他跟随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大军，接见时照例要和绝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穿上军装。接见之后，某一天又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为减少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特意脱下军装，换上便服。
可是，当他着便服走入河北厅时，遇到的又是难以忍受的场面。
中央文革那帮人故意上下打量陶铸，而且是斜着眼，交头接耳，而且那目光在你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还伴以吃吃窃笑。叫你莫测深浅，叫你感觉孤立，叫你知道背后是人议论的中心，叫你浑身爬了虱子一样地难受。
这是精神折磨的恶劣手段。
这是那种心态阴险的小人所常喜欢玩弄的低俗下流的把戏。
可是这一套把戏现在搬入了人民大会堂，搬上了严肃的政治舞台，并且毫不犹豫地用到了陶铸身上。
“哎呀，陶铸怎么不当解放军了？”
“喂，陶铸，你什么时候又成老百姓了？”
评头品足的奚落便这样开始了。这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开场白。这一点恐怕那些响当当的“造反派”也是没想到的。
一年后，陶铸向他的妻子曾志倾诉：“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能受到如此的凌辱！那时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陶铸说的“过去”，当然是“文革”以前。那时若遭到这种情况，以他的烈性子，为维护尊严是不惜动拳头的。
现在，陶铸不但要忍受，而且还得听质问：“你为什么镇压中组部群众的革命行动？”“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点了刘、邓的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你为什么压制群众，不许他们喊口号，不许他们贴刘、邓的大字报？”
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了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会议已经开了十多天，至今尚未结束。
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运动来得猛，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他主张“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出了什么事了？”曾志小声问。
陶铸不吭声，只是一个劲踱步。
“到底出什么事了嘛？”曾志忍不住提高一些声音。
“没什么！”陶铸只扔下这么一句。
曾志被噎得憋住一口气半天吐不出。她对丈夫最大的意见就在这里，哪怕把她当做一名普通的同志呢，也该交流一下思想，何况这一次是丈夫主动希望她留下来作“内助”呢。
不过，曾志很快就想通了，丈夫这种态度不能只看作“大男子主义”，其实这正是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对于自己所主管的工作，决不对外人乱说，哪怕是对自己的妻子。
曾志开始留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很快便发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已被派到陶铸这里来协助工作，而陈伯达的老婆也被分配到陶铸所主管的工作部门中来。
毫无疑问，陶铸已经成为不可信任的人。他与中央文革已陷入很深的危机中。
终于，陶铸也有憋不住的一天。他在急促的踱步中，从齿缝间漏出四个字：“这个婆娘……”
只有四个字，却足以使曾志惊心动魂。只有曾志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和意义。因为在广州，陶铸便经常把江青称为“婆娘”，而且声音很大。只要江青不在场，他从不忌讳其他人听了会怎么样。
他已经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可不是当年去广州“养病”的婆娘了，她已经被标上了“旗手”……
陶铸走进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一眼就看见了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江青。
不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
陶铸的眉毛本能地抽缩了一下，他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掩饰感情，缺少城府。大概他也有自知之明，忙转身关门，避开江青的目光，顺势右拐入座。
可是，江青颐指气使的尖声已经追过来：“你们看报纸了吗？这些照片发得是很有讲究的，我找了半天也认不出哪个是我。”
江青发难了，她被排得“边远”了。
陶铸坐下时，已然竭力克制了情绪。他平静地望住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或是参加活动也有个名义。”
“你们碰到鬼了！”江青叫起来，那声音带着穿透力直冲陶铸耳膜。他忍住没有回头，但可以想象到江青盛怒的面孔。他听到江青拍了沙发扶手：“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厅里有那么片刻如哑了一般静。
陶铸的建议无疑是在提醒江青自重，也是对国庆照片的人员排列作出回答，表明这里存在着原则性。而江青的尖叫无疑表明陶铸简直是在污辱她。她自认为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凭这两条就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碰头会进门就来势不妙，那结果便可想而知。刚宣布会议开始，江青便首先发难了。“陶铸。”江青直呼其名，矜持得连二郎腿都不曾放下来，以此提醒陶铸明白她是处于什么地位。那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口气：“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是烈性子，听到直呼其名的声音尖厉，口气凶恶，说话蛮横无礼，差点跳起来。只因为及时接到一个信号才忍住了。那信号就是周恩来的目光。可是陶铸还是以眼还眼地望住了江青。他的眼睛闪烁一下，迅即又变得漆黑，腮上突起了肉棱，微微作抖的身体预示着一触即发。
那一刻，整个河北厅都凝固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江青很赏识两个人：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卢正义和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吴传启，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封他们两人为“革命左派”。
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这两个人都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心怀叵测的人。为此，他再三向江青说明事实情况，表示不能封他们为“革命左派”，可是江青哪里肯听？只顾坚持催逼。
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做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表示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且没有按江青意图封卢正义当什么“左派”。
至于吴传启，陶铸始终坚持一步不让。
在周恩来的目光暗示下，陶铸松开紧咬的牙齿，低头喝了两口茶水，算是主动缓和了气氛，然后掀起眼帘，换上较温和的目光重新望着江青，竭力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
“我看过了！”江青自我感觉赢了一个回合，口气更硬。
陶铸皱起眉头问：“既然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陶铸的态度已经有所退让。与过去相处比较，他对江青这样讲话已是很礼貌很客气。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感觉，从来不是靠语言，而是靠无所不在的直觉。直觉可以从眼睛的一瞥，肌肉的一颤体会到那微妙的所在。何况，陶铸在炮打刘邓还是保刘邓的问题上，在派工作组和“文革”的搞法上，都与中央文革、与江青的观点大相径庭。江青不识大局，不识大体，只凭个人好恶走极端。小肚鸡肠又鼠目寸光；肚里容不得人，眼里放不下事。比如对陶铸，感情好时，看他是男性十足的男人，说什么都好接受。感情不好了，便看他是恶意十足的恶人，一无是处，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江青完全是用教训和命令的口气讲话。
“不问动机目的，不问政治历史背景？”陶铸几乎想质问：是不是蒋介石在台湾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话，你江青也要支持也要封他为革命左派？但在这种会议上，陶铸不会这样说。他只是摇摇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至于历史问题么，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嘴唇开咧成喇叭形，鼻子两侧出现挖苦的纹络：“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现在说个国民党似乎问题不太大，对外开放了。那时不得了，“文革”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你站哪一边？
陶铸猛地瞪起眼，红红的，像打开了火山口。他本来嗓门大，这时的吼声更加火山喷发一般隆隆震耳：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陶铸吼罢，山摇地动地啐了口痰。
“文革”期间，政治局会议，文革碰头会以及中央处理各省市自治区问题的接见会，都发生过不少争吵，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大吵大闹”。比如后来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比如处理青海、云南等省的问题。但是跟江青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大吼大叫，许多工作人员都说，陶铸是第一个。
他没朝刘邓开头炮，却朝江青开了头炮。
江青最初被吼懵了；脸色煞白，两颊的肌肤都松松地垂下去，嘴唇开咧着微微颤抖。她当上“第一夫人”后，哪里遇到过敢如此“放肆”吼她的共产党干部？转瞬间，她的嘴唇绷紧，一股血冲上头来，脸孔甚至头发根都涨得紫红。她眼里冒出火，那是狭隘刻毒女人常会冒出的怨愤之火；她嘴角两侧朝下气势汹汹地延伸出两道深纹，你若听听现在工作人员的形容立刻可以想到后来江青受审时的一幅照片，就是那照片上的形象。但她那时不是依在被告席的铁栏上，而是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沙发里，并且奋力拍打一下沙发扶手，锐利地叫喊道：
“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
“我就不去！”江青的手还没从沙发扶手上缩回，陶铸的大巴掌已经紧追其后拍在了茶几上，并且跳起身。他一辈子英雄主义，也从没遇过敢这样喝斥命令他的人。于是脑袋像穿甲弹，硬梆梆地挺出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他感觉有人拉他，但盛怒之下哪里肯退让？怒目圆睁地继续吼：“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陶铸被拉着坐下，那边的江青却痴痴地睁着眼，不知所措；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晌合不拢。
突然，她哭了。
不少文章都写过江青哭，一写就是“大哭大叫”，其实简单化了。
她的哭很复杂。最初是从积满怨毒之气的胸腔里迸出一股短促的气流，像是憋不住而冲突出来，马上被哽住。这短促突兀的怨气直冲鼻腔，多数从鼻孔里冲出，极少数从嘴里溢出，将嘴唇激得“啵”一声抖；只这一声，眼里便溅出泪来。没有泪水充溢眼圈再决堤而出的过程；泪水是被怨毒之气驱赶着从泪腺直接溅出眼眶，落在眼睑下两滴，像掉落下的两颗雨点。
然后，眼圈才开始循着规律充血变红，大量的泪水才滔滔不绝地涌出。可也没有马上吼叫，而是先掏手绢。
康生无动于衷地坐着，甚至眼睛也眯起来，目光从眼缝里闪出，轮替在江青和陶铸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张春桥也坐着不动，冷冷盯紧陶铸，目光阴森，一边用手轻触江青的手臂。陈伯达和姚文元早已跳将起来，本能地靠近江青，保驾一般。一边指着陶铸吼叫，一边对江青俯耳劝说。
只是到了这时，江青才开始口头出声，喊出声，并且像某些色厉内荏的孩童一样，越劝越起劲，越劝越声大，成为真正的大哭大叫：
“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周恩来明智地宣布散会。陶铸起身就走，身后还响着江青的哭叫。
唉，躲了今天躲不过明天。陶铸脸色阴沉地登上汽车。据警卫曾云同志回忆：
“从文革碰头会出来，他心情沉重，眼里潮湿，上车时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让她这么个搞法，以后怎么得了？当时我知道江青他们中央文革那帮人闹得凶，打倒干部太多。每次碰头会都是在河北厅，他们在里面吵，我们一大帮警卫在厅外等候，聊天。我们不谈政治，这条大家心里都有数，只谈地方特色和生活。那天陶铸是第一个出来，走得很快，一路无语，只到上车才自言自语地说了那么一句……”
第二天，陶铸又接到通知，参加文革碰头会。汽车驶向人民大会堂时，陶铸仰靠座椅，以手加额：刚吵过，今天还怎么碰头啊……
“保刘邓，我是对的”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场所。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正门顶上镶嵌着国徽，迎面12根25米高的浅灰色大理石门柱，使任何从它旁边走过的人都不得不生出庄严和肃穆之感。何况，背后就是用1.7万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须弥座束腰部嵌有从虎门销烟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为主题的八块巨石浮雕。这时，你迈步向前，心里怎能不激荡起那雄浑的旋律：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期望……
陶铸每次就是以这样的情感走进人民大会堂。
然而，当他临近大会堂内的河北厅，想到中央文革小组里那些永远不想见到的嘴脸，想到碰头会上避不开也不能避的争吵，再听见从门缝飞出的江青那颐指气使的尖声，他的脚步伴随着心跳一道越来越沉重。
他在门口停下步，深呼两口气，算是平静一下心，也算是做好憋气准备，然后推开门。
就是这么背兴，第一眼看到的又是江青。他心里响一声：这个婆娘。
江青可不像陶铸，笑得一脸灿然，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好像不愉快早已忘掉，以致于陶铸生出疑惑：莫非反倒是自己气量太小，心胸狭窄了？他不大自然地也朝江青笑笑，并点头。
就在这刹那，江青尖细的声音响起来：
“喂，陶铸，你现在很精神么？”
陶铸站在那里一时不明白所以然。但他的心已经开始抽缩，江青的声音有些来势不妙，她的眼睛在陶铸身上瞟来瞟去，对着王力、戚本禹们努嘴巴，叫你浑身不自在。
“我说，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江青像演员一样作出讥笑的表情：“啊，你穿的哪门子军装？”
陶铸沉下脸，阴沉沉道：“我怎么不是？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穿？”他的目光在沙发上坐着的文革小组成员身上锐利地一扫：“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
姚文元红了脸，尖刻地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才有资格穿军装。”
陶铸鼻子里哼一声，立刻回敬道：“我参加南昌起义，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当‘人之初’呢！”
这话回答得太精彩，姚文元一时语塞，他后悔自己怎么忘记了陶铸也是能武更能文。“平谷县的‘大民主试点’调查报告，我已经批过，‘此材料很好’。你为什么扣压下来？”江青开始质问。
“《十六条》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中的企业不搞四大，不进行串联。违背《十六条》的东西怎么可以拿出去抗议？”
“革命就是要不断打破各种条条框框！”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十六条》是在总理主持下搞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文件，你们想不要政策？”陶铸严肃地说出心里话：“如果生产被破坏了，再搞成粮库里粒米不存，文化革命还怎么搞？”
“压制群众，不让群众革命的是你，大搞经济主义的也是你！”江青激烈地嚷道：“你的目的就是一个，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陶铸明白江青所指内容，正色道：“你们动员中学教员和各地文艺戏剧人员来京上访告状，中央三令五申通知他们不要来，可你们说是革命行动，他们还是大批大批地来，一来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活费。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我管不管？不管是压制群众，管了你们又反过来指责我搞经济主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人民的矛盾性质就会起变化！”陈伯达撇开具体问题，用似乎威胁的语气警告：“非对抗性矛盾可以变成对抗性矛盾，那时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陶铸冷冷投去一瞥，从鼻孔里哼一声：“还有毛主席健在呢！”
陶铸明白，这些人说到底是让他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站过去就什么麻烦事情都没了。但他恰恰无法站过去。信念这个东西是无法勉强的。一般人勉强不得，高压之下也只能是口服心不服。像陶铸这样奋斗大半生的人，就连“口服”也是难勉强的。
陶铸也有一份自信。他每隔三四天，总要陪周恩来总理一道去向毛泽东作一次情况汇报。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听取汇报还有中央文革另一条线，他只相信自己讲的话毛泽东都听进去了，他认为自己是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保护，并不将中央文革那帮人放在眼里。
当然，他也不能和那帮人彻底闹翻，任何稍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意识到这一点。那帮人总是冷嘲热讽，找碴子，出难题，给他穿小鞋，陶铸不得不使用最大的忍耐力，日子过得窝心、憋气、艰难。
10月18日，他跟随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大军，接见时照例要和绝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穿上军装。接见之后，某一天又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为减少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特意脱下军装，换上便服。
可是，当他着便服走入河北厅时，遇到的又是难以忍受的场面。
中央文革那帮人故意上下打量陶铸，而且是斜着眼，交头接耳，而且那目光在你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还伴以吃吃窃笑。叫你莫测深浅，叫你感觉孤立，叫你知道背后是人议论的中心，叫你浑身爬了虱子一样地难受。
这是精神折磨的恶劣手段。
这是那种心态阴险的小人所常喜欢玩弄的低俗下流的把戏。
可是这一套把戏现在搬入了人民大会堂，搬上了严肃的政治舞台，并且毫不犹豫地用到了陶铸身上。
“哎呀，陶铸怎么不当解放军了？”
“喂，陶铸，你什么时候又成老百姓了？”
评头品足的奚落便这样开始了。这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开场白。这一点恐怕那些响当当的“造反派”也是没想到的。
一年后，陶铸向他的妻子曾志倾诉：“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能受到如此的凌辱！那时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陶铸说的“过去”，当然是“文革”以前。那时若遭到这种情况，以他的烈性子，为维护尊严是不惜动拳头的。
现在，陶铸不但要忍受，而且还得听质问：“你为什么镇压中组部群众的革命行动？”“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点了刘、邓的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你为什么压制群众，不许他们喊口号，不许他们贴刘、邓的大字报？”
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了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会议已经开了十多天，至今尚未结束。
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运动来得猛，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他主张“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