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17)
刘少奇面对这一切的反应是，他对毛泽东写的第一张大字报中所下的结论有“保留意见”，并表示，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有在“背后活动”。刘少奇处于一种有分寸的退却状态。
毛泽东采取的仍然是进攻的策略。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再一次批驳了利用“反我即反党”，把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使当时被工作组称之为少数派的人，心情振奋，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与工作组，或者说与当时的多数派相抗衡。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反对工作组的组织，他们拉出了千余人的队伍，步行到地质部，要求工作组组长回去作检查。当地质部党委拒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便在地质部举行了静坐绝食示威。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地质部被迫与他们达成了第二天工作组长返回地质学院接受批判的协议。
有了地质学院反工作组胜利的榜样，清华大学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于8月24日，针对工作组问题，又抛出了一批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虽然，在当时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的舆论工具已暗示出斗争锋芒所向是直指刘少奇，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认为刘少奇地位不可动摇的信念，加之刘少奇手中尚且握有的权力，大部分人采取了观望态度。刘少奇、王光美则通过刘涛在清华园组织了保工作组的学生，大肆宣传“不许右派翻天”，同时将针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全部撕掉。态度本来就欠明朗的群众，沿习了随大流的中国人的习俗，自然而然地倒向了保工作组一边，少数派的处境仍然相当困难。“秋后算账论”到处泛滥。即使有人感到点名批判刘少奇可能很有点来头，但是一想到反右运动的教训，就不敢轻易行事了。于是，少数派的中坚分子愈益孤立了。
在北京反工作组的少数派仍然受到压制的同时，全国大多数省份反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学生也受到压制，反“右派”抓“黑鬼”，到处风行。不少地方的工人、农民也参与了这一活动。
在造起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10月9日，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的是集中解决“中间”（指各级干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排除所谓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会议原定开三天，后又一延再延，至10月28日结束，前前后后共计20天。
会上，毛泽东的讲话，10月12日林彪在小组会上的发言，10月16日陈伯达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发动“文革”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被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的讲话明确了。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披露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
公开运转的宣传机器只能以如上的方式暗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锋芒所向，以探求群众可能发生的反应。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触角，就不必那么隐晦了。它早已用习惯了的方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传递给了他们的忠实信徒。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革”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11月3日，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虽然，在宣传这次接见时，除了没有参加接见活动的康生外，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然而，在接见活动中，毛泽东特地走到刘少奇面前与他交谈了十多分钟，这不仅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前显示了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而且，在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影响下，刘少奇也觉得是莫大的内心安慰。但是，本来意味着终结的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刘少奇被损伤的心灵，还要继续经受挫伤。
打倒刘、邓的具体部署还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着。12月18日，张春桥把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单独密谈。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立即开始筹备12月25日的大规模行动。
12月25日这一天，时值寒冬，北风呼啸。上午，清华大学五千余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起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王光美等做了毫不留情的“缺席批判”。最后声明，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然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在前面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很快，“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必须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样，就把由上而下部署指挥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计划的实施向前扩展了一大步。使原来对打倒刘、邓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开始去理解这一行动。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了。
1966年结束之际，源于北京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在全国范围内，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
扣留王光美的圈套
1966年，在一片“打倒刘、邓”的呼喊声中结束了。但是，林彪、江青导演下的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殊死斗争却在继续。
在整个社会上，刘少奇还维持着一种虚幻的平衡，群众不敢对他直接下手。而他的儿女们却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和场合被迫作检查、挨批斗。他的妻子也逃脱不了被揪批的命运。1月6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是女儿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归途中被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刘少奇作为父亲，本能地反应道：“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开中南海的忠告，有些犹豫。刘少奇却不假思索地说：“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刘少奇、王光美立即驱车来到医院，没看见受伤的女儿，却看到了被当做人质扣留在医院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原来这是在江青怂恿下，清华大学的学生设下的一个圈套，为的是把王光美诱出中南海，以演出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但是，当清华学生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根本没有预计到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毫无准备的场面出现，因为，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啊！就在对方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对母亲说：“他们是为了抓你。”此时已完全冷静下来的王光美对着眼前的一大帮对手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带着子女及工作人员离开了医院，留下王光美只身一人。于是，她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在逼迫下写下四点保证。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这虽是一场虚惊，想来却实在叫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起，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智擒王光美”的经过。面对着青年学生在别人唆使下甚嚣尘上的骄狂气焰，刘少奇一家犹如生活在滚油锅中。
第二节 中南海陡起狂澜福禄居少奇奇冤（4）
“文革”高潮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会见
为了诋毁刘少奇、邓小平在群众中的影响，1967年1月10日，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各地纷纷响应。这种全国上下一致的举动，无疑也重重地损伤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心灵。
“智擒王光美”惊动了刘少奇的情况，通过它应走的渠道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我们无从知道毛泽东对这件事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过，事隔一周，在1月13日深夜，毛泽东等人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劈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也认为，1月6日惊动刘少奇这件事必须由他出面做些安抚。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态度和蔼，似乎他与刘少奇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刘少奇却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这次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他承担。他还郑重其事地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沉吟不语，不住地吸烟。或许他是在沉思他与刘少奇多年的合作关系。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是位很有才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后来，到延安根据地，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人物携手并进共同领导中国革命。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刘少奇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等人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更加牢固了。他与刘少奇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刘少奇紧密合作，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同心协力，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正是由于在合作中对刘少奇的了解，1959年，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并在4月份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了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大跃进”中许多浮夸冒进做法造成的接踵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在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摆出了一大堆难题。面对着“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亦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面对全国性的困难，中国领导人团结一致，终于很快渡过了这一难关。毛泽东非常清楚，其中包括着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人付出的大量劳动。应当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一直是有成效的。眼前的刘少奇竟只有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愿望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呈，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和《修养》的攻击
当刘少奇一家正在庆幸毛泽东从来提倡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和希望时，中南海的造反队又冲进刘少奇居住的庭院，并扬言要冲办公室。造反人员还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甚至让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缺腿桌子上挨斗。刘少奇对这一切的回答只能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在与毛泽东谈话后的第四天一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除专用电话，刘少奇据理力争道：“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哪知，第二天，想必是造反派有了不逊于毛泽东权力的后台支持，终于不由分说地将刘少奇家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不可能用电话很方便地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了。刘少奇的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了。
当时充斥社会的各家红卫兵小报，无不以最醒目的版面设计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在《刘少奇十大罪状》《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出访中的丑恶嘴脸》等骇人听闻的标题下，陈述着内容几乎差不多的陈词滥调，从精神上折磨刘少奇。他的家人更无一免于冲击。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于1967年2月4日被公安部逮捕了。
经过2月中旬一直延续至3月下旬的反击“二月逆流”，组织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刘少奇进攻的时机趋于成熟。3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次新的进攻。会上，林彪、江青之流对刘少奇、邓小平几十年来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则对批判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如下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于是，社会上立即出现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并将它称之为批判“黑《修养》”。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刊，以《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连续发表大块文章，批判《修养》一书，并以此为途径，将毛泽东对批判这本书的指示精神透露出来了。
毛泽东采取的仍然是进攻的策略。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再一次批驳了利用“反我即反党”，把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使当时被工作组称之为少数派的人，心情振奋，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与工作组，或者说与当时的多数派相抗衡。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反对工作组的组织，他们拉出了千余人的队伍，步行到地质部，要求工作组组长回去作检查。当地质部党委拒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便在地质部举行了静坐绝食示威。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地质部被迫与他们达成了第二天工作组长返回地质学院接受批判的协议。
有了地质学院反工作组胜利的榜样，清华大学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于8月24日，针对工作组问题，又抛出了一批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虽然，在当时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的舆论工具已暗示出斗争锋芒所向是直指刘少奇，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认为刘少奇地位不可动摇的信念，加之刘少奇手中尚且握有的权力，大部分人采取了观望态度。刘少奇、王光美则通过刘涛在清华园组织了保工作组的学生，大肆宣传“不许右派翻天”，同时将针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全部撕掉。态度本来就欠明朗的群众，沿习了随大流的中国人的习俗，自然而然地倒向了保工作组一边，少数派的处境仍然相当困难。“秋后算账论”到处泛滥。即使有人感到点名批判刘少奇可能很有点来头，但是一想到反右运动的教训，就不敢轻易行事了。于是，少数派的中坚分子愈益孤立了。
在北京反工作组的少数派仍然受到压制的同时，全国大多数省份反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学生也受到压制，反“右派”抓“黑鬼”，到处风行。不少地方的工人、农民也参与了这一活动。
在造起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10月9日，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的是集中解决“中间”（指各级干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排除所谓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会议原定开三天，后又一延再延，至10月28日结束，前前后后共计20天。
会上，毛泽东的讲话，10月12日林彪在小组会上的发言，10月16日陈伯达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发动“文革”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被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的讲话明确了。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披露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
公开运转的宣传机器只能以如上的方式暗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锋芒所向，以探求群众可能发生的反应。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触角，就不必那么隐晦了。它早已用习惯了的方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传递给了他们的忠实信徒。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革”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11月3日，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虽然，在宣传这次接见时，除了没有参加接见活动的康生外，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然而，在接见活动中，毛泽东特地走到刘少奇面前与他交谈了十多分钟，这不仅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前显示了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而且，在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影响下，刘少奇也觉得是莫大的内心安慰。但是，本来意味着终结的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刘少奇被损伤的心灵，还要继续经受挫伤。
打倒刘、邓的具体部署还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着。12月18日，张春桥把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单独密谈。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立即开始筹备12月25日的大规模行动。
12月25日这一天，时值寒冬，北风呼啸。上午，清华大学五千余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起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王光美等做了毫不留情的“缺席批判”。最后声明，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然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在前面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很快，“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必须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样，就把由上而下部署指挥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计划的实施向前扩展了一大步。使原来对打倒刘、邓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开始去理解这一行动。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了。
1966年结束之际，源于北京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在全国范围内，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
扣留王光美的圈套
1966年，在一片“打倒刘、邓”的呼喊声中结束了。但是，林彪、江青导演下的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殊死斗争却在继续。
在整个社会上，刘少奇还维持着一种虚幻的平衡，群众不敢对他直接下手。而他的儿女们却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和场合被迫作检查、挨批斗。他的妻子也逃脱不了被揪批的命运。1月6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是女儿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归途中被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刘少奇作为父亲，本能地反应道：“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开中南海的忠告，有些犹豫。刘少奇却不假思索地说：“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刘少奇、王光美立即驱车来到医院，没看见受伤的女儿，却看到了被当做人质扣留在医院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原来这是在江青怂恿下，清华大学的学生设下的一个圈套，为的是把王光美诱出中南海，以演出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但是，当清华学生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根本没有预计到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毫无准备的场面出现，因为，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啊！就在对方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对母亲说：“他们是为了抓你。”此时已完全冷静下来的王光美对着眼前的一大帮对手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带着子女及工作人员离开了医院，留下王光美只身一人。于是，她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在逼迫下写下四点保证。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这虽是一场虚惊，想来却实在叫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起，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智擒王光美”的经过。面对着青年学生在别人唆使下甚嚣尘上的骄狂气焰，刘少奇一家犹如生活在滚油锅中。
第二节 中南海陡起狂澜福禄居少奇奇冤（4）
“文革”高潮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会见
为了诋毁刘少奇、邓小平在群众中的影响，1967年1月10日，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各地纷纷响应。这种全国上下一致的举动，无疑也重重地损伤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心灵。
“智擒王光美”惊动了刘少奇的情况，通过它应走的渠道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我们无从知道毛泽东对这件事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不过，事隔一周，在1月13日深夜，毛泽东等人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劈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也认为，1月6日惊动刘少奇这件事必须由他出面做些安抚。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态度和蔼，似乎他与刘少奇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刘少奇却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这次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他承担。他还郑重其事地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沉吟不语，不住地吸烟。或许他是在沉思他与刘少奇多年的合作关系。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是位很有才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后来，到延安根据地，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人物携手并进共同领导中国革命。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刘少奇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等人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更加牢固了。他与刘少奇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刘少奇紧密合作，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同心协力，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正是由于在合作中对刘少奇的了解，1959年，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并在4月份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了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大跃进”中许多浮夸冒进做法造成的接踵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在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摆出了一大堆难题。面对着“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亦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面对全国性的困难，中国领导人团结一致，终于很快渡过了这一难关。毛泽东非常清楚，其中包括着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人付出的大量劳动。应当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合作一直是有成效的。眼前的刘少奇竟只有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愿望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呈，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和《修养》的攻击
当刘少奇一家正在庆幸毛泽东从来提倡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和希望时，中南海的造反队又冲进刘少奇居住的庭院，并扬言要冲办公室。造反人员还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甚至让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缺腿桌子上挨斗。刘少奇对这一切的回答只能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在与毛泽东谈话后的第四天一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除专用电话，刘少奇据理力争道：“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哪知，第二天，想必是造反派有了不逊于毛泽东权力的后台支持，终于不由分说地将刘少奇家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不可能用电话很方便地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了。刘少奇的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了。
当时充斥社会的各家红卫兵小报，无不以最醒目的版面设计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在《刘少奇十大罪状》《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出访中的丑恶嘴脸》等骇人听闻的标题下，陈述着内容几乎差不多的陈词滥调，从精神上折磨刘少奇。他的家人更无一免于冲击。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于1967年2月4日被公安部逮捕了。
经过2月中旬一直延续至3月下旬的反击“二月逆流”，组织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刘少奇进攻的时机趋于成熟。3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次新的进攻。会上，林彪、江青之流对刘少奇、邓小平几十年来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则对批判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如下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于是，社会上立即出现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并将它称之为批判“黑《修养》”。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刊，以《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连续发表大块文章，批判《修养》一书，并以此为途径，将毛泽东对批判这本书的指示精神透露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