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16)
从6月下旬开始的工作组“反干扰”运动，逐渐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20余天的时间里，北京24所高等院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比例或许并不亚于反右运动。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毛泽东在京的耳目，把上述种种情况频频传递给他。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这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都被他们搞得粉碎，何况我们呢？”这段话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去了解毛泽东在分析各种情况之后所下的结论。为此，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里灯光明亮，显然，毛泽东在接待客人。门卫却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早已休息了。刘少奇吃了一记闷棍，怏怏返家。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这些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未及防备，犹如当头一棒，却又摸不清头脑。应该说，刘少奇一直是尽量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按传统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土地改革不是使用的工作组形式吗？“四清”运动不是使用的工作组形式吗？这次，虽然毛泽东曾经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但是，如果毛泽东回京时，局势真是一片混乱，似乎也不太好交待吧？
毛泽东既然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刘少奇便希望竭尽全力挽回局面。他立即下令工作组刹住“反干扰”，赶快转入“斗黑帮”。王光美所在的清华大学和张承先所在的北京大学首先执行了。然而，由于在此之前，陈伯达、康生、江青、曹轶欧等人纷纷亲自出马，到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煽动群众的反工作组情绪，并通过这些单位将信息传递出来，因此，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高等院校中，反工作组的能量仍在聚集扩展。为此，刘少奇希望工作组能够体面地逐渐往后退一点，以稳住整个“文革”的局势。
此时，毛泽东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学生中继续频繁活动，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制造群众与刘少奇更严重的对立。
7月21日，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着的蒯大富，表示了对他反工作组行动的支持。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前一段在“文革”中所做的工作作了更明确的表态。毛泽东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对待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则指出：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刘少奇没能理解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义，还想在工作组问题上持保留意见。为此，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问题的看法，并作出结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法。
毛泽东知道了刘少奇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后，决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组进一步与之针锋相对。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北京大学这个基地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所选择的清华大学这个基地相抗衡。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两次去北京大学进行活动，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陈伯达一反既往的观点，明确表示：“对于‘六一八’这个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则在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打击的群众中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我们站在一块儿！”之后，他们还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写信给中央，批评当时抓运动的人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及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指出，“排除干扰”的运动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24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的面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表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所做工作的肯定，同时对工作组问题表态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有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更加活跃了。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康生还在会上特别强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再一次挑逗群众反工作组的情绪。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一次指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陈伯达、康生、江青再次去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他们站在反对工作组的立场上，把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江青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现出了惟她最“革”的姿态。但是，当她激动过分，忘乎所以，无法自控，将她与毛泽东和前妻杨开慧的儿子毛岸青的妻子张韶华的矛盾，在这样一种场合抖搂出来，并声嘶力竭地高喊毛家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时，许多人心中似乎对这种“革命”掠过了一片阴云，不过，很快又被革命的浪潮冲淡了。反工作组的情绪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最后，陈伯达说：“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群情激奋，难以形容。
在中央文革直接参与下赶走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消息迅疾传遍北京各大中学校，北京的反工作组浪潮势不可挡。刘少奇非常清楚，清华大学的工作组也难以维持下去了。但是，他仍认为派工作组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并没有错。为此，他于7月27日找康生单独谈话。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坚持说：“不是。”并认为，“你们说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为了支持康生对蒯大富的评价，陈伯达当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争取反对工作组斗争的胜利，活动更加频繁了。7月17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带领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江青还在海淀区召开的中学学生代表大会上当场宣布罢掉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的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咄咄逼迫下，28日，北京市委做出了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又委派周恩来亲自去过问清华大学的“文革”情况。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也被送去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这次或许真是说了心里话：“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接见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大会气氛骤然生辉。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的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渊之别。
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公开化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为各自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辩解。为了证明各自的正确，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刘少奇选择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这个学院是在北京市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对立局面的学校，问题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刘少奇试图按照“文革”开始不久时制定的“中央八条”精神，用“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此间，刘少奇就工作组问题和学生运动问题多次讲话，讲话精神基本上是他前一阶段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王光美则继续在清华大学活动。然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乏气势。
毛泽东认为，应该用公开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依靠更广大的群众，制造声势。
8月4日，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学举行的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同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公开平了反。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196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是对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否定，北戴河会议批判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等右倾表现，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为纠正“四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所谓形“左”实右路线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又是指向王光美1964年参加“四清”的“桃园经验”的。在工作组问题上，虽然中央有许多人赞同刘少奇的做法，但是大字报中不指名地点出了新账、旧账一起算，这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毛泽东使用了大字报这种非常手段，无疑等于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刘少奇孤立了。
在借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这段话，或许能从一个方面证明，毛泽东为扭转刘少奇所造成的“文革”的局面，亦即为了通过《十六条》，确实做过相当艰苦的努力。
通过《十六条》的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庆贺。锣鼓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成一片。激情的场面显示出了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居住在中南海里的人也为之震动。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当激情满怀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地出现在眼前，听见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地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泽东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和他握握手。当毛泽东被群众簇拥着登上接待站讲台，连声说道：“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时，那种情绪，那种场面，用鼎沸这个词也难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赶到接待站将毛泽东请回中南海后，人群仍在继续翻滚，闻讯赶来的大批大批群众更增加了那儿的温度。
第二天，《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言词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以此表明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
在群众情绪的支持下，在林彪的协助下，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此后不久的中央领导人露面的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显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调整。
最明显的是：林彪的权力上升了，刘少奇的权力削弱了。
向刘少奇公开挑战
8月22日，清华园内出现了《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公开向刘少奇挑战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这些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未及防备，犹如当头一棒，却又摸不清头脑。应该说，刘少奇一直是尽量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按传统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土地改革不是使用的工作组形式吗？“四清”运动不是使用的工作组形式吗？这次，虽然毛泽东曾经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但是，如果毛泽东回京时，局势真是一片混乱，似乎也不太好交待吧？
毛泽东既然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刘少奇便希望竭尽全力挽回局面。他立即下令工作组刹住“反干扰”，赶快转入“斗黑帮”。王光美所在的清华大学和张承先所在的北京大学首先执行了。然而，由于在此之前，陈伯达、康生、江青、曹轶欧等人纷纷亲自出马，到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煽动群众的反工作组情绪，并通过这些单位将信息传递出来，因此，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高等院校中，反工作组的能量仍在聚集扩展。为此，刘少奇希望工作组能够体面地逐渐往后退一点，以稳住整个“文革”的局势。
此时，毛泽东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学生中继续频繁活动，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制造群众与刘少奇更严重的对立。
7月21日，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着的蒯大富，表示了对他反工作组行动的支持。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前一段在“文革”中所做的工作作了更明确的表态。毛泽东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对待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则指出：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刘少奇没能理解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义，还想在工作组问题上持保留意见。为此，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问题的看法，并作出结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法。
毛泽东知道了刘少奇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后，决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组进一步与之针锋相对。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北京大学这个基地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所选择的清华大学这个基地相抗衡。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两次去北京大学进行活动，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陈伯达一反既往的观点，明确表示：“对于‘六一八’这个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则在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打击的群众中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我们站在一块儿！”之后，他们还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写信给中央，批评当时抓运动的人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及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指出，“排除干扰”的运动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24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的面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表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所做工作的肯定，同时对工作组问题表态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有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更加活跃了。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康生还在会上特别强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再一次挑逗群众反工作组的情绪。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一次指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陈伯达、康生、江青再次去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他们站在反对工作组的立场上，把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江青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现出了惟她最“革”的姿态。但是，当她激动过分，忘乎所以，无法自控，将她与毛泽东和前妻杨开慧的儿子毛岸青的妻子张韶华的矛盾，在这样一种场合抖搂出来，并声嘶力竭地高喊毛家不承认这个儿媳妇时，许多人心中似乎对这种“革命”掠过了一片阴云，不过，很快又被革命的浪潮冲淡了。反工作组的情绪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最后，陈伯达说：“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群情激奋，难以形容。
在中央文革直接参与下赶走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消息迅疾传遍北京各大中学校，北京的反工作组浪潮势不可挡。刘少奇非常清楚，清华大学的工作组也难以维持下去了。但是，他仍认为派工作组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并没有错。为此，他于7月27日找康生单独谈话。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坚持说：“不是。”并认为，“你们说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为了支持康生对蒯大富的评价，陈伯达当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争取反对工作组斗争的胜利，活动更加频繁了。7月17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带领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江青还在海淀区召开的中学学生代表大会上当场宣布罢掉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的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咄咄逼迫下，28日，北京市委做出了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又委派周恩来亲自去过问清华大学的“文革”情况。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也被送去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这次或许真是说了心里话：“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接见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大会气氛骤然生辉。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的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渊之别。
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公开化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为各自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辩解。为了证明各自的正确，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刘少奇选择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这个学院是在北京市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对立局面的学校，问题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刘少奇试图按照“文革”开始不久时制定的“中央八条”精神，用“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此间，刘少奇就工作组问题和学生运动问题多次讲话，讲话精神基本上是他前一阶段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王光美则继续在清华大学活动。然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乏气势。
毛泽东认为，应该用公开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依靠更广大的群众，制造声势。
8月4日，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学举行的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同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公开平了反。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196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是对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否定，北戴河会议批判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等右倾表现，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为纠正“四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所谓形“左”实右路线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又是指向王光美1964年参加“四清”的“桃园经验”的。在工作组问题上，虽然中央有许多人赞同刘少奇的做法，但是大字报中不指名地点出了新账、旧账一起算，这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毛泽东使用了大字报这种非常手段，无疑等于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刘少奇孤立了。
在借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这段话，或许能从一个方面证明，毛泽东为扭转刘少奇所造成的“文革”的局面，亦即为了通过《十六条》，确实做过相当艰苦的努力。
通过《十六条》的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庆贺。锣鼓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成一片。激情的场面显示出了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居住在中南海里的人也为之震动。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当激情满怀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地出现在眼前，听见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地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泽东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和他握握手。当毛泽东被群众簇拥着登上接待站讲台，连声说道：“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时，那种情绪，那种场面，用鼎沸这个词也难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赶到接待站将毛泽东请回中南海后，人群仍在继续翻滚，闻讯赶来的大批大批群众更增加了那儿的温度。
第二天，《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言词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以此表明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
在群众情绪的支持下，在林彪的协助下，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此后不久的中央领导人露面的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显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调整。
最明显的是：林彪的权力上升了，刘少奇的权力削弱了。
向刘少奇公开挑战
8月22日，清华园内出现了《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公开向刘少奇挑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