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18)
林彪最怕提到这个事，本想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地躲避过去。但现在彭德怀当面让他作证，不得不站起来说：“噢，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是后来才知道的。”
彭德怀释然了，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林彪愈加显得不自然起来。
毛泽东木然地坐在那儿，脸上毫无表情。
批判会的气氛凉了，淡了。
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他的表情使与会者感到不安。熟悉毛泽东性格的人意识到，他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大脑肯定正在构思新的策略。
8月15日，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中这样写道：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变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次日，毛泽东写了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章，文章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和批语，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极富理论魅力和感情色彩，从党内斗争的最极端高度对彭德怀问题做了政治结论，使问题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当时就全党来说，威望之高，理论根底之深，斗争经验之丰富，知识之渊博，没有人比得上毛泽东。当他把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时，任何对手都只能注定失败。
可悲的是，这次他把自己营垒里的战友当成了对手……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高度批判彭德怀：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大海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同样……
毛泽东讲话之后，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8月16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摘要发表。在此之前，一般平民对庐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得不作种种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彭、黄、张、周犯了错误。因为中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黄克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张闻天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职务、周小舟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告诉人们：“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治运动波及全国，一大批干部、党员、群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受到批判和处理。
从此，人们把“庐山——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人们不敢也不愿再提及庐山：庐山太神秘了！庐山太深奥了！庐山太可怕了！
从此，彭德怀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向毛泽东作了三条保证：
一，永远不当反革命；
二，决不自杀；
三，要自食其力。
看到彭德怀的三条保证，毛泽东宽容地一笑，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他初登庐山时的一切忧虑都化做浮云飘走了。
20年后，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接着就是困难时期。”在政治上，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个人崇拜恶性发展，使“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十分严重”起来；在经济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得以延续了下去，进而导致三年经济困难。
彭德怀下山了。
灼热的太阳照在他惨白的脸上，白炽的光线射得他睁不开眼睛。他抬手打起眼罩，回过头向他度过一段“非凡”日月的庐山投下了深沉的一瞥。他的嘴唇蠕动着，仿佛要说些什么。
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历史记载下来了：庐山——彭德怀；彭德怀——庐山，一个人和一座山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怀仁堂：谁撞在了“枪口”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队30年来的“流毒和影响”。
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了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
很明显，这次会议在庐山就定下来了。庐山的八届八中全会是8月16日结束的，8月18日紧接着召开这次会议，可见当时的气氛是如何紧张了。
中南海怀仁堂的军委扩大会议首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彭德怀、黄克诚到了会，依旧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即使发言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是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意见书”的某些言辞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很多人在私下闲聊时议论：就这样走走过场算了，别磨蹭了，下面还有很多事等着干呢！
将军们的想法太天真、太善良了。在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谋多智广，英勇善战；可是在“不流血的战争”上，他们幼稚得像新兵蛋子。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遭透了”“彭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扇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的地位翻庐山的案”。康生亲自跑到毛泽东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的进程。
晚上10点，中央决定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据此，军委发出紧急通知：大军区级干部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政、后也要各来一名干部参加；总参各部、局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
与会者统统住在前门饭店。会场除怀仁堂以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拉线广播。两个会场统由大会秘书处管理。秘书处设有秘书、简报、警卫、总务四个组。罗瑞卿担任秘书长，谭政、萧华但任副秘书长。
大会要求参加会议人员务必一天之内到齐，22日正式开会。
8月21日，是大会秘书处人员忙得透不过气的一天。
一下派出18架飞机飞赴各地，将大会代表接到北京。秘书组组长邵英和总务组组长高克恭分别坐镇飞机场和前门饭店。飞机场，飞机飞起落下，落下飞起，往返不停，换人不换机；前门饭店，汽车此进彼出，彼出此进，犹如穿梭，换人不换车，以致闹出了互相接错代表的笑话。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关于彭、黄、张、周的座位安排，曾有人提出单独在主席台前另摆上椅子让他们坐。许多人认为这样不妥，这样有法庭审讯的味道。经过一番争执，最后确定让他们坐在主席台前排的两侧。怀仁堂，彭德怀在右侧，黄克诚在左侧；紫光阁，张闻天在右侧，周小舟在左侧。
大会内容没变，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是彭、黄、张、周做检讨。
会议以小组讨论与大会批判结合着进行。
小组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总部划定。
总参谋部与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和各部、局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处长。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使大家的认识尤为深刻：
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去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一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一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里18亩地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小孩P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如此弄虚作假，一下子打破了报纸宣传的神话。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十分钟，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当即下令把“队伍”轰走了。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给他的棉籽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里漾出泪光，“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
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起来。
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吧！”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做，恐怕会招来麻烦啊！”
“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彭德怀释然了，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林彪愈加显得不自然起来。
毛泽东木然地坐在那儿，脸上毫无表情。
批判会的气氛凉了，淡了。
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他的表情使与会者感到不安。熟悉毛泽东性格的人意识到，他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大脑肯定正在构思新的策略。
8月15日，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中这样写道：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变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次日，毛泽东写了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章，文章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和批语，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极富理论魅力和感情色彩，从党内斗争的最极端高度对彭德怀问题做了政治结论，使问题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当时就全党来说，威望之高，理论根底之深，斗争经验之丰富，知识之渊博，没有人比得上毛泽东。当他把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时，任何对手都只能注定失败。
可悲的是，这次他把自己营垒里的战友当成了对手……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高度批判彭德怀：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大海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同样……
毛泽东讲话之后，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8月16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摘要发表。在此之前，一般平民对庐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得不作种种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彭、黄、张、周犯了错误。因为中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黄克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张闻天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职务、周小舟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告诉人们：“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治运动波及全国，一大批干部、党员、群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受到批判和处理。
从此，人们把“庐山——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人们不敢也不愿再提及庐山：庐山太神秘了！庐山太深奥了！庐山太可怕了！
从此，彭德怀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向毛泽东作了三条保证：
一，永远不当反革命；
二，决不自杀；
三，要自食其力。
看到彭德怀的三条保证，毛泽东宽容地一笑，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他初登庐山时的一切忧虑都化做浮云飘走了。
20年后，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接着就是困难时期。”在政治上，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个人崇拜恶性发展，使“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十分严重”起来；在经济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得以延续了下去，进而导致三年经济困难。
彭德怀下山了。
灼热的太阳照在他惨白的脸上，白炽的光线射得他睁不开眼睛。他抬手打起眼罩，回过头向他度过一段“非凡”日月的庐山投下了深沉的一瞥。他的嘴唇蠕动着，仿佛要说些什么。
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历史记载下来了：庐山——彭德怀；彭德怀——庐山，一个人和一座山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怀仁堂：谁撞在了“枪口”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队30年来的“流毒和影响”。
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了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
很明显，这次会议在庐山就定下来了。庐山的八届八中全会是8月16日结束的，8月18日紧接着召开这次会议，可见当时的气氛是如何紧张了。
中南海怀仁堂的军委扩大会议首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彭德怀、黄克诚到了会，依旧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即使发言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是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意见书”的某些言辞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很多人在私下闲聊时议论：就这样走走过场算了，别磨蹭了，下面还有很多事等着干呢！
将军们的想法太天真、太善良了。在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谋多智广，英勇善战；可是在“不流血的战争”上，他们幼稚得像新兵蛋子。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遭透了”“彭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扇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的地位翻庐山的案”。康生亲自跑到毛泽东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的进程。
晚上10点，中央决定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据此，军委发出紧急通知：大军区级干部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政、后也要各来一名干部参加；总参各部、局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
与会者统统住在前门饭店。会场除怀仁堂以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拉线广播。两个会场统由大会秘书处管理。秘书处设有秘书、简报、警卫、总务四个组。罗瑞卿担任秘书长，谭政、萧华但任副秘书长。
大会要求参加会议人员务必一天之内到齐，22日正式开会。
8月21日，是大会秘书处人员忙得透不过气的一天。
一下派出18架飞机飞赴各地，将大会代表接到北京。秘书组组长邵英和总务组组长高克恭分别坐镇飞机场和前门饭店。飞机场，飞机飞起落下，落下飞起，往返不停，换人不换机；前门饭店，汽车此进彼出，彼出此进，犹如穿梭，换人不换车，以致闹出了互相接错代表的笑话。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关于彭、黄、张、周的座位安排，曾有人提出单独在主席台前另摆上椅子让他们坐。许多人认为这样不妥，这样有法庭审讯的味道。经过一番争执，最后确定让他们坐在主席台前排的两侧。怀仁堂，彭德怀在右侧，黄克诚在左侧；紫光阁，张闻天在右侧，周小舟在左侧。
大会内容没变，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是彭、黄、张、周做检讨。
会议以小组讨论与大会批判结合着进行。
小组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总部划定。
总参谋部与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和各部、局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处长。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使大家的认识尤为深刻：
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去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一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一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里18亩地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小孩P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如此弄虚作假，一下子打破了报纸宣传的神话。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十分钟，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当即下令把“队伍”轰走了。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给他的棉籽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里漾出泪光，“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
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起来。
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吧！”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做，恐怕会招来麻烦啊！”
“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