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9)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在思想工作中严重地泛滥开来。例如，河北省徐水县谢坊村在群众中开展了放“思想卫星”运动，即展开群众性的思想“大检查，大评比，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用这个办法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规定一个月评比一次，三个月发射一次“思想卫星”。放“思想卫星”有15条标准来衡量。这种做法曾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国加以推广。结果成为群众的灾难，也是对思想文化工作的破坏，大大损害了党和群众密切的关系。
“压缩空气”
在“大跃进”高潮和全国基本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情况下，10月间，毛泽东和一些负责干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天津杨村，召集了一些人召开调查会。会上，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汇报说，徐水县建立了共产主义新村，实现了全面供给制。他还具体讲了两个劳动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给制的情况。一个家庭夫妇俩是强劳动力，非劳动力只有一个，二人养一人；一人家庭六口人，只有一个劳动力，一人养五口人，尽管劳动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计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三份，后者可得六份。毛泽东听了上述汇报后，当即表示，这样一来，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劳动力强的贡献大，得到的报酬反而少。毛泽东还说，这样一种供给制不会给我们的生产带来好处，反之会带来坏处。随后，毛泽东从河北省沿着京汉线往南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农村继续调查。与此同时，有的同志在河南的遂平、武修县等地进行调查，从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人民公社确实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现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因此，从1958年冬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先后召开了七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体制，一定程度制止了“共产风”的泛滥；二是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标的歪风。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党中央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纠正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决定中规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万-3000万吨，要求在这一年超过英国。这个决定是在对“粮食过关”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作出来的，那时误认为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达到7000亿斤，在此基础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达到10500亿斤。按此标准做到的话。粮食便完全过关了，大搞钢铁便无后顾之忧。这种认识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要唱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压低指标。他还说，今年翻一番，1070万吨，是冒险计划。结果6000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专门研究1959年钢产指标问题，要把原定2700万吨的指标降下来。只搞1800万吨行不行？毛泽东提出：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次会议决定降低钢产指标。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内部定为2000万吨。粮食产量降为7000亿斤。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
在1959年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北京会议上，打算再降低指标，但阻力仍然很大，人们头脑还冷不下来，不肯压低。当时，也没有提出一个更为恰当的数字来，结果这次会议没有再降低指标。到4月间，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去年12月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指标又再作一次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是对外公布的指标，而内部定为1650万吨。粮、棉指标不变。这样算定了下来。但是，毛泽东仍不放心。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陈云都没有出席。从1958年以来，陈云对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从上海回京后，便请陈云专门对钢产指标是否能够实现作调查研究，请他核实1959年钢产指标的任务。为此，陈云同李富春、薄一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1959年钢产指标应落实为1300万吨，钢材为900万吨。5月，将此建议交中央常委讨论，政治局为此专门召集会议，会上，陈云作《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发言，政治局通过了上述意见。随后，陈云给毛泽东写《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的信》。经过这一调整。1959年钢产完成达1387万吨。实践证明，1959年压缩指标是正确的。
九个月来，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错误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主要是没有根本转变“左”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在全盘肯定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是很有限度的。例如，虽然提出要压缩空气，但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虽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留或继续制定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了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措施；虽然放慢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速度，但仍强调用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渡，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头条的重要标准。总之，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纠“左”的开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大区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距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仅两个多月。在北戴河会议上，确定了当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这时，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着手研究纠正当时已经初步觉察到的错误。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认真研讨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
（1）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社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11月10日的讲话中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分一条线？他明确指出：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他认为，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现在看来，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明确提出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当时存在的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2）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要大发展。由于混淆了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没有存在的必要，陈伯达就是其中的代表。因而，在他们起草的文件中对商品生产避而不谈。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多次批评这种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意见。11月9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10月，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36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分析了一些人害怕商品生产的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一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看它同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32年前讲的，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富有启迪。
（3）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澄清思想混乱，统一思想认识。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了解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以澄清当时不少干部的模糊认识，统一全党思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的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在会上，毛泽东和与会同志一起，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11月10日，他讲了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他说：这本书我过去也看过一遍，没有太感兴趣，现在再看就不同了，现在要来搞清这些问题。我看，这个一、二、三章里头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他还逐章逐段谈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常用读书的办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令人感悟到颇有高屋建瓴之势。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过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一是《郑州会议记要》，后改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定稿下达，则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然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问题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和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个头。
武昌会议：为继续纠左做好思想准备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做问题提出，征求意见”。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照办。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所谓当做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
为给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做好思想准备，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进行的纠左。这次武昌会议，在批评“共产风”的同时，着重研讨了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除了重申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论述过的关于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的观点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
“压缩空气”
在“大跃进”高潮和全国基本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情况下，10月间，毛泽东和一些负责干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天津杨村，召集了一些人召开调查会。会上，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汇报说，徐水县建立了共产主义新村，实现了全面供给制。他还具体讲了两个劳动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给制的情况。一个家庭夫妇俩是强劳动力，非劳动力只有一个，二人养一人；一人家庭六口人，只有一个劳动力，一人养五口人，尽管劳动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计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三份，后者可得六份。毛泽东听了上述汇报后，当即表示，这样一来，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劳动力强的贡献大，得到的报酬反而少。毛泽东还说，这样一种供给制不会给我们的生产带来好处，反之会带来坏处。随后，毛泽东从河北省沿着京汉线往南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农村继续调查。与此同时，有的同志在河南的遂平、武修县等地进行调查，从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人民公社确实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现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因此，从1958年冬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先后召开了七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体制，一定程度制止了“共产风”的泛滥；二是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标的歪风。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党中央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纠正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决定中规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万-3000万吨，要求在这一年超过英国。这个决定是在对“粮食过关”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作出来的，那时误认为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达到7000亿斤，在此基础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达到10500亿斤。按此标准做到的话。粮食便完全过关了，大搞钢铁便无后顾之忧。这种认识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要唱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压低指标。他还说，今年翻一番，1070万吨，是冒险计划。结果6000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专门研究1959年钢产指标问题，要把原定2700万吨的指标降下来。只搞1800万吨行不行？毛泽东提出：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次会议决定降低钢产指标。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内部定为2000万吨。粮食产量降为7000亿斤。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
在1959年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北京会议上，打算再降低指标，但阻力仍然很大，人们头脑还冷不下来，不肯压低。当时，也没有提出一个更为恰当的数字来，结果这次会议没有再降低指标。到4月间，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去年12月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指标又再作一次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是对外公布的指标，而内部定为1650万吨。粮、棉指标不变。这样算定了下来。但是，毛泽东仍不放心。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陈云都没有出席。从1958年以来，陈云对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从上海回京后，便请陈云专门对钢产指标是否能够实现作调查研究，请他核实1959年钢产指标的任务。为此，陈云同李富春、薄一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1959年钢产指标应落实为1300万吨，钢材为900万吨。5月，将此建议交中央常委讨论，政治局为此专门召集会议，会上，陈云作《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发言，政治局通过了上述意见。随后，陈云给毛泽东写《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的信》。经过这一调整。1959年钢产完成达1387万吨。实践证明，1959年压缩指标是正确的。
九个月来，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错误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主要是没有根本转变“左”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在全盘肯定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是很有限度的。例如，虽然提出要压缩空气，但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虽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留或继续制定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了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措施；虽然放慢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速度，但仍强调用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渡，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头条的重要标准。总之，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纠“左”的开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大区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距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仅两个多月。在北戴河会议上，确定了当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这时，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着手研究纠正当时已经初步觉察到的错误。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认真研讨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
（1）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社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11月10日的讲话中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分一条线？他明确指出：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他认为，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现在看来，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明确提出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当时存在的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2）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要大发展。由于混淆了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没有存在的必要，陈伯达就是其中的代表。因而，在他们起草的文件中对商品生产避而不谈。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多次批评这种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意见。11月9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10月，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36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分析了一些人害怕商品生产的思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一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看它同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32年前讲的，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富有启迪。
（3）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澄清思想混乱，统一思想认识。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了解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以澄清当时不少干部的模糊认识，统一全党思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的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在会上，毛泽东和与会同志一起，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11月10日，他讲了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他说：这本书我过去也看过一遍，没有太感兴趣，现在再看就不同了，现在要来搞清这些问题。我看，这个一、二、三章里头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他还逐章逐段谈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常用读书的办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令人感悟到颇有高屋建瓴之势。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过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一是《郑州会议记要》，后改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定稿下达，则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然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问题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和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个头。
武昌会议：为继续纠左做好思想准备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做问题提出，征求意见”。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照办。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所谓当做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
为给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做好思想准备，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进行的纠左。这次武昌会议，在批评“共产风”的同时，着重研讨了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除了重申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论述过的关于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的观点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