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5)
这一天晚饭后，彭德怀坐在走廊里的藤椅上休息，机要秘书孟云增上前报告说：“彭总，修缮队的同志又检查了一下房子，认为确实该油漆一下了！”他不高兴地说：“看，你又来了，不是讲过不修了吗！”孟指着就近一根廊柱的底部说：“你看，这根柱子因为油漆剥落，木头已经腐朽了，如果现在不修，以后还得换柱子哪，花钱就更多了，岂不是因小失大？彭德怀没有吭声，站起来围着柱子转了几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还不时地动手敲敲，觉得说得有道理，才勉强同意了：你们这些人哪，理由就是多……”
彭德怀家的住房不仅旧，而且也很紧张。他的侄子、侄女住校学习，节假日回来探望，晚上必须赶回学校去，因为家里没有他们的住处，小侄女彭钢改为走读后，不得不把东厢房的会议室，从北头隔出一小间来给她住，尽管很不方便，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后来，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也来了，住房就更加困难，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非常发愁。老实说，那时的住房问题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只要彭德怀一开口，解决几间房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彭德怀从不这样做，有困难自己克服。
一天晚饭后，彭德怀和浦安修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东看看，西瞧瞧，还不时地用手指指这儿，指指那儿。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孟云增的办公室，把他叫到院子里说：“太北的住房怎么解决？现在房子实在住不开，只有考虑盖一两间。”原来他们是在“勘察”地形哩！但院子太小，没有多少空间，在哪儿盖呢？经过反复斟酌，只有西厢房靠南头的院门处，有20余平方米的空地，可以盖两间小平房。经彭德怀同意，由孟云增出面和有关部门商量。经过精打细算，共需材料费1000余元。彭德怀一听，就对孟说：“你算过没有？1000多元，能买多少斤小米？能买一万多斤！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不盖了！”彭德怀在日常生活中，还习惯于用小米作为计算单位，每当遇到花钱的事，他总是首先想到抵多少斤小米，想到农民“汗滴禾下土”，种出一点粮食来不容易，花钱不能大手大脚。就这样，盖房子的事，第一次就这么“吹”了。
房子不盖，住房的困难还是没有解决，过了几天，晚饭后彭德怀出去散步，正赶上附近东八所那边拆旧房，彭德怀看到后对孟云增说：“你去找他们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用些拆下的砖头和木料。用那些旧材料，不是可以节约点钱吗？”经过孟云增和修缮队的同志商量，他们答应可以用，并说可以节约不少钱。他高高兴兴地向彭德怀作了汇报，以为盖房的事可以定下来了，却不料彭德怀听完后没有吭声。他环顾一下四周，又提出了新问题：“房子一盖，就把路堵上了，朱总散步从哪里走？”原来朱德到南海散步，习惯于从彭德怀家的院门穿过，房子盖起来后，朱德只有绕行，没想到这件事也被彭德怀记在心上。于是孟云增说：“可以从前院南边那条路绕过去，也不算远。”彭德怀摇摇头说：“不能那么做，朱总走这条路惯了，不能改变他的习惯。只能改变我们的主意。房子先不盖了，以后考虑考虑再说。”第二次盖房的事，就这么“搁浅”了。
后来，大家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有在西厢房南头盖好，为了使朱德去南海散步时不绕路，还从这院子里经过，要在西厢房的北头再开个门。彭德怀同意了这个办法。就这样，几经周折，最后盖起了总共只有20多平方米的、比老房矮半截的两间小平房。
彭德怀一向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在中南海居住期间，他没有单独起伙，一直和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领导人在一个食堂就餐。有时打饭回家吃，剩下点饭菜，还嘱咐工作人员给他留着，下顿热热再吃。他穿的内衣，经常缝补，很少买件新的。平时上班穿的是军常服，下班后换上中山装便服和布鞋。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时，才穿上礼服和皮鞋，回来后马上脱下来保存好，为的是延长服装使用寿命，为公家节约开支。
由于省吃俭用，彭德怀的每月生活费开支，只占他薪金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不是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就是用于接济别人。他除了供养几个烈士子女和侄子、侄女上学外，还经常救济烈士的遗属、战友、同事和其他亲戚。他说：“我给他们寄点钱，帮助他们解决一点暂时困难，也可以减轻政府一点负担。”据工作人员不完全的统计，仅是1955年2月至9月，彭德怀就先后给袁淑、彭鹏、周嗣琴、萧绍梅、李桂生、彭佩兰等人汇过款。还有一回，他家乡的生产队修建楠木冲新塘缺少资金，彭德怀一次就寄去了200元。1954年国家发行公债券时，他将平时积蓄和当月的薪金共1000余元，全部买了公债，还专门交代工作人员说：“不要领利息，帮助国家搞建设嘛！”1955年部队实行薪金制后，凡是在学校上学的军队干部子女，改为由父母供给，但烈士子女除外。一直生活在彭德怀身边的彭钢，按规定应享受烈士子女待遇。一天学校寄来了通知单，彭德怀看后在上面批了“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几个字，给学校退了回去。那些年，只要遇上能为国家减少开支的事，彭德怀总是乐于去做，从不“弃权”。
彭德怀常说，过去，我们节约每一个铜板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现在，我们节约每一分钱是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平时，他处处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出国时也不例外。1957年，彭德怀出国访问前，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他发来了服装费。他除做了必需的便服外，把剩余的钱全部退还给公家。又有一次要出国，秘书建议他多做两件，他狠狠地瞪了秘书一眼，说：“不花自己的钱，你们就是不知道心疼！”他的夫人浦安修见他身上穿的毛衣太破旧了，就悄悄到王府井买了一件回来。晚间，工作人员请彭德怀试衣服时，浦安修也将她买的毛衣请他穿着试了试。毛衣太瘦了，惹得大家都笑起来，彭德怀诙谐地说：“花钱买来了一件‘紧身咒’，穿不得，穿不得！”说着脱下毛衣，顺手给了孟云增：“你穿合适，给你吧，你就不用再买了！”而他自己打定主意仍旧穿着那件破毛衣出国，别人劝他再买一件换换，他说：“出去是为了工作，也不是去搞服装展览，旧毛衣穿在里面怕什么！”
彭德怀曾多次出国访问，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每次出国时都十分节俭。在国外，他对那豪华的接待场面很不习惯，尤其是对那丰盛的西餐更是吃不来。他在外国参加活动的时间一长，就想吃中国的家乡饭菜，每逢这时，不是到中国饭馆去吃，就是大使馆请他回去，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便饭。有时他只让做一碗面条，浇上点肉丝，吃起来也特别香。
在国外，每次都发给代表团成员一点外币，作为零用费。1957年11月，彭德怀参加毛泽东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时，既是政府代表团团员，又是军事代表团团长，发的零用费比一般人要多点。回国前，大家都用外币买了些纪念品和生活用品，秘书去请示他需要买点什么东西。他还没等秘书开口，就说：“又来动员我花钱是不是？不买！”接着，对秘书说：“我们国家的底子薄，现在还很穷，搞经济建设正需要外汇，能省就省些吧！”还告诉秘书说，外国的东西并不一定什么都好，常用的东西家里都有，他什么也不需要。秘书问发给他的钱怎么办，彭德怀急了：“你这个人哪，把钱交到大使馆去嘛！”秘书还是站着不动，他想了想又说：噢！黄克诚同志的眼睛不太好，看报困难，要听广播，外出时也需要带个收音机，这里有一种直交电流两用的体积较小的收音机，就给他买一个吧！秘书问他要不要给浦安修和孩子们买点什么东西，并提议为他上学的侄子买一块手表，彭德怀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小孩子上学戴什么手表，参加工作后再买也不迟！后来经大家再三劝说，彭德怀嗯了一声，说：“远芳（任弼时同志的女儿）需要一套计算用具，就给她买一套吧。其他上学的孩子，每人买一枝三用铅笔也就可以了。”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了几个钱，剩下的外币，都交给了大使馆。
部队实行军衔制后，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具体要求，在外事活动中的讲究就更多一些，有的时候，一天要换几次衣服。特别是出国访问，穿礼服的时间多，要求熨烫得平整，裤线笔直。这是彭德怀当时最讨厌的一件事，也是工作人员最感麻烦的一件事。为了礼节符合要求，有时在飞机上就得更换衣服。可当时配发的装衣服的箱子不给作美，礼服一放进去就给压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委办公厅管理处向皮件厂定做了一个专装军礼服的皮箱，那皮箱比较大，里面设有挂衣服的架子，衣服之间可以隔开，礼服熨好后，挂在衣箱里，就再也压不皱了，随时都可以取出来穿。
箱子做好后，彭德怀仔细地看了一遍，很是满意，说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1957年彭德怀出国访问时，就用上了这个箱子，减少了不少的麻烦。
按规定，回国后这个箱子应交还给管理部门。但因当时正值年底，清退文件工作较多，再者，管理处说过这箱子是为彭德怀做的，秘书孟云增也想留作以后彭德怀出国再用，所以没有及时退还。一天，彭德怀见到这个箱子还放在那里，就问：“这箱子按规定是应该交回去的，你怎么还没有交？”孟云增赶忙答道：“是应该交还，可是我们以后出去还是需要啊！”他听秘书这样一说，马上转过身来，对着他有些不高兴地说：“所以你就不还了，不按规定办了。什么工作需要，是你们图省事求方便的需要！”秘书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了，没再解释。彭德怀看他不再说话，又耐心地说：“我说同志呵，你怎么不想一想别人出国也是需要的啊！还是按规定交回去，别人出国时就不用再做了，这就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第二天，秘书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把箱子交还给管理处了。
1955年，我国进口了几台吉斯牌卧车，按当时的规定，分配给彭德怀一台，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都非常高兴，特别是司机和警卫人员，都非常愿意将现用的吉姆车换一下。当向彭德怀报告这一情况时，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换。有一天晚饭后，彭德怀在院中和工作人员一起说笑，秘书见他兴致很好，就顺便提起换车的事：“彭总，中央办公厅通知，你的车要换一下。”彭德怀说：“现在用的车不是很好吗，换什么！”秘书说：“吉斯车比较宽敞，坐起来也比较稳，舒适些。”彭德怀很严肃地说：“配车是工作需要，不是为坐着图舒服，不换！”
以后，工作人员利用车辆检查保养的机会，暂时把车换过来，让彭德怀坐坐试一试，过了几天，彭德怀就问了：“怎么那车还没有检查保养好？”他又一次严肃地说：“这个车我不需要，谁需要就给谁去用。我还是用原来那辆车，催他们快些检修。”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只好将原车又换了回来，彭德怀很高兴。
说来事情也巧，刚把旧车换回来，就碰上了到机场送客人的任务，警卫部门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交通部门，彭德怀的车就出发了。到了一个路口，因交通警只认吉斯车，不识吉姆车，所以没有及时放行，压了车，几乎误了时间，借此机会，工作人员又向彭德怀提出换车的事，向他说明换车是办公厅的规定，是按工作需要配备的，彭德怀这才勉强地接受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认为工作上不再需要，又将这辆车交了回去。
有一年彭德怀到中南去视察。一天，他应邀来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家里，彭德怀一进门，陶铸的夫人曾志忙着沏茶倒水，又趁彭德怀和陶铸谈笑之际，到厨房忙着准备饭菜。彭德怀和陶铸谈起来没个完，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曾志进来请求说：“彭总，今天我下厨做了几个家常菜，就请吃了饭再走吧！”彭德怀不好说什么，只好答应下来。
这天的饭菜是极普通的，在不多的几样菜肴中，有一盘甜姜，彭德怀吃了第一口，感到很合口；吃了第二口，说这菜不错；接着，又吃了一口。彭德怀对这盘甜姜很感兴趣，说这种姜做得好，有味道，吃上一点，可以帮助开胃口，增加食欲。这顿饭彭德怀吃得很满意。
其实，甜姜在广州几乎家家都有，户户会做，是极普通的小菜，彭德怀吃的就是曾志自己泡制的，他们也很爱吃，家里泡了好多坛呢！他们看到彭德怀爱吃，想送一坛给他。为了这件事，他们夫妻之间还有过一番争论呢！事情是这样的：曾志提议给彭德怀送去一坛，陶铸不同意，说：“要送你去送，反正我不送，彭总的脾气你知道，他从来不接受别人送的东西，当心姜送不成，倒把你‘将’在那里。彭总不吃，你兜着回来！”曾志不服气地说：“送一坛自己做的甜姜，块把钱就能买几斤，这算什么呀，你不送我送！”
在彭德怀离开广州之前，陶铸和曾志带上一坛姜，到住地去看望彭德怀。他们谈了一会话，告别时，曾志提过来那坛姜，对彭德怀说：
“彭总，给你带来了一点好吃的东西！”
彭德怀问：“是什么呀？”
“一坛甜姜！”
彭德怀听后，马上认真起来，说：“我不要，留着你们自己吃吧，谢谢你们！”
陶铸看了曾志一眼，意思是说“你看怎么样”，见她下不了台，只好自己上前去解围：“彭总，姜是老曾自己泡的，家里还有好多呢，这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彭德怀看推卸不掉，说：“那就给钱吧！”陶铸和曾志互相望望，说不能收这个钱。彭德怀不依，说：
“姜是你们花钱买来的，你们花钱买，我也应该花钱买。”
陶铸听了，故意把面孔一板，说：“你也不是买姜的，我也不是卖姜的，你买我不卖！”
说罢，三人哈哈大笑起来，彭德怀用手指指陶铸说：“你呀，主意就是多……”
彭德怀家的住房不仅旧，而且也很紧张。他的侄子、侄女住校学习，节假日回来探望，晚上必须赶回学校去，因为家里没有他们的住处，小侄女彭钢改为走读后，不得不把东厢房的会议室，从北头隔出一小间来给她住，尽管很不方便，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后来，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也来了，住房就更加困难，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非常发愁。老实说，那时的住房问题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只要彭德怀一开口，解决几间房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彭德怀从不这样做，有困难自己克服。
一天晚饭后，彭德怀和浦安修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东看看，西瞧瞧，还不时地用手指指这儿，指指那儿。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孟云增的办公室，把他叫到院子里说：“太北的住房怎么解决？现在房子实在住不开，只有考虑盖一两间。”原来他们是在“勘察”地形哩！但院子太小，没有多少空间，在哪儿盖呢？经过反复斟酌，只有西厢房靠南头的院门处，有20余平方米的空地，可以盖两间小平房。经彭德怀同意，由孟云增出面和有关部门商量。经过精打细算，共需材料费1000余元。彭德怀一听，就对孟说：“你算过没有？1000多元，能买多少斤小米？能买一万多斤！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不盖了！”彭德怀在日常生活中，还习惯于用小米作为计算单位，每当遇到花钱的事，他总是首先想到抵多少斤小米，想到农民“汗滴禾下土”，种出一点粮食来不容易，花钱不能大手大脚。就这样，盖房子的事，第一次就这么“吹”了。
房子不盖，住房的困难还是没有解决，过了几天，晚饭后彭德怀出去散步，正赶上附近东八所那边拆旧房，彭德怀看到后对孟云增说：“你去找他们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用些拆下的砖头和木料。用那些旧材料，不是可以节约点钱吗？”经过孟云增和修缮队的同志商量，他们答应可以用，并说可以节约不少钱。他高高兴兴地向彭德怀作了汇报，以为盖房的事可以定下来了，却不料彭德怀听完后没有吭声。他环顾一下四周，又提出了新问题：“房子一盖，就把路堵上了，朱总散步从哪里走？”原来朱德到南海散步，习惯于从彭德怀家的院门穿过，房子盖起来后，朱德只有绕行，没想到这件事也被彭德怀记在心上。于是孟云增说：“可以从前院南边那条路绕过去，也不算远。”彭德怀摇摇头说：“不能那么做，朱总走这条路惯了，不能改变他的习惯。只能改变我们的主意。房子先不盖了，以后考虑考虑再说。”第二次盖房的事，就这么“搁浅”了。
后来，大家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有在西厢房南头盖好，为了使朱德去南海散步时不绕路，还从这院子里经过，要在西厢房的北头再开个门。彭德怀同意了这个办法。就这样，几经周折，最后盖起了总共只有20多平方米的、比老房矮半截的两间小平房。
彭德怀一向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在中南海居住期间，他没有单独起伙，一直和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领导人在一个食堂就餐。有时打饭回家吃，剩下点饭菜，还嘱咐工作人员给他留着，下顿热热再吃。他穿的内衣，经常缝补，很少买件新的。平时上班穿的是军常服，下班后换上中山装便服和布鞋。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时，才穿上礼服和皮鞋，回来后马上脱下来保存好，为的是延长服装使用寿命，为公家节约开支。
由于省吃俭用，彭德怀的每月生活费开支，只占他薪金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不是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就是用于接济别人。他除了供养几个烈士子女和侄子、侄女上学外，还经常救济烈士的遗属、战友、同事和其他亲戚。他说：“我给他们寄点钱，帮助他们解决一点暂时困难，也可以减轻政府一点负担。”据工作人员不完全的统计，仅是1955年2月至9月，彭德怀就先后给袁淑、彭鹏、周嗣琴、萧绍梅、李桂生、彭佩兰等人汇过款。还有一回，他家乡的生产队修建楠木冲新塘缺少资金，彭德怀一次就寄去了200元。1954年国家发行公债券时，他将平时积蓄和当月的薪金共1000余元，全部买了公债，还专门交代工作人员说：“不要领利息，帮助国家搞建设嘛！”1955年部队实行薪金制后，凡是在学校上学的军队干部子女，改为由父母供给，但烈士子女除外。一直生活在彭德怀身边的彭钢，按规定应享受烈士子女待遇。一天学校寄来了通知单，彭德怀看后在上面批了“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几个字，给学校退了回去。那些年，只要遇上能为国家减少开支的事，彭德怀总是乐于去做，从不“弃权”。
彭德怀常说，过去，我们节约每一个铜板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现在，我们节约每一分钱是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平时，他处处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出国时也不例外。1957年，彭德怀出国访问前，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他发来了服装费。他除做了必需的便服外，把剩余的钱全部退还给公家。又有一次要出国，秘书建议他多做两件，他狠狠地瞪了秘书一眼，说：“不花自己的钱，你们就是不知道心疼！”他的夫人浦安修见他身上穿的毛衣太破旧了，就悄悄到王府井买了一件回来。晚间，工作人员请彭德怀试衣服时，浦安修也将她买的毛衣请他穿着试了试。毛衣太瘦了，惹得大家都笑起来，彭德怀诙谐地说：“花钱买来了一件‘紧身咒’，穿不得，穿不得！”说着脱下毛衣，顺手给了孟云增：“你穿合适，给你吧，你就不用再买了！”而他自己打定主意仍旧穿着那件破毛衣出国，别人劝他再买一件换换，他说：“出去是为了工作，也不是去搞服装展览，旧毛衣穿在里面怕什么！”
彭德怀曾多次出国访问，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每次出国时都十分节俭。在国外，他对那豪华的接待场面很不习惯，尤其是对那丰盛的西餐更是吃不来。他在外国参加活动的时间一长，就想吃中国的家乡饭菜，每逢这时，不是到中国饭馆去吃，就是大使馆请他回去，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便饭。有时他只让做一碗面条，浇上点肉丝，吃起来也特别香。
在国外，每次都发给代表团成员一点外币，作为零用费。1957年11月，彭德怀参加毛泽东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时，既是政府代表团团员，又是军事代表团团长，发的零用费比一般人要多点。回国前，大家都用外币买了些纪念品和生活用品，秘书去请示他需要买点什么东西。他还没等秘书开口，就说：“又来动员我花钱是不是？不买！”接着，对秘书说：“我们国家的底子薄，现在还很穷，搞经济建设正需要外汇，能省就省些吧！”还告诉秘书说，外国的东西并不一定什么都好，常用的东西家里都有，他什么也不需要。秘书问发给他的钱怎么办，彭德怀急了：“你这个人哪，把钱交到大使馆去嘛！”秘书还是站着不动，他想了想又说：噢！黄克诚同志的眼睛不太好，看报困难，要听广播，外出时也需要带个收音机，这里有一种直交电流两用的体积较小的收音机，就给他买一个吧！秘书问他要不要给浦安修和孩子们买点什么东西，并提议为他上学的侄子买一块手表，彭德怀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小孩子上学戴什么手表，参加工作后再买也不迟！后来经大家再三劝说，彭德怀嗯了一声，说：“远芳（任弼时同志的女儿）需要一套计算用具，就给她买一套吧。其他上学的孩子，每人买一枝三用铅笔也就可以了。”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了几个钱，剩下的外币，都交给了大使馆。
部队实行军衔制后，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具体要求，在外事活动中的讲究就更多一些，有的时候，一天要换几次衣服。特别是出国访问，穿礼服的时间多，要求熨烫得平整，裤线笔直。这是彭德怀当时最讨厌的一件事，也是工作人员最感麻烦的一件事。为了礼节符合要求，有时在飞机上就得更换衣服。可当时配发的装衣服的箱子不给作美，礼服一放进去就给压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委办公厅管理处向皮件厂定做了一个专装军礼服的皮箱，那皮箱比较大，里面设有挂衣服的架子，衣服之间可以隔开，礼服熨好后，挂在衣箱里，就再也压不皱了，随时都可以取出来穿。
箱子做好后，彭德怀仔细地看了一遍，很是满意，说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1957年彭德怀出国访问时，就用上了这个箱子，减少了不少的麻烦。
按规定，回国后这个箱子应交还给管理部门。但因当时正值年底，清退文件工作较多，再者，管理处说过这箱子是为彭德怀做的，秘书孟云增也想留作以后彭德怀出国再用，所以没有及时退还。一天，彭德怀见到这个箱子还放在那里，就问：“这箱子按规定是应该交回去的，你怎么还没有交？”孟云增赶忙答道：“是应该交还，可是我们以后出去还是需要啊！”他听秘书这样一说，马上转过身来，对着他有些不高兴地说：“所以你就不还了，不按规定办了。什么工作需要，是你们图省事求方便的需要！”秘书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了，没再解释。彭德怀看他不再说话，又耐心地说：“我说同志呵，你怎么不想一想别人出国也是需要的啊！还是按规定交回去，别人出国时就不用再做了，这就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第二天，秘书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把箱子交还给管理处了。
1955年，我国进口了几台吉斯牌卧车，按当时的规定，分配给彭德怀一台，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都非常高兴，特别是司机和警卫人员，都非常愿意将现用的吉姆车换一下。当向彭德怀报告这一情况时，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换。有一天晚饭后，彭德怀在院中和工作人员一起说笑，秘书见他兴致很好，就顺便提起换车的事：“彭总，中央办公厅通知，你的车要换一下。”彭德怀说：“现在用的车不是很好吗，换什么！”秘书说：“吉斯车比较宽敞，坐起来也比较稳，舒适些。”彭德怀很严肃地说：“配车是工作需要，不是为坐着图舒服，不换！”
以后，工作人员利用车辆检查保养的机会，暂时把车换过来，让彭德怀坐坐试一试，过了几天，彭德怀就问了：“怎么那车还没有检查保养好？”他又一次严肃地说：“这个车我不需要，谁需要就给谁去用。我还是用原来那辆车，催他们快些检修。”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只好将原车又换了回来，彭德怀很高兴。
说来事情也巧，刚把旧车换回来，就碰上了到机场送客人的任务，警卫部门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交通部门，彭德怀的车就出发了。到了一个路口，因交通警只认吉斯车，不识吉姆车，所以没有及时放行，压了车，几乎误了时间，借此机会，工作人员又向彭德怀提出换车的事，向他说明换车是办公厅的规定，是按工作需要配备的，彭德怀这才勉强地接受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认为工作上不再需要，又将这辆车交了回去。
有一年彭德怀到中南去视察。一天，他应邀来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家里，彭德怀一进门，陶铸的夫人曾志忙着沏茶倒水，又趁彭德怀和陶铸谈笑之际，到厨房忙着准备饭菜。彭德怀和陶铸谈起来没个完，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曾志进来请求说：“彭总，今天我下厨做了几个家常菜，就请吃了饭再走吧！”彭德怀不好说什么，只好答应下来。
这天的饭菜是极普通的，在不多的几样菜肴中，有一盘甜姜，彭德怀吃了第一口，感到很合口；吃了第二口，说这菜不错；接着，又吃了一口。彭德怀对这盘甜姜很感兴趣，说这种姜做得好，有味道，吃上一点，可以帮助开胃口，增加食欲。这顿饭彭德怀吃得很满意。
其实，甜姜在广州几乎家家都有，户户会做，是极普通的小菜，彭德怀吃的就是曾志自己泡制的，他们也很爱吃，家里泡了好多坛呢！他们看到彭德怀爱吃，想送一坛给他。为了这件事，他们夫妻之间还有过一番争论呢！事情是这样的：曾志提议给彭德怀送去一坛，陶铸不同意，说：“要送你去送，反正我不送，彭总的脾气你知道，他从来不接受别人送的东西，当心姜送不成，倒把你‘将’在那里。彭总不吃，你兜着回来！”曾志不服气地说：“送一坛自己做的甜姜，块把钱就能买几斤，这算什么呀，你不送我送！”
在彭德怀离开广州之前，陶铸和曾志带上一坛姜，到住地去看望彭德怀。他们谈了一会话，告别时，曾志提过来那坛姜，对彭德怀说：
“彭总，给你带来了一点好吃的东西！”
彭德怀问：“是什么呀？”
“一坛甜姜！”
彭德怀听后，马上认真起来，说：“我不要，留着你们自己吃吧，谢谢你们！”
陶铸看了曾志一眼，意思是说“你看怎么样”，见她下不了台，只好自己上前去解围：“彭总，姜是老曾自己泡的，家里还有好多呢，这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彭德怀看推卸不掉，说：“那就给钱吧！”陶铸和曾志互相望望，说不能收这个钱。彭德怀不依，说：
“姜是你们花钱买来的，你们花钱买，我也应该花钱买。”
陶铸听了，故意把面孔一板，说：“你也不是买姜的，我也不是卖姜的，你买我不卖！”
说罢，三人哈哈大笑起来，彭德怀用手指指陶铸说：“你呀，主意就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