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急于求成反冒进！仗义执言受冤屈(1)
第一节 冒进与反冒进绕不出怪圈圈
“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深扎于毛泽东头脑中的过急地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开始以更顽强、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他决心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表示：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其创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战胜险阻，绕过暗礁，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张，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地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到1955年国民经济一直健康发展，成效显著，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在1955年又获得大丰收。这一切，给获得新生并且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的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从切身体会中感受到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增加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在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等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头脑开始热了起来，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并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设想到1956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倍”。
1955年底，在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后，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并进而批判在这个方面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
他指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订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他还指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基于这一认识，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地区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主持制订了《农业17条》。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有益探索，但却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同时规划了12年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比原来设想的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不切实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作为推动力量，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又反映了急躁冒进倾向。他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他告诫领导工业建设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
刘少奇、周恩来等处于被动的跟进状态中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也是同意的。
刘少奇指出：“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只要“克服了经济上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
周恩来也说过：《农业17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铁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但在实际上，这时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处于被动跟进状态中的，因为在不久前，他们仍坚持无论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都需要15年的时间。
1955年11月15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访华团成员时说：中国“现在很落后，从经济上说、文化上说，比起你们落后得多，但是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以后再逐步提高，赶上工业发达国家。
16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指出：我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转变，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成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的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
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为了全面安排好这项工作，同一天，陈云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中强调：“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应该在明年1月底作出一个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轮廓计划，规定先改造哪几个行业，后改造哪几个行业，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准备在明年3月，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迅速到来，1956年3月已基本上实现各行业公私合营了。
冒进冒头后，刘少奇、周恩来提出怎么办
在迅速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1月初，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称简《农业40条》）出台了。《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即等于要求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显然。这些高指标在12年内是无法实现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各部经上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受到不断加码与严重干扰。
在严峻的经济局势面前，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科学计算，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并预感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在内在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下，他们急切地意识到：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
为了使全党干部在持续了多年的大好形势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陈云行动起来，充分利用各种重要会议进行宣传和呼吁。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告诫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在上述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减到147亿元。会后，计委依此决定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以上情况，就是后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把高指标压下来的“2月促‘退’会议”。
这时，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次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稿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增长到5469亿元，15年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到1967年，粮食产量仅比《农业40条》的内定数有象征性下降，由1952年的3278亿斤增长到9500亿斤，15年共增长2.9倍，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3.9%，因此，只有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递增8.2%，才能实现9500亿斤的指标。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严重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造成了国民经济相当紧张的局面。”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仍旧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4月中旬以后，周恩来、陈云等根据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相当紧张的局面，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了1956年、1957的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冒进了。这样，能否从领导干部思想上坚决清除急躁冒进情绪，确立一个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但是，这时党内某些领导人的急躁冒进情绪仍然严重存在。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劝阻。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
5月11日，周恩来以“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的无私无畏精神，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8次会议上果断地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决订得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导起草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稿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据此，党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月中央会议有关决定。
李先念：“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
“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深扎于毛泽东头脑中的过急地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开始以更顽强、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他决心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表示：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其创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战胜险阻，绕过暗礁，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张，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地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到1955年国民经济一直健康发展，成效显著，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在1955年又获得大丰收。这一切，给获得新生并且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的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从切身体会中感受到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更增加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在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等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头脑开始热了起来，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并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设想到1956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倍”。
1955年底，在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后，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并进而批判在这个方面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
他指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订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他还指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基于这一认识，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地区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主持制订了《农业17条》。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有益探索，但却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同时规划了12年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比原来设想的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不切实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作为推动力量，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又反映了急躁冒进倾向。他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他告诫领导工业建设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
刘少奇、周恩来等处于被动的跟进状态中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也是同意的。
刘少奇指出：“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只要“克服了经济上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
周恩来也说过：《农业17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铁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但在实际上，这时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处于被动跟进状态中的，因为在不久前，他们仍坚持无论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都需要15年的时间。
1955年11月15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访华团成员时说：中国“现在很落后，从经济上说、文化上说，比起你们落后得多，但是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以后再逐步提高，赶上工业发达国家。
16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指出：我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转变，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转成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的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
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为了全面安排好这项工作，同一天，陈云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中强调：“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应该在明年1月底作出一个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轮廓计划，规定先改造哪几个行业，后改造哪几个行业，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准备在明年3月，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迅速到来，1956年3月已基本上实现各行业公私合营了。
冒进冒头后，刘少奇、周恩来提出怎么办
在迅速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1月初，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称简《农业40条》）出台了。《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即等于要求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显然。这些高指标在12年内是无法实现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各部经上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受到不断加码与严重干扰。
在严峻的经济局势面前，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科学计算，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并预感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在内在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下，他们急切地意识到：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
为了使全党干部在持续了多年的大好形势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陈云行动起来，充分利用各种重要会议进行宣传和呼吁。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告诫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在上述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减到147亿元。会后，计委依此决定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以上情况，就是后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把高指标压下来的“2月促‘退’会议”。
这时，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次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稿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增长到5469亿元，15年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到1967年，粮食产量仅比《农业40条》的内定数有象征性下降，由1952年的3278亿斤增长到9500亿斤，15年共增长2.9倍，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3.9%，因此，只有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递增8.2%，才能实现9500亿斤的指标。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严重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造成了国民经济相当紧张的局面。”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仍旧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4月中旬以后，周恩来、陈云等根据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相当紧张的局面，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了1956年、1957的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冒进了。这样，能否从领导干部思想上坚决清除急躁冒进情绪，确立一个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但是，这时党内某些领导人的急躁冒进情绪仍然严重存在。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劝阻。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
5月11日，周恩来以“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的无私无畏精神，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8次会议上果断地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决订得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导起草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稿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据此，党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月中央会议有关决定。
李先念：“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