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时代

第二节 来自兄长的威胁

昭帝即位之后，霍光等辅政大臣们纷纷迁官，弹冠相庆，饱经巫蛊之祸恐吓惊骇的百官们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无不希望新帝的登基能带来祥和之运，朝廷内外也洋溢着企盼着与民休息、维新更始的气氛。或许是对未来命运的美好憧憬感动了上苍，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一种名曰“黄鹄”的大鸟降临到建章宫太液池中。据说“黄鹄”志向高远，能一举千里；而建章宫太液池是武帝时开凿的，取其“津润所及广也”之意。吉祥之鸟降临到恩泽广被之池，真是天遂人愿，于是公卿百官纷纷上寿，称颂少年皇帝的圣德。当然，昭帝也免不了要依照诸侯王、列侯、宗室地位之高下赏赐“金钱各有差”，以报答公卿们的美意。然而，在远离京城、地处北疆的兄长燕王刘旦的宫中，却是另外一番与此迥然不同的景象。

就在武帝去世、昭帝即位后不久，燕王刘旦就接到了赐诸侯王的玺书，非但不肯依制而哭，以尽臣子之道，反而产生许多疑惑：“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所谓“玺书封小”，张晏注曰：“文少则封小。”据《汉旧仪》卷上载，汉代皇帝有六玺：“以‘皇帝行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天子赐诸侯王的玺书独以二玺铃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玺书封泥的选用、封套的格式、玺印铃封的位置及其传递速度均有严格的规定。霍光多年侍奉内廷，昭帝即位后又领尚书事，自然熟悉各种玺书制作及传递的制度，况且此时赐诸侯王玺书的内容如此重要，在玺书的形式上不应该有什么差错，以免授人以柄。燕王刘旦以“玺书封小”而推断“京师疑有变”，恐怕是为了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探听朝廷消息的托词。事实也果然如此。在燕王刘旦收到玺书后不久，立即派遣心腹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人奔赴京师，名义上是询问礼仪事宜，实际上是探听武帝去世、昭帝即位的内情，以及经历这一番巨大变故之后朝廷的消息，以便为进一步采取行动预作准备。

燕王刘旦的疑惑也并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西汉王朝自创建以来一直实行“豫立太子”之制。除惠帝刘盈无子可以不计外，汉王刘邦称帝后，王太子刘盈改立为皇太子；文帝即位初年，立长子刘启为皇太子；景帝前三年（前154），先立长子刘荣，后易立胶东王刘彻为皇太子；武帝于元狩元年（前122）立长子刘据为皇太子。“豫立太子”，除表明“所以重宗庙，不忘天下”外，也是为了断绝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以确保皇位的顺利承继。然而，自从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爆发，卫太子刘据自缢身亡后，直至后元二年（前87）武帝去世，在长达近五年的时间之内，一直没有再册立皇太子。此时武帝已进入垂暮之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确立嗣君的问题；而嗣君之位却迟迟不能确定，表明武帝在尚存的诸子之中尽管奇爱“类我”的少子，但还是存在着诸多顾虑，所以长时期没有作出最终的决断。正由于武帝的态度一直不甚明朗，“自以次第当立”的燕王刘旦，以及依仗其母有宠、又得到丞相刘屈氂、贰师将军李广利这样重臣、外戚支持的昌邑王刘髆氂，就不可避免地对皇太子之位产生觊觎之心。也正是因为在皇太子之位归属未定的情况下，燕王刘旦才敢上书请求入京宿卫，公然谋求皇太子之位，虽然遭到父皇的痛斥及削地的处分，但是夺取嗣君之位的希望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泯灭。可是一封赐诸侯王的玺书击碎了刘旦多年的幻想，自然不肯从此善罢甘休，向乳臭未干的少弟俯首称臣，因此无论玺书是否符合制度，他都不可能承认这一现实。

此外，更让刘旦产生疑惑的则是武帝去世前后的情况。后元二年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宫接受诸侯王朝贺。朝贺是在每年岁首皇帝接受诸侯百官庆贺的仪式，属于国家的重要大典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以十月为岁首，于十月朔日（初一）接受百官朝贺，是为朝贺制度之滥觞。西汉王朝建立后因之不改，诸侯王列侯常以十月朝贺。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后，朝贺则于每年正月朔日举行。朝贺时诸侯王列侯须亲身前住，不及会则需得到皇帝的特许，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处分。有鉴于此，燕王刘旦肯定参加了后元二年春正月的朝贺，对武帝的身体状况及朝廷的动静应有所了解。因为在春正月武帝接受诸侯王的朝贺之后，紧接着就在下一个月就巡幸五柞宫，这至少可以向群臣及诸侯王表明，武帝虽然年老多病，但身体状态尚可支持巡幸途中的劳顿之苦。然而到五柞宫后不久，武帝就病重去世，在临终前始立少子刘弗陵为皇太子，而侍从武帝巡幸五柞宫的大臣主要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四人，又恰好都被指定为辅政大臣。宫廷之内风云变幻如此迅烈，远在藩国的刘旦自然不可能完全得知内情，不能不产生“京师疑有变”的疑问。

刘旦的心腹寿西长、孙纵之、王孺到达京师后，立刻围绕着“帝崩所病，立者谁子，年几岁”这几个疑问四处探听，可能是出于霍光等人事先防范的原因，与燕王刘旦关系较为亲密、此时又担负抚养昭帝重任的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即盖主）没有与燕王派遣的心腹相见，而王孺与执金吾郭广意交谈后，却带回了惊人的消息：郭广意声称曾“待诏五莋（柞）宫，宫中讙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年八九岁，葬时不出临。”执金吾秩中二千石，职掌京师治安，皇帝出巡之时，缇骑舆服导行，权重责大；待诏本指应皇帝征召而随时待命，以备咨询顾问事宜，由于“待诏”的处所不同，故又有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等多种名目。郭广意身为执金吾，职权所在，自应护卫武帝巡幸五柞宫，而临时又加以“待诏五柞宫”之名，显然在武帝的最后时刻一直都没有离开五柞宫。然而不知由于何种原因，郭广意虽侍从于武帝身旁，但是对武帝驾崩、遗诏立皇太子及指定辅政大臣这样重大事件却不知详情，只是在“宫中讙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之后方才知晓。这一消息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刘旦的疑虑：“上弃群臣，无言语，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郭广意也因向刘旦使者透露朝廷消息而断送了仕途前程，旋即被免除执金吾一职。

为了进一步试探朝廷的动向，刘旦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奏言：“窃见孝武皇帝躬圣道，孝宗庙，慈爱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威武洋溢，远方执宝而朝，增郡数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禅梁父，巡狩天下，远方珍物陈于太庙，德甚休盛，请立庙郡国。”汉代宗庙之立自有制度。《汉书·韦玄成传》载：“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孝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前72），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即宣帝父史皇孙）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可见汉代立宗庙之制，除汉初曾令各诸侯王于国都普立太上皇庙外，自高祖以降诸帝都没有实行各郡国普立之制，只是在诸帝生前所巡幸过的郡国立庙，即所谓郡国庙。而高祖十年（前197）“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自有其特殊意义。是时尚有若干异姓诸侯王国存在，令于诸侯王国都立太上皇庙当有宗汉的政治意义在内，其后再未实行于诸侯王国普立宗庙之制，恐怕这是一个主要因素。

燕王刘旦上书请求在各郡国为武帝立庙，其主旨当然是为了燕国。但是无论是在各郡国，抑或是燕国，刘旦的请求既不符合汉代立宗庙之制，而且按照“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的“《春秋》之义”，为先帝立庙只能由当今皇上决定，作为诸侯王是绝无权力为先帝立庙的。可是，封王已有三十余年，富有从政经验，而且“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的刘旦，并不是不通礼制、不懂汉立宗庙之制的昏聩之王，其上书固然隐含着向朝廷施加压力，否认昭帝即位合法性的因素在内，而请求为武帝立郡国庙的理由又是词严义正、冠冕堂皇。因此，当刘旦这一棘手的上书奏报朝廷之后，秉政的大将军霍光不愿意因此事而引起事端，更不好在昭帝刚刚登基的喜庆之日，就以昭帝的名义对皇帝的“至亲”加以申斥，所以只能“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从而婉转地否认了刘旦立庙的请求。

霍光试图以褒赐金钱与封户的方法来安抚燕王，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反而暴露出朝廷颇为软弱的态度，区区数千万钱和万余封户，与万里锦绣江山相比更是微不足道，反倒是激发了刘旦的怒气：“吾当为帝，何赐也！”于是与宗室中山哀王刘昌之子刘长、齐孝王刘将闾之孙刘泽等人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表明刘旦已经决心起兵夺位。然自文帝时就有“强干（指中央政权）弱支（指诸侯王国）”之议，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裁抑诸侯王国更成为朝廷的既定政策。景帝中五年（前145），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朝廷为王国置国相等主要官员。武帝时又行“推恩令”，制定“左官之律”与“附益之法”，析分诸侯王国，贬抑诸侯王国官吏，严禁朝臣交通诸侯王。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这一政策实施已久，更为诸侯王国官吏所周知，如果不能得到群臣的支持，起兵之事就无从落实，于是刘长奉令宣布刘旦的饬命，以试探燕国群臣的态度：

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任重职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将何以规佐寡人？且燕国虽小，成周之建国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载，岂可谓无贤哉？寡人束带听朝三十余年，曾无闻焉。其者寡人之不及与？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挢邪防非，抚循百姓，移风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对，寡人将察焉。

这番语气顿挫、内藏锋机的王命，首先是要向燕国群臣表明：早在武帝在世之时，燕王就已经“亲受明诏”，可以“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不在诸侯王不得治民、与职事的限制之例。至于武帝是否有这样的“明诏”，揆之汉廷对诸侯王国既定的裁抑制度，所谓“受明诏”之事确如班固所云“诈言”无疑。然而，从执金吾郭广意口中所得到的消息已经使刘旦相信，武帝并无“遗诏”立嗣、指定辅政大臣之事；那么，刘旦宣称“亲受明诏”，则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意。况且所谓“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之事，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早在刘旦受封之时，因燕国北近匈奴，故武帝在封燕王的诰命多言及征伐匈奴之事，告诫燕王“毋乃废备”，时刻准备抗御边患，这与同日受封的齐王、广陵王的诰命中多为“人之好德，克明显光”、“祗祗兢兢，乃惠乃顺”，偏重于修身养性的谆谆教诲确有不同之处，这可能就是刘旦所云“明诏”之蓝本。其次，刘旦刻意讨好诱使燕地之土，故特意上述周初召公奭建立燕国之功，下及战国时燕昭、燕襄两王兴国安邦之勋，旨在表明燕国立国千余年，累世贤士辈出，如今并非没有贤士，只是自己不曾“及与”，或是贤士未遇机遇，而今日正是贤士显示才能的大好时机。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旦明确表示要“挢邪防非”，无疑视昭帝即位是为“邪”为“非”，自己将要“挢”要“防”，夺位之意暴露无遗；至于“厥路何由”，群臣要“各悉心以对”，“寡人将察焉”，则完全是以胁迫的口吻命令群臣当庭表明态度。

当燕王之命下达之后，“群臣皆免冠谢”。由于事关重大，身为燕国群臣之首的国相、职掌武职的中尉都不敢贸然应对，经历了暂短的沉默之后，郎中成轸率先对刘旦曰：“大王失职，独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成轸的应对虽多谄媚之语，但至少可以表明部分燕国大臣对刘旦起兵夺位的支持。为了证明起兵夺位的合理性，亦是为了进一步说服群臣，刘旦说：“前高后时，伪立子弘为皇帝，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

刘旦试图以武力夺取皇位的计划确定之后，立即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刘旦先是与刘泽设谋，广造舆论，声称“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诛之”。使人传行各郡国，企图动摇百姓，搅乱人心。继之，刘旦派遣刘泽火速返归北方重镇、齐郡与青州刺史治所所在地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刺杀青州刺史隽不疑，约定时日，发齐郡兵与其共同起兵。刘旦则在燕国大肆招徕“奸人”，赋敛铜铁制作甲兵，数次检阅燕国车骑、材官卒，征发百姓会猎国中以讲习兵马阵势。刘旦又广为收买人心，僭效天子之制，对于追随自己起兵的郎中侍从者皆令以貂尾为冠羽、金蝉饰冠，号为侍中；而对敢于谏阻起兵之人，则无情地予以诛杀，先后有郎中韩义等十五人丧命于刀下。刘旦恩威并用，慑服了燕国群臣与国人，起兵之准备似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只需约定的时日到来，即可举兵西向京城。然而，一个突发性的事变打乱了刘旦的部署。

刘泽奉刘旦之命回到临淄，准备刺杀青州刺史，征发齐郡兵，与燕国一同起兵夺位。这一图谋除了考虑到齐郡与燕国地理位置相近，可以共同举兵西向京城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刘旦企图重演想吕太后死后，齐王刘襄率先举兵西伐，在京城诸大臣与宗室趁势尽诛诸吕，迎立文帝的故事。然而，刘泽尚未开始行动，消息就被中山靖王之子瓶侯刘成知晓，于是向青州刺史隽不疑举报。隽不疑收捕刘泽下狱，并将情况上奏朝廷。大将军霍光得报后，立即以昭帝的名义派遣大鸿胪丞赶赴临淄，会同隽不疑一起审讯刘泽。会审之下，刘泽将与燕王刘旦的合谋全盘供出，随即以谋反罪被诛杀，瓶侯刘成则因告发有功，受到益封食邑的嘉奖，不过，此案之中最难处理的却是这一事件的主角、昭帝的至亲——兄长刘旦。

刘泽被捕处死事在始元元年八月，此时昭帝刚刚即位一年有余，大将军霍光执政的地位尚没有完全巩固，如果深究燕王刘旦之罪，难免要授人以柄，反而倒印证了刘旦等人传布的“少帝非武帝子”的流言，不免引起朝廷内外、宗室之间极深的嫌忌，这与新帝登极之初迫切需要稳定政局的初衷相左；但是，刘旦欲起兵夺位，依律当诛，公卿大臣也都请求严厉处置燕王，朝廷不予处置也难以服众。在这种形势下，霍光权衡利弊，以“燕王至亲”为由，用昭帝的名义下诏“弗治”。同时，霍光派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及侍御史两人同至燕国“风谕”刘旦。宗正职掌宗室事务，于是先见刘旦，“为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意在消除刘旦“我安有弟在者”的疑惑；侍御史职掌察举事宜，次见刘旦，“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这种严厉的指责，旨在“惊动以文法”；通晓经术的太中大夫公户满意最后见刘旦，博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乐雅，曰“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经过这种精心的安排以及强大的心理攻势，终于慑服了燕王刘旦，“恐惧谢罪，叩头服过。”

霍光以这种较为稳妥的方式，迅速平息了一场由昭帝兄长燕王刘旦挑起的事端，消弭了可能随时爆发的政治危机，在执政大臣们的翼护下，少年天子平安地度过了即位的最初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