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未央宫

第12章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发展

　　汉承秦制在都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来汉长安城就是在秦都咸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汉长安城对秦咸阳都城的继承

　　1.都城选址上的继承性

　　秦都咸阳示意图汉长安是在秦咸阳遗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司马迁讲：“汉长安，秦咸阳也”。《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张衡《西京赋》云：西汉长安“乃览秦制，跨周法”，《三辅黄图·序》也云：“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秦咸阳从惠文王以后，就不断向南扩展，在渭河以南修建了章台、兴乐宫、甘泉宫、信宫、阿房宫及七庙等建筑，欲以渭南秦宫代替渭北秦宫。刘邦夺得天下后，欲都洛阳，经刘敬、张良等的劝说，建都长安。修缮扩建秦的兴乐宫而改为长乐宫，在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在甘泉宫基础上建桂宫。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即汉长安城是在秦都咸阳基础上建立的，说明在都城选址上是汉承秦制的。

　　2.宫苑结合

　　秦汉都城都修建有上林苑，这是都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以供帝王狩猎之用，这是秦汉统治者一种豪华的享乐方式。秦以前的统治者往往把宫殿与苑囿分开；而到了秦汉时期则在苑囿中修建很多宫殿，这样皇帝既可以在苑囿中行猎，也可以在苑囿中处理朝政。

　　秦的上林苑是秦惠文王时开始建造的，秦始皇时扩大规模，形成西到沣水、南到终南山、北到渭河、东到宜春苑的庞大规模。汉上林苑是在秦上林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比秦上林苑规模更大，《关中记》记载汉上林苑有“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

　　上林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宫和苑结合在一起的园林建筑，秦上林苑中有阿房宫等，汉上林苑中有建章宫、甘泉宫、宜春宫、五柞宫等，形成“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的局面。司马相如：《上林赋》，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秦在上林苑中的许多宫殿是秦始皇经常光顾之地，汉武帝经常在建章宫、五柞宫、鼎湖宫、葡萄宫处理政事，会见外国使者，汉武帝最后竟然死在五柞宫中，充分说明了秦汉时期宫苑结合的特点。

　　3.秦宫汉葺

　　秦都咸阳修建了众多的离宫别馆，特别是在关中地区尤甚。据记载关中有宫殿300处，关外有400余处，仅咸阳都城附近300里内宫殿就有270处。正如《史记正义》引《庙记》云：“北至九甘泉，南到长杨五柞，东到河，西至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咸阳附近的离宫别馆除过被项羽火烧的以外，后来大多被西汉修葺使用。如宜春宫、长杨宫、五柞宫等。实质上汉上林苑中众多的离宫别馆是修葺秦宫而继续使用的。

　　秦始皇采用复道、阁道、甬道把各个宫殿连接起来。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秦始皇迷信怕死，派方士到东海求仙药，方士们以种种借口为幌子，要秦始皇“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修建的阁道有从咸阳到临潼的，也有从阿房宫到渭北咸阳和终南山的。“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宫殿之间的这种交通连接方式，到汉代时继续沿用。“桂宫周十里，内有复道，横北渡，西至神明台。”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故事》，三秦出版社2006年。为了使城墙外的建章宫与城内的未央宫等建筑浑然一体，在西城墙上修建阁道，把两宫紧密联系起来。

　　秦都咸阳一号建筑遗址4.宫殿均为高台建筑

　　秦都城咸阳中的宫殿均为高台建筑，从已发掘的一、二、三、六号建筑遗址和阿房宫遗址来看就是如此。秦的离宫别馆也是如此，如梁山宫、林光宫等，印证了史书上记载的秦国“高台榭，美宫室”。《史记》卷69《苏秦列传》。之所以要修高台建筑，其一是为了防止潮湿，其二是为了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宫殿修在高处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汉长安城也是一样，未央宫、建章宫等均是如此，至今仍留有高大的夯土台。

　　5.在都城附近修建人工水池，以美化都城并解决都城的用水问题

　　秦在渭北咸阳宫的东边修有兰池，据《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亦曰兰池陂。”这是秦在都城附近修建的自然景观，湖面可以荡舟游览，池边建有兰池宫，秦始皇常游乐于此。其具体位置在今咸阳宫以东的杨家湾。这儿现在是一个呈簸箕形的大湾，北、西、东三面有高约五米的岸畔，南面开阔平坦与渭河之滨相连。此人工水池除了在都城附近营建风景区以外，也有供应秦都城咸阳用水的作用。

　　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开凿的。开凿的原因据《汉书·食货志》云：“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即修建昆明池是为了操练水军，讨伐西南夷，但绝非唯一目的，它也是汉武帝为上林苑开辟的著名风景区，从“列馆环之”即可看出其目的。宋人程大昌《雍录》云：“其始凿也，固以习战，久之，乃为游玩之地也。”程大昌：《雍录》卷2，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而且昆明池也是汉长安城西南的总蓄水库，以供给汉长安城的用水，即“城内外皆赖之”。昆明池遗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东一带，这里现为一片低地，地势比周围低2-4米，其面积约十平方公里。秦汉上林苑中也有众多的水池。

　　6.帝陵旁建邑

　　秦在始皇陵旁建丽邑，开创了中国古代陵旁建邑的先例。位于秦始皇陵北刘寨村一带。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徙三万家丽邑”，即迁徙三万家到丽邑，反映出当时对修建秦始皇陵的重视。丽邑和当时的县级别虽然是一样的，但其地位明显高于县。

　　西汉时共有十一个帝陵，有七个帝陵设置有陵邑。其中有五个位于咸阳原上，包括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因此，历史上又把咸阳原称为“五陵原”。另两个陵邑位于长安城东南的杜陵和霸陵。这些陵邑成为汉长安城的卫星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不少人口，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都城。

　　帝陵的规划是都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与都城的关系非常密切，一般都在都城的附近，以便于管理。在陵旁建邑，一是为了供奉陵园，二是为了迁徙关东大族，以便强干弱枝，拉拢势力，巩固统治。

　　二、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发展

　　1.秦都咸阳无外郭城，而汉长安城则有外郭城

　　秦咸阳无外郭城，这是因为，一则这是秦人一贯的建都思想。从考古资料来看，雍城、栎阳未有外郭城，这是秦人修建都城的显著特点，秦人从一进入关中，便是一个进攻性的民族，其思维方式是进攻型的，从秦穆公开始便以霸业为主要功业，独霸西戎，开地千里，益国十二。秦孝公时，欲复穆公之故地。到秦昭王、庄襄王、秦始皇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志统一全国成为他们矢志不移的目标。因此，欲把都城修建成“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内外二城制不符合秦人的思维方式。二则秦都咸阳从孝公筑冀阙开始，一直就未停止扩建，从渭北延伸到渭南，甚至修建阿房宫欲代替咸阳宫作为朝宫。秦始皇本身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把都城的规模无限制地扩大，以至于要“表以为秦西门，表河（黄河）以为秦东门”，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旧事》，三秦出版社2006年。即要把整个关中地区作为秦的都城。他不愿把自己束缚起来，修建的离宫别馆，“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修建外郭城，也没有必要修建外郭城。三则秦人在对外战争中，除过晋国有几次深入秦国作战外，秦和东方的战争一般都在别国土地上进行，说明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多立于不败之地，修建外郭完全不必要。而之所以修建宫城，纯粹是为了防止国内的反抗斗争，正因为如此，考古工作者迄今不可能找到郭城的城址。

　　而汉长安城既有宫城，又有外郭城。至今仍依稀看到汉时外郭城的城墙遗迹。汉之所以修建外郭城，一是遵循传统的筑城模式，二是为了防止国内的反抗斗争。

　　2.汉长安城的文化设施多于咸阳

　　秦由于实行法家思想统治，以吏为师，所以在咸阳都城中思想家不如汉长安城多，人们的思想不如汉长安开放，加之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政策，导致社会上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即法家。西汉长安城在汉初时实行与民休养生息之政策，实行文化开放政策，废除“挟书律”，鼓励向政府捐书，言论自由。特别是到汉武帝时期，“广开献书之路”，使长安城中书籍堆积如山，为了保护和利用这些图书，皇帝在未央宫中开辟了天禄阁、延阁、广内和密室等作为皇家图书馆。汉成帝时，又派陈农到全国各地征集图书，到西汉末年，长安的图书馆中藏书，仅天禄阁一处就有3万卷以上。同时在汉长安城郭城以外，建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太学创建于汉武帝时期，开始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五经博士和50个博士弟子员。昭帝时增加到100余人，宣帝时增加到200人，元帝和成帝时，太学得到大规模发展，最后扩充为3000人。说明汉长安城在文化建设上比秦咸阳要好。

　　3.汉长安城的宗庙礼制建筑不同于秦咸阳

　　秦都咸阳有七庙，“一夫作难而七庙”，“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位于秦都咸阳的渭河以南地区，其所在位置当在秦甘泉宫以南、兴乐宫以西、章台以北。应该说秦的七庙在都城的要害部位。

　　西汉初年的宗庙建在长安城内，和秦的宗庙所在位置相似。刘邦父亲的太上皇庙位于长乐宫北边、香室街以南，高祖庙和惠帝庙在安门以内。到文帝庙时，修在长安城以南，约在今西安西郊十里铺与梁家庄之间。从汉景帝开始直到西汉末，皇帝的宗庙就都修在帝陵附近。如景帝庙就在阳陵附近，但离都城都不远。

　　秦人是功利主义者，对礼制建筑不很重视，因此文献和考古上很少发现秦咸阳有礼制建筑。而汉人则对礼制非常重视，儒家礼制思想对汉人影响很大，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礼制更加重视了。因此西汉在都城附近修建了圜丘、明堂、辟雍、灵台、南北郊和社稷建筑。这些建筑中，有的在周代就已存在。周文王曾在都城丰京附近修筑过明堂、辟雍和灵台，西汉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建筑，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堂的形制一般是用茅草覆盖屋顶，顶为圆形，房子为方形，即“上圆象天，下方法地”，是汉明帝时由王莽建筑的，位于长安城南，安门之东，复盎门以西，即今西安市西郊任家口村东、十里铺西北。西汉的辟雍也在长安城南，即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附近。灵台位于长安城复盎门以南，即今西安市西郊任家口村东北，西安西火车站以西，小白杨村以南。南北郊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南郊是祭祀天的，在长安城南，位于今西安西郊周家围墙附近。北郊是祭祀地的，在汉高祖长陵附近。南北郊在同一条南北线上。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除北郊祀地以外，其余均在南郊，组成汉长安城的一个特别区。

　　《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实质上是按儒家思想设计都城的，对于信奉法家的秦人来讲没有任何约束力，因此在秦都咸阳的建设上几乎看不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而汉长安城在建制上有很多方面就是遵循儒家的筑城理论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能说明这一点。汉长安城有十二个城门，每面三个，东面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城门由东而西是复盎门、安门和西安门；西面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和雍门；北面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和洛城门。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每座城门都有三个门道。“面朝后市”制度在汉长安城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汉长安城的宫殿位于长安城的南部，如未央宫、长乐宫等，而反映商业市场的东市和西市则位于宫城的后面，长安的商业区都集中在长安城中宫城的北面。

　　《考工记》中的都城示意图汉长安城虽没有像《考工记》中所云的“国中九经九纬”，但城内的街道是笔直的，被称做八街九陌。之所以未形成九经九纬，主要是由于汉长安城是先修宫殿，后修街道，道路的规划是随着宫殿的修建而进行的，并非隋唐以后都城那样，里坊整齐，街道端正。应该说汉长安城对隋唐长安城的建制是有很大影响的。

　　秦咸阳城在建造过程中完全是以实用为目的，汉以后的都城则受礼制思想的制约，隋唐以后直到明清都城基本未脱离《考工记》的思想制约，儒家的建都观念得到了比较深刻的落实。

　　汉承秦制，在都城制度上也是如此。汉代刘邦最初即住在秦栎阳城中，后利用秦的兴乐宫建成长乐宫，在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在桂宫基础上建甘泉宫等，实质上汉长安城就是在秦咸阳渭南宫殿群基础上营建的。不仅利用了秦原有的宫殿基础，甚至连筑城的制度也是继承秦的，即先修宫殿，后筑城墙。其都城附近的离宫别馆、苑囿也是对秦原有宫殿苑囿的修葺沿用，如秦关中的众多离宫，汉时继续沿用，汉上林苑就是在秦上林苑基础上扩建的。

　　总体来看，秦咸阳和汉长安在都城规划上虽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但终因社会在不断演进，各自具体条件与要求也不同，又展示出了两者的差别。从前文所分析的汉长安城规划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实质上正是汉人按照时代要求，进一步更新秦制、发展秦制的表现。

　　所谓更新，即是进一步改革秦制所继承的某些旧制传统，如上文谈到汉长安城宫廷区布局的革新，便是一个鲜明例证。所谓发展，是将秦人所探求的新规划意向，转化为新的现实，并加以充实提高。长安城市区域规划的形成，不仅实现了秦咸阳规划所探索的城市区域宏观规划体制的新意向，而且通过实践加以丰富完善，从而推动封建城市规划向更新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是汉人对前期封建社会都城规划的重大贡献，也是发展秦制的主要表现。

　　汉长安城规划对秦制的更新和发展，更起始了我国前期封建社会都城规划向广度和深度演进的新趋势，为我国新型封建城市的规划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换言之，也就是汉人通过长安城规划的探索，对秦制再加以总结提高，演变而为前期封建社会的都城规划制度，以完成秦汉时代在我国都城规划建制中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