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未央宫

第9章 汉长安城中的手工业与商业(1)

　　西汉初年，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凋敝，形成“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汉高祖刘邦为了恢复发展生产，整顿经济秩序，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制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法令，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随着西汉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至惠帝、吕后时期，全面实施“无为而治”政策，对商贾的限制逐渐放宽，下诏“复弛商贾之律”。孝文帝时，通关渠，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于是，汉初的抑商政策到文帝时成为“利商”政策。这一政策持续到景帝、武帝初年，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一、手工业

　　汉长安城中居住着几十万人口，这些人需要日常的生活用品，因此各种手工业在长安城中可能都会有。包括陶器制造业、铁器制造、铸币、纺织等。

　　为了节约运输劳动力，古代宫室建筑所用砖瓦大多系就地烧造，汉长安城也不例外。长安城西北部清理的砖瓦窑，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东和相家巷村西南。其规模不大，窑顶为馒头状，所以又称为馒头窑。这些窑址比较分散，不是统一管理的。从其中出土的遗物来看，产品也是多样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因此，考古学家推测这些窑可能是民窑。它们的产品供长安城中的一般居民使用。

　　在汉代长安城西北部，今天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六村堡、相家巷村附近，经过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不少汉代陶俑窑遗址，20世纪90年代初发掘了其中的二十多座。从发掘情况来看，陶窑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民窑和官窑。

　　所谓民窑，就是指私人经营的制陶手工业生产作坊。这种窑址大多分布在西市遗址以外的西部和南部，即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东和东南一带。这些窑址烧制的陶俑品种很多，有人俑，也有动物俑。人俑的性别、规格、形制、姿态各异，其发式、服饰也各种各样。动物俑则有牛俑、马俑、羊俑、猪俑等。这些陶俑应系墓葬随葬品中的明器，在汉长安城附近的汉墓中多有出土。

　　这些民窑生产的陶俑应属于投放市场的商品，陶俑窑东部的东市可能就是其重要的销售场所。而官窑生产的俑则用来满足西汉时期京畿地区帝陵和大型汉墓的随葬需求，基本上不用在市场上销售。

　　长安城西市遗址中南部曾发现汉代冶铸遗址，已清理的四座烘范窑址、冶铸遗址与废料堆积坑，出土了大量叠铸范及铁块、铁渣等遗物。这些窑址的时代均为西汉中晚期，也就是汉代实施盐铁官营的时期，因此，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窑址应属于官营性质，与西市之内手工业以官营为主也是一致的。西市生产，东市销售，这样的分工又和西市与东市工商分工不谋而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1992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9期。

　　在汉长安城西市遗址东北部，即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家巷村东北和村东，发现不少西汉时期铸钱遗址，其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五铢钱砖雕范母，还发现了个别石雕范母。在这个遗址，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坩埚残块和铜渣，学者们认为西市之内的铸钱部门只负责范母的雕刻、制范，可能不进行铸钱活动。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在都城之内对铸钱工业的严格管理，以及对铸钱工业关键环节的直接控制。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

　　二、商业

　　与手工业一样，汉长安城内各种商业都有，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但同业的商店多聚设在一起。这就是班固《西都赋》所云的：“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萧统选，李善注：《昭明文选》上卷，京华出版社，2000年。薛综《西京赋注》曰：“隧，列肆道也。”大概同业商店沿街分类列肆，这和后世的市街已差不多了。

　　《汉书·游侠传》记载：“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万章字子夏，长安人也。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万子夏’。……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汉书》卷92《游侠传》。

　　“柳市”就是贩卖柳条编织物的“市”，“酒市”即卖酒的“市”，依此类推，则同业商店，自然多聚设于一处了，这种集中经商的方式便于顾客挑选与购买。

　　因为同业商店多设于一处，当时可能已有行会一类的组织。《汉书·景十三王传》载：赵敬肃王“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注：“韦昭曰：平会两家买卖之贾者。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也。”《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可见这时贵族控制商行，因为利益很大。《汉书·武帝纪》云：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汉书》卷6《武帝纪》。王莽变法时，“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汉书》卷24下《食货志》。可见，汉代百物，官家本有平价之制，但实际效果如何却需认真探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充分说明商业的利润最大，对农业的冲击也很大，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大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课以重税。汉代商人有所谓“市籍”，就是商业登记，有“市籍”便有租税，如临淄“市租千金”，军市也有“军市之租”。这些事都归市令、市吏等官掌管。

　　因为“市”是当时商业经济的命脉，所以管理“市”政的官吏很有权威，如《汉书·尹翁归传》：“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汉书》卷76《赵尹韩张两王传》。《汉书·张敞传》也云：敞守京兆尹：“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由是鼓稀鸣，市无偷盗”。《汉书》卷76《赵尹韩张两王传》。《汉书·何武传》也记载：“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汉书》卷86《何武王嘉师丹传》。因为都市发达，人口集中，货物众多，因此偷盗者众多，管理“市”政的官，除收税外，对此也特别注意。

　　汉代长安城中市场规模超过前代，有东西二市。在秦都雍城考古发现了这样的市场。市位于城的北部，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经勘探，知其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全封闭空间，四周围以夯墙。在四周围墙中部都发现有“门塾”遗址，一般宽21米以上，进深14米左右。墙体两侧均有瓦片堆积，应是夯墙上的覆瓦。四周有厚15至2米夯土围墙基址，围墙内为露天市场，面积3万平方米左右，与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市亭图基本一样。雍市遗址与《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前朝后市的格局一致。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高祖六年“立大市”；《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孝惠六年，“七月，齐悼惠王薨。立太仓西市”；《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书·惠帝纪》六年夏六月“起长安西市”，《汉书》卷2《惠帝纪》。《后汉书·郡国志》“长安大侠万子夏居柳市”；“司马季主仆于东市”；“晁错朝衣斩于东市”；《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汉书·刘屈传》“太子（戾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通过以上记载，可以得知长安市场不止一处。《三辅黄图》中有大量关于西汉长安城的记载，汉长安城中共有九市，卷一“汉长安故城条”云：

　　《汉旧仪》曰：“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

　　卷二“长安九市条”云：

　　《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岛之人在突门。”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

　　又卷二“长安城中闾里条”云：

　　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

　　班固《两都赋》及张衡《二京赋》谓长安有九市，似非虚构。班固赋中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语；张衡赋中亦有“郭开九市，通带，棋亭五重，俯察百隧”语。旗亭，也就是市楼，是管理市场事务的官吏在市中设立的治所，相当于现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市楼是市中高大明显的建筑，以便市场官吏登临市楼，俯察监督全市。类似的汉画像石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现。

　　东市或即高皇帝六年所建大市，西市为惠帝时代创设。因此东西二市，非常繁盛。王莽改制时，曾将此东西二市与其他五个都会的市官制度进行改变，《食货志》云：“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汉书》卷24下《食货志》。除此东西市外，如富平津西南之直市、如柳市、如太学旁近之槐市、如长陵小市，是否在所谓九市范围之内，则不得而知。这类市或仅为定期市之狭小场所，或属市区，规模甚小，远不如东西二市。

　　东西二市分布在城的西北部，北有渭水自西向东流过，西有水从南而北通过，有利于货物的集散，方便了水运物资及时运送入城内。特别是有利于丝绸之路上货物的运输，因为汉长安城的北部，主要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和百姓生活区。

　　同时东西二市所在地位于未央宫的北部，这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的都城设计思想。

　　实质上，长安城有九个市，三市在东，称为东市；六市在西，称为西市。东、西市大致在城内西北隅的横门旁边，即今天的六村堡一带，是当时的官府手工业区。考古工作者在六村堡附近发现陶俑作坊遗址，相家巷一带发现西汉的铸钱遗址。

　　此外，在未央宫北的石渠阁遗址，城西建章宫附近的好汉庙、孟家村、上林苑的西赵村，城东的郭家村以及新村离宫遗址附近，都有铸钱遗址或烧制钱范窑址的发现，西安市文管处：《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2期。直城门内出土的兵器铸范，可以肯定城内必有规模大的铸铜作坊。距城西南角300米处发现一批铜锭，贺梓城：《西安汉长城遗址附近发现汉代铜锭十块》，《文物》1956年3期。均为长方形，每块34公斤左右，是官府铸钱或铸铜器用。铜锭上都刻有重要号码，其中一件铸铜锭上有“汝南富波苑里田戎卖”等刻铭，说明了官府手工业除了控制采矿外，还要从远处运进铜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东市和西市的遗址被发现和发掘。发现东市以商业活动为主，而西市则集中了各种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有制作陶俑和砖瓦的，有铸币的，还有冶铁的，多达几十座。一个以手工业为中心，一个以商业贸易为中心，这边生产，那边销售，所谓前市后厂，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销一条龙的市场。而这种市场设置，也证明了两千年前工商业一体化已经出现。

　　据《汉书·惠帝纪》记载，西市建于惠帝六年（前189）。《汉书》卷2《惠帝纪》。西市是以方位命名的，营建西市时，因为其东已有东市，故名西市。当然东市在未建西市之前也不会称为东市。根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汉高祖六年（前200）“立大市”。《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刘邦设立“大市”是对于全国而言，首都长安也不例外。刘邦在长安设立的“大市”，应即后来的东市。高祖时，长安因无西市，故不言东市，只称“大市”。惠帝在长安建西市时，因其东已经有“大市”，“大市”亦更名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