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未央宫

第3章 西汉长安城(2)

　　《三辅黄图》引《三辅旧事》指出：“长安城中八街九陌”，所谓八街即香室街、藁街、夕阴街、尚冠街、华阳街、章台街、城门街和太常街等。这八条大街是长安城的主干街道。八条大街宽度基本相同，都在45-55米左右。这显然是统一规划的结果。此外，在城墙内侧，沿城垣还有一周道路，应该是守城卫兵的专用道路，称为“环途”。未央宫、长乐宫等宫内道路也相当宽阔，宽者达50余米。

　　长安城内的道路规整笔直。除霸城门、复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各有一条道路距长乐宫、未央宫宫门甚近以外，其余八座城门各有一条大街能入城内。八条大街街道笔直，分别为东西向或南北向。它们在城内形成交叉与汇合，从而形成了八个丁字路口和两个十字路口。八条大街长度不等，其中安门大街是最长的一条大街，长约5500米，其次是宣平门大街，长约3800米，洛城门大街最短，长约850米，其余多为3300米。这些道路一般宽约45米左右。东西向的宣平门大街、清明门大街、雍门大街、直城门大街和南北向的安门大街较宽，多达56米之宽。

　　这些大道都是用两条排水沟将大道分为平行的三条道。中间的道路宽约20米，两侧的道路各宽约12米。中间道路称为“御道”，或者名为“驰道”，是专供皇帝行走的，其他官吏和平民只能走两边的道路。驰道的使用和管理制度十分严格，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任何人不但不能在驰道上行走，甚至连穿越都是不允许的，就是贵为太子也不敢违犯这个规定。即使经过皇帝特许的诸侯王或皇亲国戚，虽然可在驰道上行走，但只允许在驰道两边，中央三丈宽的驰道还是不能随便使用的，而且可使用的驰道部分也仅限于本人，随从不包括在内。对于违犯规定者，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比如平州侯昭涉昧，因为在驰道中行车，触犯了刑律，中央政府收回了封给他的土地和百姓。

　　八街之外，还有九陌，但九陌指的是什么路，古代文献中没有解释，因此目前论者众说纷纭。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指出：“路东西为陌，南北为阡”。又说：“街，四通道也”，说明街与陌是有区别的。有的认为，每面城墙各有三门，门辟三道，共九道。有的认为，九陌是指从长安城通往郊区的九条道路。尽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观点，但笔者认为，陌应该是比街要小的路。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进行，或许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长安城作为国都，是全国交通枢纽，城郊还有一些重要道路能通向四面八方，其中较重要的有函谷道、子午道、褒斜道、武关道、直道等，分别通往全国各地。

　　函谷道是东出长安进入东方的主要道路，继承了秦驰道的基础，出函谷关后奔向东南与东北。也是这一时期东西方交流的必由之路，意义十分重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子午道在长安城南，是当时长安通往陕南和四川的重要道路之一。鸿门宴后，刘邦被项羽逼迫去汉中南郑就是走的这条道。

　　褒斜道在长安西南部，是长安与汉中、四川交通的又一条重要道路。上面所谈的子午道西南部路段，与褒斜道南段合而为一。褒斜道南起汉中西北的褒城石门，沿褒河上溯，经红岩河，至太白县五里坡进入斜水，再顺斜水而下，至眉县西南斜峪关为止，经今汉中、太白和眉县，总长约250余公里。

　　函谷关褒斜道复原当时从关中到汉中还有一条陈仓道。路经宝鸡，过大散关，到达汉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的就是刘邦到汉中后于公元前206年按大将韩信的计谋，派少数人修褒斜栈道，以转移镇守关中西部雍王章邯的注意力，暗地里从西边的陈仓道，北出大散关，攻占了陈仓城，进军咸阳。

　　武关道是长安通往东南的便捷大道，可通过河南、湖北到很多地方。刘邦当年进入关中就是走的此道。

　　直道在西汉时期继续沿用，是通往北方的主要道路。

　　丝路之道是沿用秦时的回中道，由河西走廊向西北，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进入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对于汉代与这一地区的联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真正使长安城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西汉时期的渭河以及在其南部修建的漕渠，也是当时交通的主要水路，是长安城物资运输的保障之路。

　　当时在京畿地区这些道路上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有牛车、马车和马匹。牛车是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修建汉昭帝平陵时，当时中央政府仅在长安近郊就租用了三万辆牛车，由便桥附近渭河河滩往平陵拉运沙子。牛车也是人们乘坐的重要交通工具。不过乘坐牛车似较马车贫寒。因为西汉初年，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将军和丞相都不能乘马车，只好坐牛车。西汉时代，有些人虽然有钱有势，但为了标榜自己节俭，也乘坐牛车。如，汉宣帝外祖母王媪随使者进皇宫，她就乘坐黄牛车，因此老百姓称她“黄牛媪”。又如，大学者朱云，居住在长安城西郊的户县，他经常乘坐牛车往来于京城。

　　近年发现的秦六马驾车照片西汉时代车马主要用来乘人，已非先秦时代主要用于战争。与乘坐牛车相比，马车大多为有钱人乘坐。马车种类很多，当时统治阶级因官爵大小、地位高低之不同，而规定乘坐不同形式的马车。皇帝要乘六马驾车，如果说过去人们对六马驾车还持怀疑态度的话，近几年不断发现的东周和秦的六马驾车遗迹，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汉时代皇帝一定是乘坐的六马驾车。

　　马车中大量的是由一马驾乘的轺车，这是长安城中一般官吏、文人和殷实人家的交通工具。车的等级不仅在于驾马数量的多少，车子本身因其用途不一样，乘坐人地位不同，形制也各异。当时除了以车代步者外，还有骑马的，如张敞下朝后，走马章台街。不过他这样做似乎不合乎当时的礼仪，因此被人们所讥笑。

　　羊车也是当时采用的交通形式之一，在汉平帝陵考古发现中就有羊车。前几年我去新疆考察时也发现了羊车。

　　现代羊车与长安城的高大城墙、雄伟城门相映成辉的就是长安城附近的众多桥梁。据文献记载长安城有十六座桥，它们应是长安城护城壕之上所架设的十二座正对城门的桥梁，以及城郊附近渭河之上所架设的中渭桥、西渭桥、东渭桥和城东的灞河桥。长安城壕之上架设的桥梁，是否采用吊桥形式尚不清楚。这些桥的名字大多与城门名称有关。如，宣平门又称青门，门外的桥称青门桥。实质上由于长安城附近河流众多，远不止十六座桥，随着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桥梁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长安城外最有名的桥是渭河三桥和灞桥。汉代渭河三桥又以中渭桥最重要，中渭桥即秦时的渭桥，由于此桥与长安城横门南北相对，所以汉代也称横桥。根据《水经注》记载，结合出土汉河桥的实物资料，渭桥应该是中跨水平，边跨倾斜，从而形成了一座中部高耸的桥型，这样既保证了桥下高船行驶所需要的高度，又增加了桥上举行仪式时的威严。为了美化桥梁，在桥头还立有华表。由于横桥宏丽宽长，加之桥面高耸，犹如天虹卧波，显得分外雄伟。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西汉初年，陈平、周勃灭诸吕，迎立文帝刘恒就是在渭桥之上。汉宣帝时，接受匈奴贵族和朝臣们的欢迎，也是登临渭桥。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营筑茂陵。茂陵位于长安城西35公里，二者之间横亘渭河，如果出横门过渭桥至茂陵，既绕路又较远。为直驱茂陵，方便交通，在渭桥以西又兴建了一座渭桥，称为西渭桥，又名便桥。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便桥故址当在今咸阳市秦都区碱滩农场附近。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便桥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超过了渭桥，成了长安城通往西方的咽喉之桥。

　　东渭桥因在渭桥之东而得名。汉代的东渭桥故址在灞河与渭河交汇处以东，今西安市高陵县渭河以南。刘邦定都关中以后，先都于栎阳，栎阳城在渭河北岸，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一带。后来刘邦虽然徙都长安，但栎阳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上来说，仍为西汉一代渭北的重要城市。汉初为加强长安与栎阳之间的联系，建造了东渭桥。

　　灞桥也是一座重要的桥，位于西安市东北10公里，今灞河桥西北约5公里处，陇海铁路在灞桥故址北边经过。灞河是长安城东部的要津。刘邦由武关经蓝田到霸上，踞关中之咽喉，迫使秦王子婴不得不率秦军迎降于轵道。刘邦与项羽交战，宁可退出秦都咸阳，也要固守霸上，可见此地之重要。因此，西汉时期专门在灞桥设亭，加强交通和治安管理。汉代长安人送别东去之客，都要至灞桥折柳相赠别。王莽时灞桥曾遭火灾。灞桥被焚毁后进行了重新修复，取了个吉祥名字叫长存桥。

　　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市的钓台附近发现两个古桥遗址。位于秦都区钓台镇西屯和资村交界的沙河古道中。桥分为北（即一号桥）和南（即二号桥）两座，相距330米，桥面均无存。考古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局部发掘。一号桥清理出立木桩16排、143根，每排间距3-6米，已露出的木桩高16米。二号桥清理出木桩5排、40根，每排间距约7米，露出的木桩高2-3米，还发现长954米方形大梁1根。木桩为柏、松、柳、梨、槐等圆木。木桩上端断面形状变化较大，有圆锥、夹榫、平榫、子母卯等形。两桥长500米以上，宽16米。在桥址附近的沙层中，陆续出土了一批秦汉时期的瓦当、板瓦、筒瓦、铜弩机、铁剑、铸铁板槽等。其中一件大型铜饰件长116厘米，宽43厘米，厚33厘米，重325公斤，一面铸简化夔纹，另一面铸三角几何纹，时代属战国晚期，是桥自身的附属物。

　　经过发掘及进行年代分析，认为是秦汉时期的。时瑞宝、邓霞：《对陕西咸阳沙河古桥的初步认识》，《文博》1991年4期。应是当时沣河上的桥，之所以认为是沣河桥，首先是因为这条古河道本身就是古沣河，《水经·渭水注》云：“沣水出丰溪，西北流分为二水，一水北流为枝津，一水西北流。”沙河正是西北流的那支河流，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因此从秦汉到隋唐时期在沙河古道上建立的桥只能是沣河桥。

　　从大量的考古、文物普查资料看，在今渭河以南的马家寨、胡家村均保存有西周、秦、汉等时期的遗址，也证明了渭水在此区间并无大幅度移动的情况。在渭河北岸两寺渡以南至吕村沿渭河一带，198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面积汉代建筑遗址，除出土大量的汉代柱础石、砖、瓦等外，还出土了“百万石仓”瓦当，经有关专家考证认为是汉细柳仓遗址，它的发现不仅成为研究沣、渭交点位置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成为说明渭水在此处并未北移的又一证明，因为据有关史籍记载，汉细柳仓位于渭水之北，沣、渭交会之处。这一切都说明了渭河河道在该段自秦汉以来是基本稳定的，从而否定了沙河桥是古西渭桥这一观点。

　　况且，修建西渭桥的目的是为了出汉长安城便门通过渭河直趋茂陵，如果把沙河桥定为汉唐西渭桥，其一绕路行走，不能体现出方便；其二沙河桥为南北向，又不能体现“其道易直”，当时的人绝不会舍近求远，先西南而行，渡桥后，再西北“以趋茂陵”。

　　实际上西渭桥遗址过去已被人们发现，只是未经发掘而已。咸阳市文物工作者曾经实地考察过西渭桥遗址，1978年大旱时，在咸阳西南文王嘴一带的河床内暴露出一古桥址。

　　由上可看出，沙河桥遗迹应为秦汉时期的沣河桥。为什么要修建这座桥呢？这是因为秦汉时代，现在的户县、周至都是关中设置较早的大县，当时属秦汉皇家的苑囿范围之内，因而便成为帝王贵族常常巡幸之地，同时通过这里又是进入汉中、巴蜀的要道，所以修建一座横跨沣河的桥梁是非常必要的。

　　泬河木桥遗址2006年，西安市文物工作者又在西汉长安城墙的西南角外发现一个大型木桥遗址，保存情况不错，应是当时出长安城西南行过河的大型木制桥梁。该桥是西汉时期汉长安城区域内的一座皇家御用桥梁，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较大的木质结构桥梁，其中的160根木桩全为珍贵木种。该遗址位于西安西郊未央区三桥镇湾子村东北约200米处，建章路以东，陇海铁路以南，今皂河西岸。考古人员已揭露出入河床的木柱5排共160根，这些木桩根根挺立，基本处在原始位置，露出的高度03-06米，大多在15-25米之间，木桩直径在30-50厘米左右。木桩上端残缺不全，炭化严重，有的似火烧痕迹，个别木柱顶端上残留有榫铆结构。通过挖探沟得知，再向下33米可看到木柱的最下端，木桩下部削为三棱锥形，非常尖利，木柱是采用夯打入河床的，经测量现存木柱最底端至顶端总高度5-6米。这些木桩的木质相当坚硬，推测是黄杨木、香樟木、楠木等珍贵木种。

　　木桥长达300米，宽50米。据介绍，已发掘出的这部分古木桩东西28米，南北22米。从调查的资料看该桥柱东西至少在50米，也就是说该桥的宽度应在50米以上。这一段的古河床宽度在60米以上，由此推测，要跨过60多米宽的河再加上引桥，这座桥的长度约为300米。从其结构和排列走向看，这是一处古代木桥建筑遗迹，桥梁部分已被毁，现在发掘出的只是由木桩组成的桥墩部分，仅占整个桥的十分之一左右。从其地理位置看，这应是古河上的桥梁。河在汉代称为“水”，但在今三桥湾子村水流拐了个弯成为东西向，然后转向北经长安城西，北流入渭河。发现的桥址应为横跨这段水域的古桥，从塌落下的几根横木看，此桥当为木柱木梁桥。从桥的位置来看，应是出长安城进入西汉上林苑的桥梁。《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29日。

　　4.给水与排水设施

　　长安城作为一个大都会，数十万人口的给水问题十分重要。长安城是以秦在渭河南岸的兴乐宫、章台和信宫等为基础修建起来的，渭河南岸宫苑的给水系统是以西周都城——镐京的给水系统为基础的。镐京的给水系统是以沣二水为水源，以池为水库。汉初，长安城一方面利用了周秦时代的给水系统，更主要的还是依靠水的水源。水由少陵原西南的樊川，西北流经皇子陂、杜城、阿房宫故址东，至长安城西南角，沿西城北流，在章城门附近，分为二支，一支引水入长安城内，称为明渠，它承担了长安城内未央宫和长乐宫的用水。另一支即水主流，由章城门附近，继续沿西城墙北流，至直城门南，向西分出一支渠，进入建章宫。主流向北进入渭河。

　　汉长安城地下排水道遗址汉武帝时期是长安城发展的顶峰时期。西汉初期，长安城内主要是未央、长乐二宫。汉武帝即位后在上林苑中大兴土木，一时间长安城附近宫观林立，人口大大增加，从而造成长安城及西郊、西南郊原来的给水系统无法满足城市的需要，于是统治阶级必须寻找新的水源，以解决都城及其附近地区的给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开凿了昆明池。过去人们多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认为昆明池的开凿是为了训练水军，其实它的主要用途还是为了解决长安城的给水问题。《三辅黄图》云：“汉昆明池，汉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西南夷传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国市竹，而为昆明所闭。天子欲伐之，越隽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做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因名曰昆明池。’《食货志》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据上所言，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是为了操练水军，南征昆明。这是否为当时的真实目的，暂且不论，但它最重要的功用在后来看来应是作为汉长安城的总储水库，与汉长安城的城市用水息息相关。对于这一点，宋人程大昌就早已看出。在《雍录》之“昆明池”条所言：“交水西至石，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闼堰，在县西南三十二里。则昆明池之周三百余顷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雍激以为都城之用，于是并城疏别三派，城内外皆赖之。此地至汉仍在。”《雍录》卷6《昆明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中华书局2005年。臣瓒及《西京杂记》所记与之皆同。《雍录》卷六《昆明池》引《三辅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顷”。嘉庆《长安县志》卷十四《山川志下》引王森文在长安斗门镇北见残碑，记载了昆明池的界址：“北极丰镐村，南极石匣，东极园柳坡，西极斗门。”汉代昆明池的具体位置，在今北常家庄村以南。其具体范围：北界在今北常家村以南，东界在孟家寨、万村之西，南界在细柳原北侧，即今石匣口村，西界在张村和马营寨之东。面积约10平方公里。胡谦盈：《汉昆明池及有关遗迹踏察》，《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据胡谦盈先生踏察，昆明池址目前仍然清晰可辨。池址位于今斗门镇东南，是“一片面积约十多平方公里的洼地，地势比周围岸边低2-4米以上。池址南缘就在细柳原的北侧，即今石匣村，东界在孟家寨、万村的西边。西界在张村、马营寨、白家庄之东。北界在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的南侧。”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丰镐的位置》，《考古》1963年4期。

　　《三辅旧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顷，中有戈船各数十，楼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旄麾盍，照烛涯。”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4，中华书局2005年。《三辅黄图》引《庙记》云：“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因欲游戏。”《雍录》卷六《昆明池》也云：“其始凿也，故以习战，久之乃为游玩之地耳。”众多大船荡于其中，既可作为训练水兵之用，但也有作为皇家荡舟游玩之目的。

　　昆明池的水源，来自交水。《水经注》曰：“交水又南流与丰水枝津合，其北又有汉故渠出焉，又西至石碣分为二水：一水西流注丰水，一水自石碣经细柳诸原流入昆明池。”交水本来是西流注丰的，汉武帝做石闼堰，堰交水北流，穿过细柳原，流入昆明池。汉昆明池是汉长安城的主要蓄水库，其设计及其用意从汉长安城的安全以及供水水源出发，基本上解决了汉长安城的用水需求，成为汉长安城都市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汉昆明池茂树荫蔚、芳草被堤，是上林苑中供皇家享乐的著名风景区。据《三辅故事》记载：“池中有豫章台及鲸，刻石为鲸，长三尺。”《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像天河。”豫章观矗立池中，登观远眺，美丽风景尽收眼底。昆明池四周岸边池中岛山均建有离宫别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绿树掩映，煞是迷人。

　　昆明池遗址据最新勘探和考古发掘成果，昆明池的范围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约42公里，南北约57公里，沿岸一周长约176公里，面积达16平方公里之多，遗址范围内有普渡、花园、南寨子、下店等二十多个村庄。昆明池南高北低，南岸没有护岸，东、西、北三侧都有护岸，唐代修葺时在岸边围了不规则的石块等物以增强湖岸抗冲刷、侵蚀的能力。勘探表明，遗址的北岸为一条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带状高地，东西长两公里多。从试掘情况看，这里原是一处生土高岭，早期昆明池的北岸即在这条高岭的南侧。另外，昆明池北侧还有年代更早的镐池和池。在弄清楚了昆明池的四至之后，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条进水口和四条出水口，出水口范围内普遍发现淤沙堆积。进水口有分叉，最宽处达420米，窄的多在40至160米之间。出水口多位于昆明池北岸一线，最窄的宽度有20至50米，有的底部及两边用大卵石铺砌而成。还在昆明池沿岸发现三处建筑遗址。一号建筑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瓦当、筒瓦残片等，具有西汉中期以前的特征。三号建筑遗址是一处东面连岸、其他三面环水的台榭类建筑。《华商报》2006年6月14日。

　　长安城的排水系统，从考古材料来看，当时已相当完备。城内的大街两旁都有明沟，这是城内排水的干道。它们与城墙底部的涵道或水道连接，将污水排到城壕中去。考古工作者在长安城已发现城门地下埋筑的排水涵道，它们用砖或石料砌筑，用砖券顶，涵道宽约12-16米，高14米左右。可以想见，当年这种水道的排水量是很大的。

　　另外，在城墙下以及宫殿建筑群中发现不少的五角形或圆形陶水管道，而且互相叠压，还有少量五角形石质水管道。充分说明汉长安城中用水量很大及当时人的环保意识。

　　5.长安城的布局

　　汉长安城是以宫殿为主体，包含有市场、官府、居民坊里、武库、宗庙、监狱等的多功能为一体的城市，还有手工业作坊等。

　　八街将长安城内分成宫殿、市场、作坊和居址区等不同区域。宫殿区包括有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它们占去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分布在城的南部和中部。这些宫殿的四周围以墙垣，形成宫城。在五座宫城中，以未央宫和长乐宫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每座宫城之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宫室建筑群。

　　市场在长安城西北的横门附近。有东市和西市。

　　长安城中的手工业作坊，主要由官府掌握，它们为官府服务。有的作坊设在皇宫之中，如未央宫中有东、西织室。有的作坊分布在城内西北部，如铸币、制作陶俑的作坊等。

　　一般平民和官吏居住在长安城的北部和东北部。当时的达官显贵都以能够居住在未央宫北阙附近为荣耀。此外，北阙附近还有外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使者和商人们的住地——蛮夷邸，相当于今天北京的使馆区。

　　当时汉长安城的人口没有具体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仅记载长安县户80800，人口246200.绝对不能代表长安城的人口，由于长安城郊区属于上林苑，人口稀少，上述人口数字可以代表城区人口数。不过从长安城的范围来看，上述人口数字显然是太少了，就是每户按五口计算，人口数字也应该在四十万以上。若再加上皇族、禁军、流动人口，汉长安城的人口当在六十万左右。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笔者认为要大于这个数字，估计人口最多时可以达到八十万左右。

　　城内的文化设施，诸如图书馆等，自然是为皇室服务的，一般都置于皇宫之中。

　　西汉中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国都长安这时也处于它的黄金时代。汉武帝不仅在长安城内大兴土木，而且还向城外大力发展。他营筑了长安城西邻的建章宫，还扩建了城南的上林苑。

　　6.长乐宫

　　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改建扩充的。早在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率军进入咸阳，尽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咸阳已成一片焦土。而位于渭河南岸的兴乐宫，在这次大火中却幸免于火。兴乐宫是秦在渭水以南的重要宫殿，周围约二十余里，规模相当可观。里面有秦始皇公元前200年修筑的鸿台，高达四十余丈。台上的楼观屋宇，千门万户，耸入云天。宫内有雕饰华丽的大夏殿。殿前有清澈见底的鱼池与酒池。

　　长乐宫在长安城东南部，位于今阁老门、唐寨、张家巷、罗寨、讲武殿、查寨、樊寨和雷寨等村庄之下。

　　刘邦从洛阳返回长安的途中，由于长安城还未修好，汉高祖刘邦先住在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这里秦献公时期就曾作为都城，在秦发展史上地位重要，商鞅变法就是在这里进行的。秦亡后，这里曾经作为三秦降将司马欣的根据地。高帝七年（前201）萧何受刘邦之命，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修缮和改造，改名为长乐宫，并迁都长安。长乐宫是高祖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心，是当时的皇宫。遗址呈长方形，东西2760米，南北2120米，周长约10000米，占地面积约6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面积的六分之一，是长安城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宫室。

　　从汉惠帝开始，西汉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从此就变成了太后之宫，形成了“人主居未央，长乐奉母后”的制度。由于长乐宫在未央宫之东，所以又称“东宫”或“东朝”。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东宫”。

　　尽管从汉惠帝开始，未央宫就成了皇宫，但长乐宫在西汉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外戚专权之时，长乐宫往往成为左右政局的政治中心。惠帝虽居未央宫，但他性格懦弱，经常要到长乐宫向吕后汇报工作。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政局危难，他频繁往来于长乐宫，大事都要和太后商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田囚禁灌夫之事，也要到“东朝”廷辩。西汉晚期，政治动乱加剧，宫廷斗争异常激烈，象征着国家政权的“国玺”也藏在长乐宫的太后之处。王莽建立新朝后，在长乐宫胁迫元后把“国玺”交给他，元后拒不从命，最后无奈，义愤填膺，将“国玺”投之于地，摔坏一角。

　　这些都说明，长乐宫在长安舞台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同时东宫地位的上升反映出西汉时期太后专权、女性干政问题非常严重。

　　长乐宫也筑有宫城，城垣已探出。由于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修建起来的，缺乏系统规划，因此平面不甚规整，尤其南宫墙凹凸曲折较多。宫城四面各设一座宫门。东、西二宫门是主要的通道，门外筑有阙楼，称东阙和西阙。南宫门与复盎门南北相对，从复盎门通过南宫门可以直达长乐宫前殿。

　　长乐宫设有前殿，前殿四周有墙垣，南面辟有殿门，门内设庭院，陈列车骑，张扬旗帜，戍卒卫官，周卫交戟，这里是举行朝仪的地方。汉朝的宫廷礼仪是由叔孙通制定的。

　　由于跟随刘邦的文武大臣大多没有文化，因此缺乏礼仪，在朝廷上举止粗暴，不知法度。他们往往入宫宴会，笑语喧哗。有的相互夸功，大呼小叫，有的醉后起舞，拔剑击柱，闹得实在不成体统。因此刘邦希望他们以后上朝，也能如自己朝见太上皇一样，制定出礼仪，定能免去不少弊端，以显示出皇帝的尊严。

　　想到此处，高祖遂将博士叔孙通召进宫来。让他制定礼仪，规范大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