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1.布衣将相之局

经过战国时期多年的兼并战争之后，强大的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即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二十六年实现了统一。以咸阳为都城，以关中作为统治重心的秦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其政治体制的构成，对此后二千余年的历史有重要的影响。

秦王朝建立后，即面临着管理天下经济运行的任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期望经济发展的合理化，在谋求“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即民众都积极倾力于社会生产的基点上，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并且以此为保证，使得农耕得以发展，社会得以富足，实现民众的富裕和产业的增殖。秦王朝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试验性质的的经济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视的。秦时由中央政府主持的诸多规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规划和组织，表现出经济管理能力的成熟。秦王朝的经济制度多具有创新的意义，然而在施行中，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秦王朝经济管理的军事化体制，其极端苛急的政策倾向，以及不合理的区域经济方针等方面的弊病，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教训。

秦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现出高度集权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与此相应的风格。秦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却在若干方面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历史影响。

秦始皇统治末年，多次因组织战争和土木工程征发民众服事苛重的徭役。大规模的徭役调发，使正常的经济环境和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民众承受着极沉重的负担。

秦始皇去世之后不久，秦王朝的统治阶层内部发生政治危机，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终于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大动乱。秦二世没有能力稳定政局，其执政集团的核心又发生变乱，秦二世本人被赵高派人刺杀。秦王朝在人民反抗的浪潮中走向崩溃。

秦亡之后，反秦联军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项羽军事集团把握了关中形势，主宰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再分配。项羽号称“西楚霸王”，然而没有能够全面控制天下政局，诸侯混争的战火重新燃起。

稳健多谋的政治家刘邦取得关中作为根据地，又得到诸多猛将能士的拥戴，终于战胜项羽，建立了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政治形势依然复杂，经济条件异常落后，外族威胁空前严重。刘邦和他的功臣集团排除诸多困难，努力使西汉政权得以稳定。

正是因为刘邦具有较宽广的政治胸怀，运用较明智的政治策略，在楚汉战争中，能够以富足的关中作为稳固后方，使兵员和作战物资不断得到补充，虽百战百败，垓下一役，终于战胜项羽。

汉并天下后，刘邦从建立统一帝国的大局出发，接受曾被项羽讥讽为“衣绣夜行”的建议，定都关中，实行促进楚文化、齐鲁文化和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正确政策，建立起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刘邦出身楚地平民，然而却能够以宽怀之心行政。他曾经和臣下就“我为什么能够据有天下，项羽为什么终于失去天下”进行讨论。有的将领回答道，刘邦能够“与天下同利”，项羽则妒贤嫉能，对于有功者忌害，对于贤者怀疑，功臣不能得到实际的利益，这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刘邦则指出，这种见解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抚定百姓，筹集运输军需给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人，都是人中俊杰，然而我能够用之，这就是我所以能够取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最终为我所击败。

刘邦善于团结部众，任用文化背景不同的有才之士的所谓“宽大”、“宽容”的政治性格，实际上表现出一种能够以较宽广的胸怀对待其他区域的文化传统的“宽仁”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所以优胜，是因为和体现为文化融合趋势的历史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天下大定之后，刘邦罢遣军中士卒，表示结束战争状态，恢复经济生产的决心。这一决定，也顺应了社会上下期盼安定和平的共同意愿。大批出身农人的兵士的复员，使农耕经济复苏得到了最基本的条件。

刘邦宣布对于罢遣的军士给予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的优遇，即赐爵授田。并且明确宣称，所依据的原则，正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即按照战争中的功绩和劳绩分配土地宅屋。这一政策虽然文辞内容似乎与秦法相类同，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表现出新的意义。对于所谓“从军归者”及“有功者”“赐爵”及“先与田宅”，安定了人心，使最有生机的社会力量倾心归复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也使一个包括中小地主和富裕自耕农的较富有实力的阶层，成为新兴的西汉王朝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刘邦同时还宣布了两项重要的政策：

一，“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

二，“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平民在战乱以前的身分地位以及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在回归故乡后，得到政府的全面承认。地方官不得歧视欺凌。战乱中被迫自卖为奴婢者，恢复平民的地位。这样，使战乱中大量流亡于野山大泽的民众重新回归到政府控制之下，成为编户齐民，又使一定数量的奴婢得到人身解放。

事实上，历代王朝谋求天下之治的成与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实际控制人口数量的比率。刘邦在汉初实行的有关政策，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有利于西汉王朝政权的巩固。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又宣布士卒当年跟随入蜀、汉、关中的，终身免除徭役。刘邦早期军事集团成员的特权，又得到进一步的确定。

考察汉初政治格局，可以发现一种平民风格。

刘邦本人出身平民，在秦时任过亭长。他的功臣集团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张良家世高贵而外，其余多为所谓“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者。萧何、曹参、任敖、周苛都是基层政权的普通小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都是一般平民，樊哙是屠狗者，周勃是织席、吹箫服务于丧事者，灌婴是卖织品的小贩，娄敬是挽车的普通役人。清代历史学者赵翼总结西汉初期政治结构，曾经称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他同时指出，这种打破贵族政治传统定式的“前此所未有”的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此可以说明，“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中写道，自古以来，都是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也世袭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后来这种政治格局积弊日甚，暴君荒主，于是以残虐之心役使民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限制；而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政治争斗激烈，以致祸乱不已。这样的政治形势是不能不改变的，但是数千年来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也难以迅速扭转。战国晚期，这种贵族政治体系实际上已经动摇，不过，新的政治体制的面貌尚不明朗。秦开一统之局，政体焕然一新，但是，“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大臣的任用虽然已经打破“世禄”的传统，而最高统治者，依然是王族世袭。直到汉初，新王朝之气象大变，似乎“天意已另换新局”，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天之变局，至是始定。”而且新的贵族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之下，权位随时可以消除。于是三代以来世侯世卿之陈旧政统，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

当时的官僚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比较能够接近社会下层，作风也与后世有所不同。身为将相的高级官员，有时甚至乘坐牛车。萧何以丞相之尊，购置田地宅院一定要选择穷僻之处，住所的修建不愿意大兴土木，不作豪华的装修。他说，“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就是说，后代如果贤良，一定会继承我的简朴之风，如果不贤良，家业也不至于为权势之家所侵夺霸占。汉王朝建国之初，朝廷仪礼简省，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当时朝中往往“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情形，也反映了新王朝政风的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