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汉初三杰

第13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汉高祖刘邦(12)

　　当然，刘邦确实不同于众，在晚年，他又作出了一件显示个人魅力的惊人之举：重病却医。刘邦在平定英布之叛时，中箭受伤，凯旋途中，伤病转危，吕后延请名医为他医治。医生诊治完毕，说此病可以治愈。不料，刘邦谩骂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他对自己以平民身份打江山，颇为自豪，认定他的生死都取决于天意，即便是神医扁鹊复生，也无回天之力。所以，他拒绝医生施治，赐予黄金五十斤，发遣医生回去。个人生死已无关江山安危，所以刘邦可以利用最后的机会，向世人显示他豪爽大度、落拓不羁的性格。虽说有矫意做作之嫌，倒也真有些英雄暮年的悲壮之气。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逝于长安的长乐宫中。享年六十二岁。称帝之后，在位七年。死后安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东）。群臣议上尊号“高皇帝”，庙号“太祖”。后世大多习惯于连称“汉高祖”。群臣议定庙号的文字：“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汉书·高帝纪下》），可谓言简意赅。它准确地概括了刘邦在秦汉之交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地位与贡献。

　　太子刘盈继承了帝位，他就是孝惠帝。吕雉则“升格”为皇太后。汉惠帝为人仁弱，朝廷大权落入吕太后手中。此后直到公元前180年，吕太后去世、控制朝政的吕氏外戚集团被功臣集团与宗室集团联合诛杀为止，吕雉以皇太后之名，实际掌握最高统治权长达十四年之久。

　　刘邦身后的其他家国之事，在此只能以粗线条的笔法加以勾勒与概述。

　　第一，先说刘邦身后的“家事”祸变。

　　刘邦在晚年，对宠妃戚夫人、爱子赵王如意的未来充满了担忧，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那位皇后吕雉了。她一旦大权在握，其报复之心发作起来，戚夫人母子必定要面临灭顶之灾。为了尽可能避免这一恐怖局面的出现，刘邦做了多方面的安排，力图为宠妃、爱子保住生命的屏障。

　　令刘邦意想不到的是，他生前的种种特意安排，都在吕雉的铁腕手段之下，归于无效。掌握了生杀大权的吕太后，就迅速地将戚夫人母子置于死地。而且手段是那般阴狠、毒辣。倘若人死后地下有知，刘邦是无法瞑目的。

　　刘邦死后不久，吕太后就将戚夫人囚禁在皇宫监狱内。昔日的皇帝宠妃而今身穿罪人服装，受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戚夫人还有可以慰藉的一丝希望，儿子如意已经在赵国为王，自己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到赵国去安享“王太后”的生活？吕太后心中同样明白，要彻底解决戚夫人，必须先除掉赵王。于是，她下达旨意宣召赵王入朝。刘邦生前设置的赵王保护人周昌，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责任。朝廷的使者三次前来，都被赵相建平侯周昌阻止，周昌明白无误地让使者转告：“高帝把赵王交付给我，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恨戚夫人，欲召赵王一并加以诛杀，臣不敢送王入朝。况且赵王也有病，不能奉诏。”吕太后大怒，就改变办法使人宣召赵相入朝。周昌无法抗命只得来到长安。周昌谒见吕太后，此时的吕太后已经不是几年前跪谢周昌之时的态度了，她怒骂周昌曰：“难道你不知我怨恨戚氏吗？你却抗命不送赵王入朝，居心何在？”面对着如此歇斯底里的皇太后，身在长安的赵相周昌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周昌离开赵国之后，吕太后再度派遣使者宣召赵王，赵国群臣没有敢于抗命的了，赵王只能遵命来长安。幸得孝惠帝为人慈仁，心知吕太后对赵王的怒火正盛，怕赵王遇害，就亲自迎接赵王于霸上，与之共同入宫，并且亲自安排与赵王的起居饮食。吕太后欲杀赵王，竟然一时无法下手。但是，吕太后刻意要做的事情，周昌无法阻止，孝惠帝也同样无法阻止。孝惠帝元年（前194）十二月的一天，孝惠帝晨出射猎，赵王年少未能早起同行。吕太后得知赵王不在皇帝身边的消息，使人以毒酒将赵王杀死。吕太后对戚夫人的迫害也随之达到了毫无人性、惨绝人寰的程度。“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史记·吕太后本纪》的这段文字，令人胆寒。戚夫人、赵王母子被杀于宫中，距离刘邦逝世只不过八个月的时间。

　　至于被刘邦寄予厚望、以爱子生命相托的耿直大臣周昌，也实实在在地尽力了，但是在吕太后的淫威面前，他根本无力回天。赵王被害之后，周昌只能以“谢病不朝见”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议。在郁郁不乐之中，他勉强支撑了三年而病逝。吕太后对当年的“恩人”却只记得“抗旨”的旧怨了，在他死后依然不让他安宁，送了他一个“恶谥”——悼侯。如果以周昌的行事拟赠谥号，得一个“忠”、“敬”之类的“美谥”，才符合公正之道。现实世界之中，哪有那么多的公正可言？周昌如果感觉不公正，大概也只能在冥间世界向“太祖高皇帝”刘邦诉怨去了。

　　另外一位被刘邦器重的大臣赵尧，之所以被破格任用为御史大夫的高官，是隐含着皇帝保护宠妃、爱子的嘱托的。对此，君臣二人均是心知肚明。但是，刘邦死后，连周昌都无法与吕太后抗衡到底，赵尧毕竟威望不足，再加之吕太后处理戚夫人母子的问题，完全是按照“家事”的方式处理，根本不与朝臣商定，御史大夫也就无法置喙了。赵尧的沉默不语，也无法避祸。赵尧事奉孝惠帝，恪尽职守，直到孝惠帝驾崩。到吕太后临朝称制的高后元年（前187），这位女主得知，当年向刘邦献策重用周昌以保护赵王如意的人，就是赵尧，就毫不客气地追究赵尧的前罪，罢免了他的御史大夫之职，并且废除了他的侯爵之封。

　　至此，当年刘邦安排的保护其宠妃、爱子的两位忠直大臣，不仅没有完成委托的任务，而且本人也受到了打击和贬辱。从“天子家事”这个意义上说来，死后的刘邦输给了在世的吕雉。

　　第二，再说国家大政。

　　关于辅政大臣，在刘邦垂危之时，吕后询问萧何之后的丞相人选安排，刘邦依次答以：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对于陈平和周勃，刘邦还有特别的评语：“陈平多奇计，足智谋，但不可独任。”周勃，“忠厚有余，文雅不足，后来能安刘氏天下者必定是周勃，可令为太尉。” （《史记·高祖本纪》）可见刘邦对陈、周二人的信任程度是有不同的，他既欣赏陈平的足智多谋，但又觉得他心计过多，所以只能控制利用，而不可单独委以重任；周勃是行伍出身，没有多少学识可言，在刘邦心中是可靠的“老兄弟”。吕后是完全按照刘邦的遗嘱安排丞相人选的，也因此而保证了汉初政权的基本稳定。由此可以证明，刘邦确实有知人用人之能。

　　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逝世，吕太后遵高祖之嘱，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汉代以右为尊，王陵位居陈平之上。

　　王陵为右丞相两年，惠帝驾崩，吕太后正式临朝称制。吕太后有意晋封母家弟侄为王，又自感违背了高祖晚年所定的“白马之盟”，怕遇到宗室和功臣集团的反对，就首先征求王陵和陈平、周勃的意见。王陵当即表示反对：“当年高祖皇帝与群臣杀白马而结盟誓，非刘氏不得称王，有违背者，天下共击之。封吕氏为王，不符合白马之盟，不可。”陈平和周勃却冷静地意识到，单凭汉高帝的昔日之约已无法改变太后分封吕氏为王的决心，关键在于保住手中的权力，为日后的政治斗争做准备，于是他俩巧妙地回答：“当年高祖皇帝定天下，分封刘氏宗室为王，现在，太后治天下，想要封吕氏为王，无所不可。”散朝而出，憨直的王陵，当面责备陈平、周勃，怎能违背与高祖的盟约而曲从太后的私意？陈平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当面与太后辩论，我不如您；将来保全国家、安定刘氏后人，您不如我。”这是在暗示复安刘氏天下，当在吕太后死后。对这种玄机，王陵却未曾参透。

　　对于“不识时务”的王陵，吕太后心生厌恶，改任为少帝太傅，明升暗降，剥夺了他右丞相的实权。王陵一怒之下，称病辞职，堵门不出，连朝廷的盛大典礼也不参加，七年之后，病死于家中。王陵忠直固然可嘉，但他的仗节抗议，却没有在政治斗争中产生实际的作用。他保住了自己的忠直气节，却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创造历史传奇的只能是陈平等人了。

　　陈平被升格为右丞相，吕太后的宠臣审食其被任命为左丞相。按制度规定，左丞相低于右丞相，但由于审食其与吕太后之间有特殊的暧昧关系，这位左丞相居住于宫中，成为吕太后联系群臣的唯一桥梁，百官奏事都必须走左丞相的门路。右丞相陈平实际上丧失了政柄。

　　同时，太尉周勃与军队的联系也被打断，他名义上是武官之长，却没有调动任何军队的实权。甚至，如果没有皇帝颁给的符节为信物，太尉连京师禁卫军队的军营都无法进入。

　　仅有虚名而无实权，对于陈、周而言，都有一种失落感，但他们却从不流露任何不满，而是表现得安于现状，倦于国事。他们懂得，名分有时就是政治斗争的砝码；以谦让保住既有名位，才有可能日后与吕氏一争短长。

　　较量智诈，陈平自有他的优势。陈平与张良同为刘邦打天下的智囊人物，张良长于战略筹划，陈平善于战术权变。早在开国之战中，陈平曾“六出奇计”，帮助刘邦战胜了不同的对手。现在，陈平必须艰难地周旋于吕太后及吕〖〗、审食其等吕氏私党之间。他深知吕太后对他素有疑忌之心，而吕〖〗更因他当年为高帝出谋擒捕樊哙而怀恨在心，为了自保，他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国事全由审食其实际掌握。吕〖〗要想报复陈平，多次在吕太后面前诋毁他：“陈平身为右丞相，不处理政事，每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听到这些谗言，不仅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却更加放纵，似乎成了一个酒色之徒。吕太后得知陈平的行迹，却心中独喜。她为了表示对陈平的信任，召陈平、吕〖〗当面对质，并对陈平说：“俗语说：‘儿童与妇人的话不可信’，只要你对我忠贞不贰，就不必惧怕吕〖〗说你的坏话。”陈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只能假借酒色以求自保。

　　在吕太后分封吕氏为王的过程中，陈平与周勃审时度势，不强行阻拦，使得吕氏的疑忌之心有所减轻。吕氏称王，打破了外戚与宗室、功臣三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功臣集团虽以陈平、周勃所居官职为高，但初期却没有形成稳定的核心。周勃及其一班武将，轻视文官和谋士人物，甚至连陈平也难得到他们的敬重。后来，陈平采纳了陆贾的建议，主动交结太尉周勃，他以五百斤黄金的重礼，为周勃祝寿，周勃也如礼回赠。将相二人深相结交，为日后诛灭吕氏，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80年，吕太后病死。死前，她苦心孤诣地安排了政治格局。以吕氏的代表人物吕产、吕禄分别掌握行政、军事大权，控制小皇帝，控制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控制宗室集团的核心人物。借以建立外戚、功臣、宗室三方面“共治”的局面。但是，吕太后的身后安排，很快被功臣、宗室联合推翻。吕氏以“谋乱”的罪名被灭族。

　　周勃、陈平等人，联合拥戴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帝。刘恒由边地藩王入继大统，是为一代明君汉文帝。汉王朝的历史，至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汉高祖刘邦，在历史评价上是褒贬相差悬殊的皇帝。作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他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够集思广益、能够破格用人。这一点，西汉后期的一位正直官员梅福说得非常透彻，原文引录《汉书·梅福传》如下：

　　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智）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智），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无）敌于天下也。

　　愚意以为，此言可以视为对刘邦雄主之才的“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