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汉初三杰

第11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汉高祖刘邦(10)

　　汉高帝八年（前199），刘邦再度亲率大军在东垣（后改名为真定，今河北正定）讨伐韩王信余部。此战刘邦尽管以优势兵力而获得胜利，但是似乎汉军伤亡很重，有两事可以为证。一是刘邦下令对从军战死者给予厚礼安葬；二是刘邦归途中路过赵国，因为乱发脾气，差一点导致“遇刺”事变。引发这次有惊无险的“历险”，是由于刘邦的失态，这只能以近历苦战、心情郁闷来勉强解释。当时，始封赵王张耳已经去世，在位国君是张耳之子张敖。张敖已经娶鲁元公主为妻，是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对皇帝刘邦曲尽臣子之礼，偏偏刘邦傲坐谩骂，大耍威风。张敖可以忍让，而赵相贯高等人却是早年间跟随张耳转战天下的人物，他们秉承战国以来“自为君臣”的意识，只知奉张耳、张敖父子为君主，对刘邦并无君臣隶属意识。看到张敖执礼甚卑，而汉家皇帝一味地作威作福，不由得大怒！贯高等人密谋，借着刘邦夜宿赵国“柏人”县的机会，安排刺客袭杀刘邦，为自己的君主一雪受辱之耻。好像是天佑刘邦，在准备安排住地之时，刘邦心有所动，突然问及当地县名，得知是“柏人”之后，刘邦感觉不安，说道：“柏人者，迫于人也。”当即离开而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入住，贯高周密安排的刺杀皇帝的计划落空了。事后，刘邦得知此事，严厉惩治。贯高为此承担了全部责任，保住了张敖的生命，自己却以自杀保全了名节。此为后话。

　　汉高帝十年（前197）九月，很得刘邦宠信的爱将陈〖〗，在遭受猜忌的背景之下，利用其出任代国相国、并且“监赵、代边兵”的军政实权，起兵造反，自立为代王。由于陈〖〗平时仰慕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的“养士”风范，宾客相随者多达千余乘，门下不乏能干的人才；又有擅兵北边多年的优势，因此，他一旦造反就声势很大。北部边境烽火顿起，形势相当危急。刘邦不得不再度亲征平叛。此次平叛之战，大规模的战争就持续长达四个月；从陈〖〗起兵到被太尉周勃击杀，时间更是长达一年多。无论从规模之大，还是战况之烈而言，在汉家开国之后的平叛之战中可能均是首屈一指的。汉朝廷几乎是以全力来镇压陈〖〗叛乱的。不仅刘邦“御驾亲征”，而且太尉周勃也统兵参战。其中的聊城一战，就“斩首万余”，杀戮之众，令人胆寒。刘邦亲自指挥的东垣之战，叛军据城死守，《史记·韩信卢绾传·附陈〖〗传》有如此记载：“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从刘邦的战后报复之严酷，可以想见战争之惨烈。战后，刘邦下令“更命东垣为真定”的举动，也可以看出此役对刘邦的心理影响之重大。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正月，皇帝亲征平叛尚未归来，京城传出了令天下人更为吃惊的消息：贬居长安的淮阴侯韩信，暗中与陈〖〗勾结，准备在关中发起叛乱，幸亏被他的属官秘密举报，吕后与丞相萧何巧设妙计，诱韩信入宫，在长乐宫的钟室加以诛杀。据说韩信在临刑之前，恨声不已：“我后悔不用蒯通之计，竟然被小儿、女子所欺诈，岂非天哉！”这位开国元戎的第二次“谋反”，罪名是否属实还在未可知之列，就此惨遭灭族之祸（详见“韩信”部分）！刘邦回兵途中，得知韩信以“谋反”之罪被灭门，有“且喜且怜之”的表现。

　　同年三月，刘邦与吕皇后密切配合，对另一位功臣诸侯王彭越实施了突袭掩捕、定罪废王、流放入蜀、中途携归、指令属官再度告发谋反、枭首洛阳、诛夷三族、醢其肉遍赐诸侯的残酷手段，灭其族，废其国。酿成了韩信受诛之后的又一场惨祸！在楚汉之争中，彭越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游击作战的方式，破坏楚军粮道安全与后方稳定，几次迫使项羽不得不亲自领兵解除其威胁，使正面战场上的刘邦获得了喘息之机。如，刘邦溃败成皋之后，形势极为被动，幸得彭越渡河攻击楚的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羽亲自东击彭越，汉王刘邦才得以引兵渡河，复取成皋，驻屯广武，占据敖仓获得粮食供应。汉五年秋，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彭越攻克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 彭越还亲自领兵，参加了消灭项羽的垓下之战。对于刘邦的开国之业，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在韩信被杀的当年，刘邦以有人举报梁王彭越“谋反”而将他掩捕。可能是证据无法落实，刘邦将彭越贬为庶人，押送蜀地安置。偏偏在途中与吕后相遇，彭越错把吕后当作心地善良之辈，向她泣涕，自言无罪，表示愿意回归故乡为民。吕后假意许诺，一道回归洛阳之后，吕后却对刘邦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夫妻合谋令人告彭越再次“谋反”，结果彭越也惨遭灭族之祸。刘邦甚至把彭越剁为肉泥，遍赐诸侯，以制造恐怖气氛。

　　同年五月，针对着乘秦末战乱之机、占据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佗的割据行为，刘邦深知以汉家朝廷的国力不能开展大规模的南征，又不能承认其割据事实为合法，于是派出能言善辩的陆贾，出使南越，盛称汉家德高力强，凭借着一番令人信服的利害分析，折服了恃强不羁的赵佗。赵佗接受了汉朝廷颁授的“南越王”封号，承诺了“和集百越”的使命。陆贾单车出使，使得跋扈一时的赵佗“称臣奉汉约”，固然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才干，但是，以“封王”的政治手段，解决南部的军事威胁，决策者当然是汉高祖刘邦。此后，南越王国与汉家朝廷之间，尽管还有摩擦，甚至有过冲突，但是刘邦在汉初国力贫弱的情况之下，务实地处理南越王国的问题，无疑是理性的、正确的决策。

　　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起兵造反，刘邦只好强撑病体亲征平叛。英布的造反，完全是在刘邦政治高压的刺激之下而发生的。英布骁勇善战，曾经是项羽部下得力战将，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其所封十八诸侯王之一。后来，在刘邦彭城惨败之时，英布接受了刘邦使者随何的游说，起兵反楚，导致项羽后方告急，只得放缓了对刘邦的追击，使得刘邦有机会设置防线。仅此一功，刘邦就应该铭刻五内。在叛楚之后，后来英布率领所部将士亡归刘邦，参加了成皋之战。汉王四年（前203）七月，英布被刘邦封立为淮南王，成为抗击项羽的重要盟友。在垓下之战前夜，英布利用他在九江王国故地的影响，与刘贾共入九江，诱降项羽的重臣大司马周殷。随后，英布统领九江兵将与汉军会师击楚，垓下之战击败项羽，英布也是重要的参战将领。应该说，在襄助刘邦消灭项羽的诸侯王之中，立功最大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三位。在刘邦开国之后，英布曾经小心翼翼地侍奉皇帝，包括多次亲身朝觐皇帝。但是，韩信、彭越的依次被杀，使得英布无法自安。特别是朝廷把彭越剁成肉酱分赐诸侯王，给英布的心理刺激太大。后来又发生了部下向朝廷“告变”，英布自知大祸临头，要想明哲保身已经很难，干脆起兵造反。消息传来，刘邦当然“震怒”。至于英布为何造反？稍有政治分析力的人不难得出正确的判断。刘邦的亲信大臣汝阴侯夏侯婴，与有交谊的人谈及此事，在其门下的原楚国令尹就回答：英布造反是事出必然。夏侯婴反问：英布裂地而封王，南面而立为万乘之主，其反何也？这位前令尹说道：“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史记·黥布传》）乱事已经爆发，刘邦不得不以老病之身亲征。此役大约历时三个月，刘邦本人还曾中箭受伤，总算把叛乱镇压下去。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发生的燕王卢绾叛乱，更是让刘邦怒不可遏。因为，刘邦与卢绾曾经是关系最为亲密的朋友。卢绾是丰人，与刘邦同乡同里。卢绾的父亲与刘邦的父亲就是好朋友，最为令人称绝的是，刘邦、卢绾同日出生，为此，邻居们牵羊送酒致贺两家。刘邦、卢绾两人自小到大，始终是好朋友。刘邦为布衣百姓之时，卢绾就追随左右。及刘邦起兵沛县之时，卢绾就参与其中。跟随刘邦入汉中时，卢绾为将军。在刘邦出关中东击项羽时，卢绾已经官至太尉。史称：“（卢绾）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常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汉高帝五年（前202），在讨平燕王臧荼叛乱之后，刘邦有意封卢绾为燕王，群臣早就洞悉皇帝的心意，共同推举：“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这样，卢绾受封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到了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在平定陈〖〗叛乱的过程中，燕王卢绾先是参与了平叛，但是他的立场却发生了改变。起因是，卢绾的亲信张胜出使匈奴之时，故燕王臧荼之子臧衍前来游说张胜，说道：“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他分析一旦陈〖〗被平定，燕国就会成为汉家朝廷整肃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建议燕王卢绾放缓对陈〖〗的战事并且与匈奴结好。张胜归来告知燕王卢绾，卢绾认可了“纵敌自重”的战略设想，暗中派出使者与陈〖〗往来，实际是希望陈〖〗叛军长期存在，所以在战场上久拖不决。等到汉高帝十二年，汉将樊哙击斩陈〖〗。陈〖〗的裨将降汉，交待了燕王卢绾与陈〖〗通谋之事。刘邦开始无论如何不相信卢绾会有异心，就派使者宣召卢绾，卢绾称病不至。刘邦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并且审问其左右近臣。卢绾更加恐慌，对其亲信说：“现在非刘氏而称王的，唯独我与长沙王而已。往年春季，汉朝廷将淮阴侯韩信灭族，夏季，诛杀彭越，都是出于吕后的算计。现在皇帝患病，把大权交给吕后。吕后以其妇人之心，专门制造事端图谋诛杀异姓王以及大功臣。”于是，决策称病不行。刘邦发怒了：“卢绾果反矣！”（《史记·卢绾传》）立即派出樊哙统兵击燕。燕王卢绾的举动本来就是意在自保，他不与汉军交战，只是率领其宫人、家属合计数千骑的核心部属，游走在长城内外，希望皇帝病愈，自己有机会入朝当面谢罪。在刘邦收拾异姓诸侯王的规划之中，本来没有把卢绾列为打击的对象，但是，朝廷对异姓诸侯王的基本态度，使得卢绾无法自安。卢绾的“叛乱”虽然有诸多内情，甚至留有许多回旋的余地，但是背叛朝廷的事态毕竟出现了。最亲近的朋友居然背叛自己，使得刘邦大感意外，倍感怒火攻心！刘邦的老病之躯，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了。

　　刘邦自称帝以来，不得不应付一系列事变，连年征战不息；再加之还有围绕太子地位而展开的宫廷斗争（见后所述），刘邦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晚年，如果说是志得意满的事情，大概有三件：

　　其一，荣归故里，高歌一曲《大风歌》。

　　刘邦在镇压了英布叛乱之后，班师途中，路过故里沛地，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畅饮。刘邦自己击筑而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在一群童子的伴唱下，且歌且舞，慷慨伤怀，泪流不止，确实也是真情的流露。刘邦对着故乡的父老兄弟说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刘邦借着荣归故里的喜气，宣布将沛地作为天子的“汤沐邑”，永远免除当地百姓的徭役。真正是“皇恩浩荡”了！这一天，应该是刘邦最欢乐、最轻松的时光。史称：“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史记·高祖本纪》）

　　在“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喜悦之后，继之以涕泣不止，其中原因，除了“游子悲故乡”的乡情、乡愁之外，大概也在感叹长于用兵的功臣宿将韩、彭、英被灭之后，英雄孤寂，守边乏人，故在诗歌中发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求贤感叹。对此，唐代诗人胡曾《沛宫》（《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一诗，从正面给予歌咏：

　　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

　　犹恨四方无壮士， 还乡悲唱大风歌。

　　刘邦以皇帝之尊，出现在故乡父老面前，作歌言志，自然不需做作，歌诗中的求贤之意，与开国后的“求贤诏”正可相互印证，但后世文人对这首气宇不凡的歌诗，却常有诛心之论。宋代学者张方平《歌风台》即是此类讥刺之作的代表：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看来，刘邦在开国之后，杀戮功臣之举，在历史上留下的讥责，实在是所在多有了。

　　其二，依样画葫芦，在京城附近复制了一个故乡——“新丰”，让他的老父亲生活于其中，以尽人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