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性格,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史记·高祖本纪》有数语专论他的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刘邦的豁达大度,不乏事例为证。在审时度势和争取部下拥戴方面,刘邦确有独到之处。刘邦的“小气”和“猜忌”,也是他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面。早年间,刘邦服役远行,好友或同僚出钱送行,萧何比别人所出稍多一些,刘邦开国之后,遍赏群臣,而对萧何封赏最厚,他还特意向人表明,此为回报当年萧何多赠钱资之情。不忘小恩与不忘小怨,均是小气而不是大度。至于刘邦的猜忌之心,在他对萧何、韩信、张良、陈平、樊哙等文武功臣的防范和算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必多言了。
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灭亡而告结束。但两千多年以来,文人雅士大多同情项羽、歌颂项羽,而对刘邦往往持鄙夷之论。“胜者王侯败者贼”,本是历史常规,但楚亡汉兴的结果,并未造成贬抑项羽、盛颂刘邦的格局;相反,千古而下,评论得失的史家,品藻意境的骚客,却往往对项羽寄托同情,而对刘邦则多持讥贬。究其“反常”的成因,大概首推《史记》所载项刘二人性格、行事的不同,而在后人心中产生了诸多共鸣。项羽虽有残暴、犹豫不定、不善于任人等性格弱点(这也正是项羽丧失人心以致败亡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坦诚、直率,在历代争天下者中,实属罕见;刘邦虽有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之长,但他喜弄权术、机诈多变的性格,总难免受人指责,或至少是不便于公开表示赞扬。所以,形诸文字,褒项可示以同情心,贬刘则可高标正义感,刘邦也就成为讥责的对象。
实际上历代搞权术的政治家、政客们,总是或明或暗地以刘邦为师的。
忘我于史册,神交于古人,楚汉之争可以给人的启示,实在太多了。综观刘项的乾坤豪赌,项羽虽不乏勇气,却总有些滞碍拘谨之态,而刘邦则信步而行,挥洒自如。何以会有这种不同?那就是项羽承荷着过多的责任心和荣誉感,这是他作为贵族后裔,不可或缺的;而刘邦则不同,他出身小农家庭,风云际会而成为一时之雄,他本来也未曾拥有多少身资,自然不怕在赌局中过多地失去什么,他没有旧日格局等他来恢复,也没有传统的政治伦理需要他遵守。他所代表的是全新的力量,只需随心所欲地去做,就是发凡起例,自我作古。所以,刘邦的大度和项羽的拘谨,与他们各自的阅历和身世背景相关。在政治赌局中,有时,一无所有或许正是一种优势所在。穷则思变,变则通,正是这个道理。
在楚汉之争中,谁能尽可能地拉拢盟友,孤立对方,就有可能终操胜券。而其中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就是以分封为诱饵,来换取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对此,项羽与刘邦同样清楚,但在推行分封制度、以扩大自身阵营方面,项羽和刘邦相比,实在是笨拙得多。项羽尽管曾有分封十八诸侯的惊人之举,却无法保证所封诸侯对他忠诚不贰,为了维持由他首创的分封格局,以及他高于诸侯之上的霸主地位,他不得不四处征伐,因此,他不敢再以分封为手段,酬谢和笼络部下将领,所以韩信说,项羽虽有“妇人之仁”,对部下极尽关怀,但是,部属立下功劳,应该封给爵位官职时,项羽却变得很吝啬,往往是拿着已经刻好的官印,在手中反复把玩,终究不舍得分授给人,这就难以换来军事将领的真心拥戴。另外,王陵也把刘邦勇于划地封王、项羽却不愿封王以奖功勋,作为汉兴楚亡的主要原因。确实是看破了此中奥秘。
而刘邦则不同,在封立他人为王时,他没有任何顾忌,一切都以打败项羽为最终目的。天下本非自己所有,即便是用半壁江山封王立国,他刘邦还可以落下半个天下,何乐而不为?
楚汉之争,千古流传,不仅由于这段历史波澜壮阔,也由于刘、项二人性格鲜明,虽胜负殊途却同样充满了传奇和悲烈色彩,因此而引人入胜。
七、“皇帝之贵”
持续了四年的楚汉之争,以项羽的战败与慷慨赴死而告结束。刘邦在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成为战胜者。在垓下之战获胜之后,刘邦未曾有片刻的懈怠,而是以罕见的政治远略,抓紧各项善后工作。他要把自己苦战的未定政权,建立在稳定牢固的根基之上。他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大军回师至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齐王韩信的大营之内,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剥夺了韩信的大将兵权,将全军的指挥权收归自己掌握;并且在一个月之后,下令将韩信由原来褒封的齐王改封为楚王。这当然是削弱韩信力量的一个有效措施,只是韩信还沉醉在君臣共庆的胜利气氛之中而未及多想。这是刘邦的“安内”之举。
第二,以不同的方式,对项羽的残余势力和盟友实施镇压或安抚。项羽当年分封的诸侯,在世者纷纷投奔了刘邦,唯有临江国的军民还在坚持与汉为敌。临江国的始封之君是曾经担任怀王柱国的共敖,在项羽封他为临江王、定都江陵之后,他对项羽心存感激。在他死后,其子共尉为临江王,继承其父之志,所以,临江虽然国小力弱,却成为拥楚抗汉的一面旗帜。于是,刘邦毫不容情地加以镇压。他派出了收服楚地立功最大的刘贾(后来晋封荆王)率领九江国的精兵出征,还派出了最得刘邦信任的太尉卢绾,统兵前往夹击作战。还有其他名将参战,如,刘邦的亲信将领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史记·靳歙传》)。临江王共尉是被靳歙俘虏押解到临时都城洛阳之后被处死的。由此可见,刘邦是以绝对优势兵力,一定要把临江国迅速攻破。稍后改临江国为南郡。更令刘邦诧异的是,在项羽的封国被平定之后,在北方的鲁地(今山东曲阜)却出现了“为楚坚守不下”的局面。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将鲁地层层包围。发现被重兵包围的弹丸之地,竟然充满了祥和之气,“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儒林传》)。刘邦立即被一片乱世之中的好学风俗感动了,他意识到,鲁地人并非刻意与汉军为敌,只是因为鲁人重礼义,而项羽曾经被楚怀王封为鲁公,鲁人因此而对项羽有“故主”之情。于是,刘邦派人手持项羽的首级,绕城巡视,告知项羽确实已经死亡,鲁人这才投顺。刘邦有感于鲁人对项羽的情分,遂以“鲁公”的旧时名号将项羽安葬于谷城。刘邦还在项羽墓前有哭祭之举。对于已经死去的对手表示敬意,对刘邦的形象塑造只有好处,刘邦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刘、项二人确实有过为了反秦而协同作战的经历,当着胜败已分、生死殊路之际,刘邦对项羽有追思之情,或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后人不一定非从“作秀”的角度来推测刘邦的心态。
在“安内”、“抚外”的两项工作落实之后,该是刘邦安享胜利成果的时候了。于是,以楚王韩信为首的七位诸侯王,联名上书,拥戴刘邦登基称帝。这封应时而至的“上尊号”奏疏,是出自刘邦的授意,还是群臣心领神会,或许同时带有共同的潜在利益诉求?后人不必深求。见于《汉书·高帝纪》的这篇历史文献,确实有值得一读的价值。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汉并天下”瓦当
这篇文献有四点应该注意之处:第一,上疏者是时已称王的诸侯,严格意义上的汉王部属未曾联署,这不仅仅因为有等级高低的界限,更反映出刘邦以平民出身依靠暴力手段而夺得天下,得位的神圣性不足以服人,故必须由天下最具势力的人物共同推戴。这一点使得刘邦在以后处理与这些诸侯王的君臣关系时,难免心中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其中有人的地位与刘邦原本是“平起平坐”的。第二,强调刘邦“先得秦王,定关中”之功,不仅仅在突出刘邦灭秦之战的功劳,还暗寓批判项羽“背约”之罪。第三,强调刘邦“以安万民”、“又加惠于诸侯王”,得出“功盛德厚”的结论。第四,强调刘邦如果只用汉王旧号而不称帝,就会造成与其他诸侯王名号相同、不符合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因此,奏上尊号,是天下大事。
刘邦当然知道,自己做天下之主,已是水到渠成,但还要故作谦逊地“辞让”一二:“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这种政治把戏,大家心知肚明,还要把“劝进”的理由,讲得更为动人才好。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说得何等的光明正大?再不俯允登基称帝的奏请,好像实在对不住天下各界吏民了!于是,刘邦也就“顺其自然”了。
汉五年(前202)二月甲午日,刘邦的登基大典在〖〗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境内)举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卢)绾等三百人”,史书还记载了一位参与登基大典的特殊人物——博士稷嗣君叔孙通,他的作用除了“谨择良日”之外,可能还有设计登基大典的仪式。他的封号“稷嗣君”,可能带有特别的含义,“稷嗣”,固然是邑名,但是,可以解读出“稷下学宫继承者”的嘉义。因为叔孙通是齐地人,又以富于学问而著称。叔孙通在登基仪式上有其特殊的作用,标志着懂得仪式、学问的人在转入政权建设时期,会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活动空间。当然,由于战争刚刚结束,这场“上尊号、即帝位”的仪式,不可能与升平之世的皇帝登基大典在排场上争胜媲美,但是它的意义非同小可——自秦末以来的战乱局面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汉王朝由此诞生。刘邦本人也从秦末的一个小小亭长,从连年战尘中冲杀而出,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刘邦不愧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登基之初发布的诏书、实施的政令,使得天下人领略了他的明君风范。
第一,登基称帝的当天,刘邦以天子之尊下达的第一个褒封策书,册封为王的不是跟随自己转战的功臣部将,而是两位参与反秦之战却被项羽忽略了的“蛮夷”之地的君长——吴芮与亡诸(“亡诸”又作“无诸”)。这里显示的是主宰天下者的“公正”,与当年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的“不公”形成了对比,当然刘邦也没有忘记恰如其分地谴责一下项羽,提醒天下人在对比中确认新君的功德。让我们阅读《汉书·高帝纪》中记载的褒封文书:
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
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刘邦册封吴芮为长沙王、亡诸为闽越王的高明之处,除了显示他的“公正”之外,还在力量不足以镇抚边远之地的时候,以封王的形式,表达了朝廷对远人的恩德,笼络远方“蛮夷”的战略意图已经形成。
第二,刘邦迅速地为自己的政权选定了首都。由于称帝带有仓促行事的色彩,尽快选定都城已经是迫在眉睫,刘邦只能就近选择洛阳为都城。以洛阳为都城虽然只有短暂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汉初开国的过程之中、在经营东方为主的特定时刻,自然有其意义。
第三,刘邦颁布了“兵皆罢归家”的诏书。其中对不同身份的人都给予了优惠照顾或安抚。这是结束战时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标志性文件。
第三,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在与众臣从容“论功”的气氛之中,回顾开国征战的历史,在褒奖“三杰”的同时,也安慰了其他的大小功臣。正式的论功行赏虽然未及进行,但是,群臣明白了天子的意思——没有忘记跟随打天下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