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刘邦、樊哙借口离席,仅带四人取捷径返回霸上军营;留下张良一人虚与周旋。张良估计刘邦等人已安然脱险,才以刘邦的名义,将玉璧一对,献给项羽,玉斗一双,赠给范增。项羽接过玉璧,置于座上;范增把玉斗扔在地上,拔剑击碎,恨恨地说道:“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鸿门宴遗址刘邦返回军营,立即斩杀左司马曹无伤。
这就是流传千古的“鸿门宴”。
鸿门宴富于戏剧性,是由于宾主诸人,均有鲜明的个性,也由于这是历史转折的一个契机。它实际上是楚汉之争的序幕,当时,项羽如果有意杀刘邦于酒席之间,确实易如反掌,但是,他太重情感,过于轻信人言,低估了潜在强敌刘邦的心机权变,纵敌遗患,以致后悔莫及。请看,项伯夜入敌营,泄露军情,又堂堂正正地归营转告刘邦的表白,并极力批评项羽击刘部署为不义之举;酒席间,当项庄奉范增之命,借舞剑之名而欲刺杀刘邦之时,项伯竟公然以身掩护刘邦,项羽对这种公开袒护他人的行为,未有半句批评。刘邦派兵守关,拒绝项羽等入关,显然是一种背友为敌的举动,但刘邦稍作解释,项羽也就前嫌尽释,甚至于把刘邦阵营中的通风报信者随口道出。席间,对范增所设杀机,一压再压,并且面对樊哙的责问,项羽如同做了亏心事一般,甚至刘邦一行私自离席,借醉酒之名,不辞而别,也未引起他的警惕。这些举动,反复证明他坦诚如赤子,宽厚似长者,其政治谋略远比范增、刘邦、张良等人逊色,所以才会以优势地位而受控于人。刘邦恰恰相反,他认清了危机,立即决策委曲求全,极力拉拢项伯,待之以兄长之礼,又以婚姻相约。他冒着被扣留,甚至被杀的危险,亲自向项羽卑词赔礼、勉力表白,终于骗取了项羽的信任。事后,他立即斩杀曹无伤,以除内奸,决不姑息手软,甚至也不怕由此而招致项羽的疑忌。或许,他诛杀曹无伤时对外公布的罪名,就是“离间兄弟之好”?
谋略戏辱了真诚,历史显示出无情。
四、再入关中
如果说,巨鹿之战使得项羽在关东义军中建立了无人可以比拟的威信,那么,“鸿门宴”上,刘邦也承认了屈服于项羽的客观现实。刘邦尽管侥幸脱身,但是,却没有能力挑战项羽的优势地位。
至此,项羽凭借其神勇和武力,确立了主宰天下的地位。但在名义上,楚怀王仍是他的君主,处理要务,还必须求得怀王的批准。所以,他在屠咸阳、杀降王、烧宫室,实际垄断政治控制权之后,仍不得不派使者向怀王请示善后方案。项羽寄希望于楚怀王能够“识时务”地承认他对关中,乃至于天下的控制权,不料想楚怀王却毫不妥协,仍坚持预约,实际上就是坚持由刘邦做关中之主。这里不仅仅体现了楚怀王倚重刘邦的意图,更涉及楚怀王与项羽之间的权力之争。项羽有足够的理由,在各路义军和部下将领面前,公开发泄对楚怀王的不满:“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这样,怀王与项羽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楚怀王不甘心做傀儡,项羽也不耐烦在名义上拥戴一位与自己离心离德的主子。
项羽虽然在政治上,不如刘邦、张良、范增那般老谋深算,但是,楚怀王对他的疏远和压抑,他是了然于胸的。在项梁战死之后,对楚怀王重用“旧将”“旧臣”,扶植沛公刘邦,贬抑项羽的做法,项羽当然怀恨在心。当时,围绕在楚怀王周围的老将“旧臣”,确实有意识地辅佐怀王,贬抑项羽。如在决定西征军统帅人选之时,项羽曾自告奋勇,但这批怀王诸老将却议定“项羽为人剽悍好杀,所过之处往往屠城杀戮,不适宜作西征将帅;只有沛公是宽大长者,可任其职”。这批人物虽难一一考出,但其中的主要人物,还有线索可查:吕臣,原随陈胜;陈胜被叛徒所杀之后,吕臣率军攻灭叛徒,无疑是陈胜旧部中有才干的一位将领。怀王任命他为司徒,并以其父吕青为令尹。父子皆为重臣,显然是怀王所信任的人物。陈婴,在度过陈胜被杀的危机中,他和项梁同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楚怀王初立,即受封为上柱国,与怀王留守都城。龙且,曾被楚怀王封为司马,以骁勇善战闻名。后来,除龙且转变成为项羽部下骁将之外,陈婴与吕臣结局不明,可能与项羽报复他们有关。这批老将旧臣的地位和影响,当时都比项羽要高,怀王争取到他们的拥戴,这是贬抑项羽所必需借助的力量。至于刘邦,怀王及其旧臣却有意地培植刘邦,使之与项羽分庭抗礼。在挑选西征军统帅时,这种厚薄亲疏之情,已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又约定:“谁先进入关中,即为关中王”,更是明显偏袒刘邦。刘邦西征,进军矛头直指关中,北伐军却远赴河北与秦军主力决战,胜负之数尚不可知;即便是北伐军侥幸抢先入关,受封者也只能是主将宋义,项羽也无缘受封。从这些政治、军事部署来看,怀王及其旧将老臣,煞费苦心地在贬抑项羽。只是由于项羽杀帅夺兵、巨鹿激战,确立了他在东方联军中的盟主地位;再加之,一举攻克函谷关,迫使刘邦亲赴鸿门以求容,才使得楚怀王君臣抑制项羽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
现在,天下大权,尽在项羽掌握之中,他应该如何处理与楚怀王的关系?项羽作出了符合其性格的选择:政由己出、宰割天下。
公元前206年(这本来是项羽主宰天下的时期,史家纪事却冠以“汉元年”的纪年)二月,项羽推出了“大分封”的方案:
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但却割断了义帝与各路诸侯的联系,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其下又分封了十八位诸侯王,其中包括汉王刘邦 。
项羽基本上按照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建立起三级结构的政治秩序,即:义帝被尊为天下共主,却徒有虚名;项羽仿效齐桓、晋文,以霸王的身份,居于十八诸侯之上,号令天下,政由己出;诸侯分别立国。由此,再度造成了封邦立国的格局。事隔不久,项羽又一手打破了他所安排的三级格局:他强迫义帝迁居偏僻的长沙郡郴县,又命英布等人,暗中派兵追杀了义帝。
这种过于简捷的做法,正是项羽过于简单、直率的性格的体现。他如果善于玩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游戏,把义帝软禁于彭城,利用义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政治上、道义上他就占据了主动,至少,不会被刘邦所利用来作为反对他的政治借口。项羽只看到了义帝偏袒刘邦、压抑自己的一面,自认为天下已定,保留着这位离心离德的义帝,已无价值;或许项羽觉得没有把握控制住义帝,为防别人利用,干脆一杀了之。
后来的事态证明,项羽杀义帝,得不偿失。刘邦抓住了义帝之死,大做文章,使项羽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不懂得巧借题目,专做对自己有利的文章,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就未免过于幼稚,项羽的悲剧,正在于此。
对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带有政治标志性的故秦之都,项羽为何费力夺得、却又轻易放弃?《史记·项羽本纪》留下了如下一段记载:
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这位劝说项羽以关中为都城的人士,显然是具备战略远见的杰出之士。只是项羽面对由他下令焚毁的旧日都城,完全没有心情去审视其形胜之地的价值,在“锦衣荣归”心理的驱使之下,作出了退出关中、立都彭城的选择。这显示了项羽短视的一面。特别失策的是,项羽得知建策者对自己的非议,居然将他残酷杀害,暴露了项羽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一面。在天下未定、急需凝聚各种人才和智慧为己所用的关键时刻,项羽的如此行径,可以说预兆着他未来的失利。
在项羽分封的十八诸侯王之中,刘邦是他必须着重防范的人。因为刘邦有先入关中、依据楚怀王的约定当为关中王的舆论优势,又有十万大军的强大力量,足以成为项羽潜在的强敌,项羽不希望号称“天府”的关中落入刘邦之手,却必须对原来的约定作出某种解释,于是,以巴、蜀、汉中旧属秦地为由,分封刘邦为汉王。按照项羽、范增的战略设想,刘邦只要就封汉中,就会老死于一隅之地。因为对刘邦而言,不得不面对两种限制和封锁。其一是自然地理的限制。刘邦的封地与关中有秦岭天险相阻隔,只有崎岖的山路、艰难的栈道相连接,交通不便,尤其不便于大军调动;其二是人为因素的封锁。项羽在分封十八诸侯王之时,将关中之地分封给原来的秦军三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史称“三秦王”。项羽以为,三秦王是关中旧人,对其中的地理、人情最为熟悉,可以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将刘邦封堵在汉国的封地之内,使之无法重返关中要地。但是,项羽对三秦王寄予的厚望,完全是一厢情愿、缺乏客观依据的。因为三秦王虽然是秦地旧将,但他们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项羽之后,其他将士却被项羽一夜之间全部坑杀。在关中百姓的心目中,是关中子弟的鲜血染红了三秦王的王冠。因此,关中百姓对三秦王不仅没有地缘之亲,而且怀有血缘之恨。相比较之下,率军初入关中的征服者刘邦,却以“约法三章”等亲民、安民行为,博得了关中百姓的好感乃至于拥戴。因此,汉王刘邦一旦率军进入关中,关中民心不是拥护三秦王,而是归心于汉王。这是项羽所未曾料到的。
项羽对刘邦的另外一种制约手段,就是强制削弱刘邦的军队。在鸿门宴之前,刘邦拥众十万,而到项羽分封诸侯之时,却规定只允许三万人跟随汉王。这样的“大裁兵”行动,在秦王朝被推翻之后,有其合理性,但是,其他封王的部属均未见被裁撤的记载,只能理解为项羽对刘邦的特殊防范措施。
面对项羽的一系列压抑、防范措施,刘邦感到忍无可忍了!关键是在项羽的布局之下,他实在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何在。巴蜀之地,在秦代是流放罪犯之所,难道真的要终老其中?刘邦当然不甘心。因此,他一度准备做鱼死网破的殊死搏斗。城府深沉的刘邦,也有激于一时之怒铤而走险的刚烈血性。当然,以当时双方的势力对比,如果刘邦发起对项羽的进攻,必然是遭受灭顶之灾。好在刘邦的部属纷纷进谏,特别是萧何一再劝谏,分析利害,苦劝刘邦一定要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刘邦的长处就在于能够听得进他人的不同意见,在形势不利的时候,一定选择妥协退让、韬光养晦。唯有今日的隐忍不发,才会有明日的扬眉吐气。
于是,刘邦似乎颇为平静地接受了汉王之封,顺从地带领他的部队踏上了就封的行程。在进入汉中的途中,刘邦还听从了张良的建议,自行焚烧了栈道,破坏了与关中的交通孔道,借以显示汉王没有重返关中的打算。刘邦是如此安于现状,对项羽是如此俯首听命,大概有些出乎项羽意料。项羽也就乐得在彭城高枕无忧了。这就是刘邦所要的效果。刻意示弱,历来是欺骗敌方的有效手段;在发起凌厉攻势之前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驯服的姿态,方可称韬光养晦克敌制胜的个中高手。刘邦在张良、萧何、韩信等人辅佐之下,把高明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欺骗敌方的战略才能,表现得完美无缺。
当然,重返关中进而夺取天下,是刘邦集团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刘邦在汉中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政权,特别是听从萧何的推荐拜韩信为大将,聆听韩信规取天下的根本大计(详见“兵家智圣蒙冤元戎——韩信”),是刘邦还定三秦的关键之所在。重返关中对于刘邦开国的意义,当时人有明确的判定,《史记·陆贾传》记载,陆贾稍后在游说南越王赵佗时说:“项羽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这种纵横家风格的语言,最便捷地道出了此役的影响之深远。
刘邦龙潜汉中,待机而动。机会,很快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