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广池
1945年10月,组织上派刘邦显来华阴工作。当时我正在横阵村教书,负责敷水一带党的地下工作。老刘的主要任务是:登记、恢复在荫蔽时期没有变坏的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党员,在敌人武装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党的组织。
按照老刘的指示,我和郑兴华对在家的党员,根据其表现,一个一个地进行了研究,表现好的和一般的都进行了登记。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丁曾坤从咸林中学失掉了关系回来找我,我不接;牛志德被郑兴华派到西安国民党警官学校学习回来,我也不接。后来郑兴华研究之后都接受、登记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党员情况向老刘作了汇报。刘布置任务给我:教育党员,发展党员,联系党员。
我把王平凡、张万照、交通员丁曾坤等从陕北带回来的油印本、纸质很差的《论政党》、《党员须知》、《怎样做秘密工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党内书籍,自己学习后转送给我所联系的党员,他学习后再转送给他所联系的党员。就这样用传递式的学习方法,对党员进行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
解放战争时期我不能接触过多的人,原因是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也没有过多的发展党员。记得间接发展的有教师韩文炳,直接发展的有农民董茂平、王永发等人。
从外地回来的党员首先跟我联系。张万照从国民党38军当兵回来跟我联系,赵居贤在渭南打游击被敌人打散后跑回来跟我联系;他们都没带党员关系,但我知道都是党员,就暂时接收下来。以后老刘把他们的关系都要了回来。邓仰池从外地回来也没带组织关系,以后才把关系转了回来。王平凡从陕北一回来就和我联系。解放战争时期我对上联系的是刘邦显,对下联系的是邓仰池、武茂玉。
1946年元月,敌特分子在县城发现了一张我党办的《新华日报》,听说还有什么进步书籍,便在东乡进行了大逮捕。逮捕了20多人,声势比较大,我心里很着急。我叫邓仰池到县上打听,逮捕的是些什么人,有没有党员。仰池打听回来说,被捕的大部分是教师,有些是农民,没有一个党员。我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敌人这次逮捕幸好没到西乡来,因地下党都集中在西乡,东乡1946年、1947年除王云霞等几个党员外,基本上还是个空白。
老刘从陕北回到华阴后,我将敌人大搜捕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他听了后很气愤,就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向当时比较进步的报纸《工商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文章登了出来,我见到了。
就在1946年这一年,还发生过一次告密事件。邓仰池经组织同意参加了国民党党网。他把罗山学校校长、国民党党员刘玺玉的校长职务取代之后,引起刘的不满。刘到县党部告邓仰池是共产党员。由于仰池料到刘玺玉会来这一手,便在事前向县党部打了招呼。县党部认为是内部咬嘴,没听刘的话。
1947年秋,赵居贤从陕北回来,很快有人告到县党部,说赵居贤是共产党员。因为赵居贤之兄赵居安在敷水镇当干事,知道后很快通知给居贤,由于镇长刘子云出来说了话,居贤才脱了险。这次告密事件是谁干的?我们分析是王子达干的。
1948年底发现有人告密了。告袁守中、王润亭、王平凡、邓达九、邓仰池、李芳亭、王性天、刘志云、李清连等10多人是共产党员。其中实际有党员6名,二王父子和二邓兄弟都去了陕北;敷水镇副镇长、党员李芳亭吓得到处乱躲藏;袁守中是组织上同意打进国民党网里的人,没有出事。这次告密事件是谁干的?大家分析一致认为还是王子达干的。
王子达1945年从西安回来就脱了党,已经发现有叛变行为。党组织还想把他拉过来,做了一番工作也没顶用,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了。王子达的存在对敷水地下党威胁很大,随时有被破坏的可能。因此组织上决定除掉他,派邓仰池、张万照去执行。因多方面原因没有成功,直到建国后才镇压了这个叛徒。
1949年5月,驻在敷水地区的国民党军队84师突然搜捕共产党员。先捕了台头村的杨根娃,原因是他哥在陕北解放军当团长,杨供出了曹来年。曹跟交通员跑过几次陕北,知道武茂玉的情况。武茂玉急来告诉我说曹来年被捕了。我叫武茂玉赶快跑,来年这个人恐怕经不住敌人的两块砖头的压力。武茂玉没有听我的话,在罗山小学被捕了。武在敌人利诱、威逼下,很快自首叛变,供出了我和武育怀。敌人全副武装,以请先生看病为名,到我家里来捕我,正好这天我上山打柴去了。敌人问我老婆人到那里去了,老婆说上山砍柴去了。又问什么时候回来,老婆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敌人走后,老婆找了一个相好的,带了干粮和水进山找我。我担着柴刚出山就碰上了。我听说后,在葱峪躲了一晚上,第二天上了华阳川,在华阳住了5天,听说山外不要紧了才回来。回到家不多时潘渊来了,潘说丁荣国说过,要是见到我,必须就地杀掉。我不敢在家停,马上又跑到文王村躲了起来,直到临解放跟前,赵居贤到文王村找到我。赵对我说:“国民党军队撤走了,快出来迎接解放军吧。”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如在华阴的国民党敌特分子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华阴的地下党;华阴地下党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发展壮大自己。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十分激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由于老刘同志在华阴的正确领导,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以及其他的方针政策,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实现了华阴的和平解放。
上述这些是解放战争时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下面我再回忆一下有关党组织方面的一些事。
记得,老刘到华阴来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新成立什么组织。几名骨干党员由老刘直接领导,分配工作。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入上层,抓武装。为了抓武装,我考虑到县副参议长程俊佐,他在县上有一定势力,他跟县自卫队杨蔚坤关系好,跟定远乡乡长、有一定实力的程景伊关系好,和警察局人也有联系。一天我给邓达九说,咱们成天抓武装哩,程俊佐这个武装为什么不抓呢?达九说,程俊佐的事恐怕不好办,办不好自己还会踏出轨来。我说,程俊佐跟牛干伯好,牛干伯跟你好;你把牛干伯从兰州叫回来给程俊佐做工作,如果做成了当然好;做不成牛就跑回兰州去了,料程也不会把牛怎么样。达九听了我的话就给牛干伯写了信。邓写信之前是否征求过老刘的意见,我就不清楚了。我想是会征求的,也会得到老刘同意的。牛干伯接信后即回华阴,到参议会去见程俊佐。事情比我们预料的还要顺利。牛干伯介绍程俊佐入了党。牛完成任务后,邓达九与程接上关系,后来达九又把老刘介绍给程俊佐。这样党的力量壮大了,程俊佐成了自己人。他为保护华阴地下党、为华阴和平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7年春,老刘从边区回来,和我一同到文王村中心小学去见校长邓达九。晚上开会,老刘宣布成立华潼工委,书记刘邦显,委员邓达九、王云霞和我。1948年底一天,张万照来家告诉我说,华阴成立了工委,书记是刘邦显,副书记张万照,赵居贤、王云霞、程毅是委员。具体分工是:我负责敷水片,张万照负责宝积片,赵居贤负责孟塬片、赵再兴负责三河片、王云霞负责县城和上层统战,袁守中负责云台中学。全县工作都行动起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党员发展很快。特别是1948年以后,东乡发展了不少党员。到建国前,全县有党员大约300多人。1949年春,为了迎接解放,华阴先后派出2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边区学习,我因为眼不好使没去成。赵再兴等4人在去马栏的路上,遭到敌人的袭击冲散了,但大多数人仍历尽艰险进了边区。
建国前几天,我天天盼望解放军来。1949年阴历4月25日是敷水集。我和党员薛军山到敷水镇看动静,见街道上没什么动静。第二天我一个人到镇上去,见了郑兴华、张万照。他们说现在解放了,你赶快叫人。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先去甄安理家。甄不在又跑到白土坡找到袁守中。不料国民党军队还有一部分驻在这个村,许进不许出。在守中家我听说,敌人打发一个农民到镇上给镇长刘子云送信,恰巧送到正在镇上的张万照手里。万照写了一个纸条给敌人,说华阴县已经解放了,你们赶快缴械投降。敌人要杀送信的人。送信的农民求饶说,我一字不识,确实不知上面写些什么内容,敌人才放了他。敌人见势不妙夹着尾巴逃跑了。随后,袁守中送我出了村。我回到家,又通知其他党员,现在解放了,要搞工作哩。不久,县上来了通知,成立了敷水区委,我担任区委书记。
(此件原载《华阴党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