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显

回忆中共华潼工委和中共东路工委

1945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派我到华阴，整顿、恢复地下党组织。起初，立脚点就在台头堡王润亭家里。通过王润亭把邓达九从潼关叫回来，接着和袁守中、薛广池、王云霞同志见面。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恢复、整顿地下党组织。因为华阴地下党组织在1941年以后逐步进入睡眠状态，党的组织活动基本上停止了。这时，华阴地下党组织共有30多名党员，主要分布在敷水一带，县城只有王云霞一名党员。潼关只有邓达九一名党员。根据华阴的实际情况，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我们确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小型精干、分散自然、分片单线联系，按照居住自然点，指定专人负责。我在华阴停了一个多月，又到潼关、大荔、澄县去。不久，回马栏汇报，关中地委指示，要以华阴为基地，向潼关、大荔扩充党的组织力量。关中地委决定将王平凡从边区调回华阴。1946年春，我从边区出来后，在澄县韦庄镰山中学任教，作为短期立足和以后过渡之处。不久，王平凡到镰山中学，我让他先在潼关县南园桃林乡小学教书（事先和邓达九商量），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回华阴。王平凡在潼关，发展了三名党员，其中两个调进陕甘宁边区。同年，王平凡、张万照先后回华阴。

按照当时上级有关指示：共产党员根据情况需要，有条件的可以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有计划、有目的地打入敌人内部，做到钻得深、爬得高、站得稳，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要求一般党员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党组织采取有计划、有目的地个别发展。做到内无奸细、外不孤立。所有党员要开展社会活动，广交朋友，做到消息灵通，耳目众多；在敌人内部做到内红外白、内方外圆，思想是红的、外表灰一些，思想上有原则性，方法上圆滑些，不能被敌人发觉。我们利用国民党“巴、拉、压”的方法，采取“少巴、多拉、假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谨防鬼捣鬼”。还可以通过结拜弟兄，甚至封建迷信等作为掩护的方法，开展地下活动。这一年，我常到华阴、大荔、潼关去。我们在分析了华阴形式之后，决定通过上层活动，先联系华阴县参议会副议长程俊佐，待时机成熟时，通过程的老同学、朋友牛干伯（地下党员）做工作，介绍程俊佐加入了共产党。

经过一年的恢复和整顿，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王云霞在县城发展了邮局局长张克文等人入党。至年底，华阴有党员五六十人；潼关有党员五六人（平凡发展三人，达九发展一人，外县调进两人）。大荔是大荔中学的姚一征、张质平，还有县政府的骞克斌，以后大荔农林职业学校的黄绪森等几个党员和我联系，还从边区调来一人（王兆荣），以及一度史玉田在西乡发展的几个人；潼关、大荔由我负责联系，没有成立啥组织。年底，我进边区马栏汇报，省工委确定以华阴为主，北向大荔、东向潼关发展党的组织，确定成立中共华潼工作委员会，此时赵伯平负责，汪锋已经走了。华潼工委领导成员三人：我和邓达九、王平凡，我任书记，他二人是委员。这年冬，王平凡在潼关发展了一个学生，因家长泄密，教育科将邓达九叫去说：“你怎么介绍了个共产党任教。”邓否认此事。王平凡在潼关不宜继续待下去，便回华阴。

1947年2月，我和达九、平凡先后到华阴文王村中心小学任教。我们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在文王村中心小学开会，正式成立了华潼工委。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我、平凡、达九、广池等人，华潼工委就在文王村中心小学，隶属中共陕西省工委（这时，陕西省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对内称陕西省工委，对外仍称关中地委）。华潼工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党的建设、党的武装和统战工作。我完全立足华阴，当时，华阴党组织有薛广池负责的敷水一摊；有定远乡程毅、程俊佐等一摊，程俊佐介绍程毅、程继中到边区学习，以后程毅发展了程景伊（定远乡乡长）等好几个党员；还有宝积乡的李博文、张万照一摊；1947年后期还发展五里村赵居贤一摊；向县东北发展的是赵再兴，后由赵居贤负责联系；云台中学由袁守中负责；云中的武笠青、张辅汉是我发展的党员。

1948年3月间，我从文王村中心小学骑车去大荔，回来后，因肺病吐血，离开文王村小学到台头村平凡家养病，住了一个多月，四五月又到李博文家，住了不到一月又到新建堡。麦后，我又转到仙姑观养病，约有两个多月。此前，邓达九因听到传闻，决定暂时离开华阴到蒲城县保警队当军需。1948年夏季王平凡到了华县，同年秋，由程俊佐、王云霞主持开办了太华火柴公司，随后邓达九也由蒲城保警队回华阴火柴公司。我几经转移，住到太华火柴公司。我以程、王的朋友和股东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9、10月间，我进马栏汇报工作。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南边商洛地区已成为游击区，东边，我们的部队曾到过河南陕西交界处，当时估计到渭河南铁路沿线的形势很可能一度成为拉锯战的游击区。这时，省工委为了配合解放大关中的军事行动；为建政配备干部，计划成立中共陕西省东路工作委员会（简称东路工委），下辖华阴、华县、渭南三个县工委和潼关县的几个党员。10月底至11月初，在赵伯平同志主持下，东路工委于马栏正式成立。东路工委主要负责人有三人：我、权秉华和王平凡，我任书记。同时成立了华阴、渭南、华县三个县工委，隶属东路工委，我兼华阴工委书记，权秉华、王平凡分别兼任渭南、华县工委书记。东路工委驻地实际在华阴县城外太华火柴公司，隶属中共陕西省工委。华县工委委员有：袁健负责组织，王岗负责宣传，史德（史玉田）负责社会保卫，刘永祥负责统战。华阴县工委委员有：张万照、赵居贤、程毅。此时，华阴党组织已遍布全县：薛广池负责敷水；程毅负责定远；张万照、李博文负责宝积；赵再兴、赵居贤负责县东南、东北；袁守中负责云台中学；王云霞负责上层统战。党员有八九十人（临建国前有大发展时期），临建国时党员人数就更多了。华阴工委的机关所在地曾在火柴公司、宝积乡小学、崖上村等。

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搞党的建设；二是搞党的武装；三是搞统战工作；四是搞好宣传工作。东路工委成立后，准备了保护档案，保护粮仓，准备开城门放吊桥的人。还培养、输送了一批干部。关于这段时期的主要活动，我回忆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党员教育方面。主要是对党员进行形势、纪律、党员气节的教育。方法是：采取逐级教育、个别传达。向党员推荐进步或比较进步的书报，如《工商日报》、《水浒》、《官场现形记》、《书报精华》等。借口传言，甚至利用反动任务的口进行宣传，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使人民树立起战胜美蒋的信心。有些宣传方法还带有迷信色彩，如把几句话写在黄表纸上压在神庙的香炉下进行宣传。在黄表上有这样的话：“世事颠倒颠，黑背把身翻（黑背指老百姓）。草将气数尽（指蒋介石），群雄会手翻（各路英雄会见毛主席）。”

2.统战方面。我们分析了华阴的形势是：杨天植是县参议会议长，程俊佐是副议长，县党部书记长是惠友三。我们认为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工作的王向仁是本地人，他和俊佐、云霞、唐志诚等人的关系较好，决定立即把王向仁从西安叫回来，竞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俊佐、王济人（县城小学校长）均是国民党华阴县党部委员。王向仁通过俊佐、济人、云中校长卫勖哉等人在选举中活动，当选为县党部书记长，县卫生院院长王志义当选为监察委员。这样，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凡回来后经常到俊佐、济人那里联系，并从敷水镇长刘志云、副镇长李芳亭那里得到了好些消息，如敌人对谁有怀疑，我们大体都能迅速知道。当时，华阴县敌人经常在达九、平凡身上出警报，伪华县专署对他俩都有过怀疑。我们认为王子达是华阴党内最危险的人物，他要出卖同志。我到陕西省工委汇报了这些情况，工委指出：“只要可以，对党组织有利，可以把内奸除去。”于是准备除掉王子达，但没实现，直到建国后才处决了。

上层统战活动的开展，掩护了华阴地下党组织。当时华阴敌人经常出警报，我们能够事先知道，及时做好应急措施。邓达九最后一次警报，他已经走了。从占领文王村中心小学阵地到转移太华火柴公司，我们能站住脚，而且比较安全，俊佐同志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与地下同志的掩护也是分不开的。后来得知敌人要对火柴公司进行大清查。我便去了五方崖上村，即程毅、程景伊所在村。

3.抓武装方面。华阴最大的一股武装首先是以程俊佐为首的。其次是平凡、万照等搞得一股武装。张万照在敷水镇公所跟县保警队联系，王平凡在台头一带联系。我们从永乐店搞到了一些武器。我们又派了丁曾坤、邓兴华、甄安理、姚文学等打入敷水镇公所及几个乡保内，基本上掌握了敷水镇、保的武装。里仁乡也有一股武装是间接的。还有王胡子（王润亭）在东塬搞了一些零散武装。与程俊佐关系较好的警察局局长施俊峰也有一股武装。还派人抓了一些外围武装力量，如国民党河防大队长邓振明的武装。

4.给边区输送干部方面。1948年11月，张仁民从边区回来，传达了省工委要求动员党员、干部到边区的指示。东路工委从四面八方动员了100多名党员、进步青年到边区。一部分输送到延安，多数到马栏学习。

5.东路工委组织人员保护一切仓库、档案，以保证我军接收时完整无缺，并给各县配备了干部，为建政工作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1949年二三月间，郭明丁回到华县。我们在华县工委委员刘永祥家召开了第三次会议，郭明丁传达了省工委指示，动员各县主要负责人回边区。随后各县工委主要负责人都到边区马栏，5月出边区到渭南交斜一带集训。5月下旬中共渭华地委成立。这时中共陕西省东路工委已向渭华地委交代了工作。

1986年11月

（此文原载华阴市《党史研究》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