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功大过亦大
一、武帝的历史功绩
关于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东汉人班固曾有一段评语：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枟六经枠。
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枟诗枠枟书枠所称，何有加焉！
无可否认，班氏所论，确有故意抬高的地方，但就其所举的不少史实来看，如尊儒术、举俊秀、兴太学等，列为武帝的功绩，应该说还是不差的。
对一个历史人物功绩的评判，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
这里，拟在班氏总结的基础上，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重新缕析如次——（一）强化中央集权世上万事万物，都不可绝对化。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集权政治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譬如战争时期，就需要集权政治，如果事事还要民主，那就会贻误战机，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就汉武帝所处时代来看，虽然当时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但仍面临着诸侯王与匈奴两大社会难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解决诸侯王问题，还是解决匈奴侵扰问题，都需要强化中央集权。
武帝作为一代君主，他的一系列举措，像实行“推恩令”，削弱相权，设立中朝，调整官制，改革军队等等，正符合了这种需要，因而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措施，使自秦代创立的帝国制度更臻完善，其对推动帝国时期的历史前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各自基于对人情、人性和人智的不同估计和认识，均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方案，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道、儒、法是最主要的三家。
众所周知，秦以法家学说治国，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胜利。
然而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使继立的西汉王朝不得不另外寻求治国的指导理论。
汉初，出于与民休息的客观需要，道家的黄老学派盛行一时，统治者无为而治，确实收到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老的无为政治越来越同客观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
从武帝策问良屡提“废兴”“受命”一类问题，已经不难看出这位青年皇帝盼望变革的急切心情。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终于使武帝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这样，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
当然，武帝所尊之儒术，已不是纯粹的先秦儒学，而是以儒家为“表”，以兼容各家之长，特别是法家学说为“里”的新儒学。
这种“霸王道杂之”的理论，由于更适合于帝国时期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汉武确立为正统思想之后，垂两千年而弗改。
在帝国时期的思想建设上，武帝显然是一位开山式的人物。
（三）完善选官制度选官制度关系人才的选用，是政权建设至关重要的环节，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
西汉立国之初，武力功臣垄断仕途；直到文帝朝诏举贤良，才有了察举选官的新制度。
不过终文景两代，仅察举过两次，且只限于已仕官的范围。
这表明当时的察举制度还很不完善。
武帝将察举同尊儒活动相结合，创建岁举孝廉等新科目，从而使察举面向所有吏民，成为汉帝国选官制度的主体，并开启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先河，在整个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史上，谱写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篇章。
（四）兴办太学、郡国学中国古代教育，起始甚早。
传说上古三代，便乡里有教，所谓“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也。
但汉代之前，主要是一种贵族教育，受教育者基本限于贵胄子弟的范围之内。
春秋战国，私人讲学兴起，虽对贵族教育有所突破，但却非政府行为。
中国古代，由政府面向全体国民办教育，始自汉武帝。
他采纳公孙弘建议，兴建太学，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正式大学，而且也是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
他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是为郡国学。
在我国古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
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御匈奴，开边拓疆汉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
其中由他领导的抗御匈奴的战争，有效地捍卫了汉帝国的安全，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由此而开辟的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对于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更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武帝主持的汉帝国，向南方、西南及东北方向的开边拓疆，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直接巩固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
（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汉武时代，水利工程的兴修，史称“不可胜言也”。
其主要成绩，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已作专门介绍。
水利建设，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对社会发展有益，也有利于交通运输，是遗泽万世的事业。
武帝对黄河水患的治理，也很值得称道。
他亲临治河现场巡视，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河决”。
他作的《瓠子之歌》，表达了对治理水患的关切之情，在历代帝王中是少有的。
武帝晚年检讨以往的过失，与民休息，任用赵过推行代田法，“用力少而得谷多”，集中反映了他对农业的重视。
他命大司农专门召集工匠与有技术的人，制作新农具，让各地派官员及三老、力田和种田能手学习使用新农具与新耕作技术，对推动农业生产的进步，都是大有益处的。
二、大功背后的大过
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虽然是很大的，但在大功的背后，却也同时存在着大过。
试看《史记·孝武本纪》所记，差不多全是武帝迷信方士、敬祀鬼神一类的荒唐事体，便不难看出作者批评的意图，这实际上也是暴露他的各种过失。
该《纪》的《索隐述赞》这样写道：
孝武纂极，四海承平。
志尚奢丽，尤敬神明。
擅开八道，接通五域。
朝亲五利，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巡乖卜征。
登高勒岱，望景传声。
迎年祀日，改历定正。
疲耗中土，事彼边兵。
日不暇给，人无聊生。
俯视嬴政，几欲齐衡。
《述赞》紧紧围绕《纪》文而发，所批评的武帝过失与《纪》基本相同，只是其将武帝比作秦皇，旗帜更加鲜明。
以后的论者，多沿用此说，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中评述说：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综观上述，可知古人对汉武帝过失的基本看法。
应该说，这些评论还不能说全无道理。
它为今天评判汉武帝的过失，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汉武帝作为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其积极进取、奋力向上，是值得赞许的，但不少事他都做过了头，因而使事物发生了转化。
有些事，当时看起来，颇有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却造成中国社会严重的诟病。
当然，出于时代的局限，他还搞了一些纯属无意义的荒唐之举。
下面，拟对其过失具体做些剖析——
（一）征伐过度，危及社会汉武之世，外事四夷，武功极盛。
其中一些征战，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积极的正义的性质。
对此，前文已经指出，并将之挂在了武帝历史功绩的账上。
不过亦应看到，有些征战却纯属穷兵黩武之举，像派李广利伐大宛，便属此例。
“自武帝初通西域，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
过度的征战，严重危及全社会。
宣帝朝任长信少府的夏侯胜在廷议为武帝立庙乐时曾讲过如下的一席话：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
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尽管夏侯胜因此被劾奏为“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的大罪而下狱，但他的话，显然应是信史，集中反映了武帝大肆征伐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穷奢极欲，劳民伤财汉武扰民，对外征战自属第一大宗。
但他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严重的灾难。
有关武帝大兴土木工程及穷奢极欲享乐生活的情况，前文第五章、第七章已作论述。
这里，不妨再引一段班固的话，以综观其状：
孝武之世……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
故能睹犀布、
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闻天马、薄陶则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
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枟巴俞枠都卢、海中枟砀极枠、漫衍鱼龙、角之戏以观视之。
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
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
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
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以上的引文虽然长了一些，但所总结的汉武帝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的情状，却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
众所周知，班固在古代史家中，远较司马迁保守，是皇权的卫道者，儒学的捍卫士。
上述总结出自他之口，应该说水分不大。
连一位偏于保守的卫道士都对武帝作出如此含有讥评性的总结，那么，武帝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的实际情况，恐怕就更甚一筹了。
（三）信惑神怪，挥霍无度史家以为武帝举事，最无谓者，即其“祠祭，求神仙”。
本书第六章设有专节，对武帝求仙祭祀活动作了介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此类活动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全然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消耗，是一种白白的浪费，较之征战、土木工程的巨大耗费，性质尤为恶劣。
而且这类投入，又是经常性的。
一些祠典，一经确立，便需要按年按月按时举行。
这种经常性费用累积起来，较之一次性投入，数字更为惊人。
西汉后期发生的祀典改制，尽管原因相当复杂，但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祭祀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太庞大了，政府财政难以维持这种支出。
诚然，武帝朝正值汉世蒸蒸日上之际，财力相对要雄厚得多，但武帝连年征战，大兴土木，加之求仙淫祀，国家财政的老底很快便被折腾光了，以致出现了种种的危机。
这一切，自然都造成了民众的巨大灾难。
以上武帝三方面的过失，最为明显，前人也都已经指出。
此外，武帝的不少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有其积极的作用，因此被归结为他的历史功绩，但就其长远影响而论，这种“功”每每也是“过”。
譬如强化中央集权，由武帝开其端，以后历代统治者在这方面逐渐加码，特别是宋、明两代则将这种政治推到了极致，其结果造就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因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建立民主政治便显得特别费劲，所付出的代价也特别沉重。
再如独尊儒术，固然十分符合当时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对统一思想很有好处，但从此却窒息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使思想文化变得单一化。
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二千余年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
若从这样的视角去看汉武帝，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莫大的罪人。
关于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东汉人班固曾有一段评语：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枟六经枠。
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枟诗枠枟书枠所称，何有加焉！
无可否认，班氏所论，确有故意抬高的地方，但就其所举的不少史实来看，如尊儒术、举俊秀、兴太学等，列为武帝的功绩，应该说还是不差的。
对一个历史人物功绩的评判，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
这里，拟在班氏总结的基础上，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重新缕析如次——（一）强化中央集权世上万事万物，都不可绝对化。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集权政治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譬如战争时期，就需要集权政治，如果事事还要民主，那就会贻误战机，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就汉武帝所处时代来看，虽然当时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但仍面临着诸侯王与匈奴两大社会难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解决诸侯王问题，还是解决匈奴侵扰问题，都需要强化中央集权。
武帝作为一代君主，他的一系列举措，像实行“推恩令”，削弱相权，设立中朝，调整官制，改革军队等等，正符合了这种需要，因而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措施，使自秦代创立的帝国制度更臻完善，其对推动帝国时期的历史前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各自基于对人情、人性和人智的不同估计和认识，均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方案，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道、儒、法是最主要的三家。
众所周知，秦以法家学说治国，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胜利。
然而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使继立的西汉王朝不得不另外寻求治国的指导理论。
汉初，出于与民休息的客观需要，道家的黄老学派盛行一时，统治者无为而治，确实收到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老的无为政治越来越同客观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
从武帝策问良屡提“废兴”“受命”一类问题，已经不难看出这位青年皇帝盼望变革的急切心情。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终于使武帝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这样，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
当然，武帝所尊之儒术，已不是纯粹的先秦儒学，而是以儒家为“表”，以兼容各家之长，特别是法家学说为“里”的新儒学。
这种“霸王道杂之”的理论，由于更适合于帝国时期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汉武确立为正统思想之后，垂两千年而弗改。
在帝国时期的思想建设上，武帝显然是一位开山式的人物。
（三）完善选官制度选官制度关系人才的选用，是政权建设至关重要的环节，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
西汉立国之初，武力功臣垄断仕途；直到文帝朝诏举贤良，才有了察举选官的新制度。
不过终文景两代，仅察举过两次，且只限于已仕官的范围。
这表明当时的察举制度还很不完善。
武帝将察举同尊儒活动相结合，创建岁举孝廉等新科目，从而使察举面向所有吏民，成为汉帝国选官制度的主体，并开启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先河，在整个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史上，谱写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篇章。
（四）兴办太学、郡国学中国古代教育，起始甚早。
传说上古三代，便乡里有教，所谓“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也。
但汉代之前，主要是一种贵族教育，受教育者基本限于贵胄子弟的范围之内。
春秋战国，私人讲学兴起，虽对贵族教育有所突破，但却非政府行为。
中国古代，由政府面向全体国民办教育，始自汉武帝。
他采纳公孙弘建议，兴建太学，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正式大学，而且也是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
他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是为郡国学。
在我国古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
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御匈奴，开边拓疆汉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
其中由他领导的抗御匈奴的战争，有效地捍卫了汉帝国的安全，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由此而开辟的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对于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更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武帝主持的汉帝国，向南方、西南及东北方向的开边拓疆，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直接巩固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
（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汉武时代，水利工程的兴修，史称“不可胜言也”。
其主要成绩，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已作专门介绍。
水利建设，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对社会发展有益，也有利于交通运输，是遗泽万世的事业。
武帝对黄河水患的治理，也很值得称道。
他亲临治河现场巡视，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河决”。
他作的《瓠子之歌》，表达了对治理水患的关切之情，在历代帝王中是少有的。
武帝晚年检讨以往的过失，与民休息，任用赵过推行代田法，“用力少而得谷多”，集中反映了他对农业的重视。
他命大司农专门召集工匠与有技术的人，制作新农具，让各地派官员及三老、力田和种田能手学习使用新农具与新耕作技术，对推动农业生产的进步，都是大有益处的。
二、大功背后的大过
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虽然是很大的，但在大功的背后，却也同时存在着大过。
试看《史记·孝武本纪》所记，差不多全是武帝迷信方士、敬祀鬼神一类的荒唐事体，便不难看出作者批评的意图，这实际上也是暴露他的各种过失。
该《纪》的《索隐述赞》这样写道：
孝武纂极，四海承平。
志尚奢丽，尤敬神明。
擅开八道，接通五域。
朝亲五利，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巡乖卜征。
登高勒岱，望景传声。
迎年祀日，改历定正。
疲耗中土，事彼边兵。
日不暇给，人无聊生。
俯视嬴政，几欲齐衡。
《述赞》紧紧围绕《纪》文而发，所批评的武帝过失与《纪》基本相同，只是其将武帝比作秦皇，旗帜更加鲜明。
以后的论者，多沿用此说，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中评述说：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综观上述，可知古人对汉武帝过失的基本看法。
应该说，这些评论还不能说全无道理。
它为今天评判汉武帝的过失，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汉武帝作为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其积极进取、奋力向上，是值得赞许的，但不少事他都做过了头，因而使事物发生了转化。
有些事，当时看起来，颇有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却造成中国社会严重的诟病。
当然，出于时代的局限，他还搞了一些纯属无意义的荒唐之举。
下面，拟对其过失具体做些剖析——
（一）征伐过度，危及社会汉武之世，外事四夷，武功极盛。
其中一些征战，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积极的正义的性质。
对此，前文已经指出，并将之挂在了武帝历史功绩的账上。
不过亦应看到，有些征战却纯属穷兵黩武之举，像派李广利伐大宛，便属此例。
“自武帝初通西域，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
过度的征战，严重危及全社会。
宣帝朝任长信少府的夏侯胜在廷议为武帝立庙乐时曾讲过如下的一席话：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
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尽管夏侯胜因此被劾奏为“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的大罪而下狱，但他的话，显然应是信史，集中反映了武帝大肆征伐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穷奢极欲，劳民伤财汉武扰民，对外征战自属第一大宗。
但他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严重的灾难。
有关武帝大兴土木工程及穷奢极欲享乐生活的情况，前文第五章、第七章已作论述。
这里，不妨再引一段班固的话，以综观其状：
孝武之世……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
故能睹犀布、
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闻天马、薄陶则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
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枟巴俞枠都卢、海中枟砀极枠、漫衍鱼龙、角之戏以观视之。
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
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
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
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以上的引文虽然长了一些，但所总结的汉武帝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的情状，却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
众所周知，班固在古代史家中，远较司马迁保守，是皇权的卫道者，儒学的捍卫士。
上述总结出自他之口，应该说水分不大。
连一位偏于保守的卫道士都对武帝作出如此含有讥评性的总结，那么，武帝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的实际情况，恐怕就更甚一筹了。
（三）信惑神怪，挥霍无度史家以为武帝举事，最无谓者，即其“祠祭，求神仙”。
本书第六章设有专节，对武帝求仙祭祀活动作了介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此类活动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全然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消耗，是一种白白的浪费，较之征战、土木工程的巨大耗费，性质尤为恶劣。
而且这类投入，又是经常性的。
一些祠典，一经确立，便需要按年按月按时举行。
这种经常性费用累积起来，较之一次性投入，数字更为惊人。
西汉后期发生的祀典改制，尽管原因相当复杂，但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祭祀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太庞大了，政府财政难以维持这种支出。
诚然，武帝朝正值汉世蒸蒸日上之际，财力相对要雄厚得多，但武帝连年征战，大兴土木，加之求仙淫祀，国家财政的老底很快便被折腾光了，以致出现了种种的危机。
这一切，自然都造成了民众的巨大灾难。
以上武帝三方面的过失，最为明显，前人也都已经指出。
此外，武帝的不少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有其积极的作用，因此被归结为他的历史功绩，但就其长远影响而论，这种“功”每每也是“过”。
譬如强化中央集权，由武帝开其端，以后历代统治者在这方面逐渐加码，特别是宋、明两代则将这种政治推到了极致，其结果造就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因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建立民主政治便显得特别费劲，所付出的代价也特别沉重。
再如独尊儒术，固然十分符合当时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对统一思想很有好处，但从此却窒息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使思想文化变得单一化。
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二千余年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
若从这样的视角去看汉武帝，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莫大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