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中六渠的修筑
一、漕渠
武帝时期，西汉政府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断对因天灾人祸流亡、破产的农民加以优抚，而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重农措施则表现为全国兴修水利热潮的出现。
如对黄河的大规模治理，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的灌溉工程，汝南、九江地区的引淮工程等。
其中尤以关中六渠的开凿最具代表性。
所谓“关中六渠”是指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与成国渠。
漕渠又称昆明故渠，是武帝时期在关中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工程中最早的一项。
因其最初设计主要是服务于漕运，故得名。
就其规模及功能来看，漕渠更像一条运河，主要以其水运而著名，兼备灌溉功能，因此现代学者多将其划归古代水运交通范畴。
帝都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为解决帝都长安的供应，汉廷每年都必须从关东调运大量物资——特别是粮食，称为“漕粟”。
这样，“关中漕粟”便成为长安开支的最大来源，而其运输则成为维系帝国心脏的命脉所在。
因此，“漕运”历来是汉王朝关注的经济焦点之一。
随着长安的发展，国家开支的不断膨胀，漕运负担日益沉重。
而由于原有漕运路线曲折，运期长，损耗巨大，因此供求矛盾很尖锐。
为解决供应危机，武帝虽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因受原河道条件制约，“漕运”仍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因此，对于漕运运输河道的改造成为当务之急。
汉武帝时期关中水利工程示意图公元前１２９年，充任大司农的郑当时为彻底解决“漕运”瓶颈之厄，奏请武帝开凿新渠：“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
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
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郑当时的这项建议不久即得到武帝的批准。
于是，齐地著名的水利师徐伯被任命为开凿漕渠的工程负责人，由他勘察设计，指导工程进行。
当时征发戍卒数万人，轮番掘进，经过三年努力，终告完成。
由于设计科学，计算准确，工程质量也高，不久新渠的便利之处就显现出来。
由于避免了旧道的激流与险滩，不但节省了运输时间，运输损耗也大大减少。
同时由于新渠水量充足，漕渠所流经的地方农业灌溉就得到了保障，深受农民的欢迎，漕渠工程设计目标圆满完成。
漕渠与渭水基本平行，但位置靠南，因此距长安比渭水要近得多。
漕渠西起长安西南昆明池东口，引水注河池陂（今河池寨）北，东与水合，流经汉长安城角及城东地区，在清明门外与水支渠会合，又东流到灞水西面。
在此分为两支，一北向流入渭河，一东向横穿灞河。
经华县、华阴至潼关合于渭口。
《水经注·渭水》中记载：“渭水东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东经河池北，亦曰女观陂，又东合水，亦曰漕渠；又东经长安县南，东经明堂南。
……故渠又东而北屈经青门外，与水支渠会。”基本上描绘了漕渠的流经及所处。
现今漕渠遗迹基本与文献吻合，经过的地区有临潼、渭南、华县、华阴，至潼关入黄河，全长近１５０公里。
据估算其路程较旧漕运路线（主要逆溯渭河而上）缩短近三分之二，时间也节省了近一半多。
漕渠的开凿，引起了漕运的繁荣。
由于漕运的数量较大，不但可以按时全部供给长安耗费，还有部分余额。
因此不久在其渠口附近又专门修建了京师仓（或称华仓，河口仓，京师庚）等大型国家储备仓库。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陕西省考古所对该仓遗址曾进行过发掘。
遗址位于渭河南岸第二阶地上，地势较高，外有城墙护围。
仓城遗址位置依地势构筑，大致呈长方形，东西长１１２０米，南北宽７００余米，城墙厚达１０米，夯筑坚固。
城内北部为仓储区，地基极深，室内设有木制架空地板，室外东西有披檐，屋面覆以板瓦和简瓦，檐际有瓦当。
每个粮仓进深四间，面阔十间，东西长６０多米，宽２５米，土木混合结构，既能通风，又可防潮。
如此规模庞大的漕运储备仓，正是当时漕渠水运繁荣一时的历史见证。
漕渠开凿的成功，为关中经济注入了绵绵不绝的物质活力，对强化长安经济基础，巩固发展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时，漕渠也是当时中国水利工程的参照与样板，为关中水利的兴盛开创了先例。
二、龙首渠
当某一项工程成为一道不得不去完成的诏令时，所有的受诏者不得不拼尽全力来确保工程质量、进度。
而在此过程中，一些大胆的构想、巧妙的技术也在空前的压力下被有意无意激发出来。
龙首渠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约在元朔、元狩之交（前１２３年—前１２２），有一个名叫庄熊罴（《汉书》作严熊）的人向武帝上书，其奏称：“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
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
不久武帝颁诏征发一万多民工前往开凿这条拟议中的灌渠。
工程的构想是大胆而巧妙的。
从徵县（今陕西澄城南）引水至商颜山（今铁镰山），直接开凿一条沿山明渠，沿途多经土质地段，本来应该是水到渠到、不费太多时间的，但在实际施工中，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由于该地土质直立且疏松，渠道挖不多深两边的渠岸就发生滑坡、崩塌，常常酿出事故，而且工程进度极为缓慢，常常是好不容易凿开一段，一夜之间就被塌下的泥土覆盖了。
这可急坏了施工大臣，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决定放弃明渠凿进法，转而采用凿井开渠：即在一定距离的两头先掘竖井，到达要求地层后，再相向凿进，使其成为地下隧道，彼此相连，既避免了土方倾覆，也节省、减少了土方开凿量。
此法经试验成功，在全线使用，基本上解决了渠岸塌方的难题。
但由于竖井工作面较小，井又极深（有近四十丈）其掘进亦为缓慢，从施工开始到工程完成，前后用了近十年的工夫。
而且渠道通水后，渠内黄土塌陷现象仍无法根本解决，其功效远不及设计时所预想能达到的程度。
但在开凿过程中无意挖出大量古生物化石，人们称之为“龙骨”，并作为祥瑞之物报告了武帝，武帝很高兴，这个几乎彻底失败的渠道终于有了个名称“龙首渠”。
龙骨是龙首渠开凿的“副产品”，而真正有意义的副产品却是“井渠法”。
虽然龙首渠几乎以失败告终，但它在工程中采取的隧洞竖井施工法却成为技术成果得以保留，直到现今仍被改造使用。
而庄熊罴的大胆构想后来亦被证明是可行的，北周、唐代都曾先后在此继续开渠，并取得一定成效。
今陕西关中洛惠渠的前身，可以说，正是这个具有传奇性的“龙首渠”。
三、六辅渠
武帝时期对于关中水利的建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又不单表现在众多新渠的开凿上，同时，该时期对既有水利工程的维护及完善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像六辅渠的开凿，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关中最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做功能性补充。
郑国渠是秦统一前在关中修建的最大水利灌溉工程。
秦王政十年（前２３７）
，不思进取的韩王听信谗言，竟指望秦国通过大规模国内工程而损耗其实力，从而无力再对外扩张，因而把韩国最优秀的水利工程家郑国送入秦国，并要他劝说秦王修筑一条规模空前的大型灌溉工程。
秦王不知其计，很赏识郑国，于是不久即破土动工。
不料在工程进行中，韩王的阴谋被秦发现了，秦王遂下令逮捕了郑国。
郑国早以置生死于度外，他承认当初确实受计于韩王来执行疲秦之计，但作为一个水利工程专家，他主持修造的这一工程完全是科学合理的，一旦成功，对秦国的农业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秦王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赦免了他，并命他继续领导这项工程。
最后这项巨大水利工程终于竣工了，正如郑国所言，它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它的投资，它使关中四万多顷土地受到充足的灌溉，同时兼有改良盐碱、施肥的功能，大大提高了土地质量，促进了农业发展，秦的国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增加了。
人们为纪念郑国，便命名其渠为“郑国渠”。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郑国渠在设计及功效上亦有不足之处。
郑国渠在武帝时期仍是关中最重要的灌溉枢纽，为充分发挥其作用，武帝多次派人对其考察、维护。
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左内史倪宽在对郑国渠全面勘察之后向武帝提出部分改造建议，“奏请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之地”。
这里所说的六辅渠指的是六条人工灌渠，以其数为总称，又名“六渠”或“辅渠”。
它是在郑国渠故渠旁地势较高的地方再进一步开凿分渠，使更多农田得以灌溉。
一般认为新建六渠位于郑国渠上游南岸，引郑国渠水从上游流出，主要灌溉下游高地。
最近有学者指出，如果这六渠确为郑国支渠，且支渠坡降比干渠缓，这样虽可以灌溉下游高地，但势必因渗漏过量，水速过慢而引发大规模土地次生盐碱化，但史籍对此并无记载。
因此，有人提出六辅渠虽在整体上属郑国渠系统，但其水源可能不是来自郑国干渠，而是来自郑国渠北的冶峪、清峪、浊峪等河流。
这样一来，六辅渠的位置也就不可能在郑国渠南，而应在郑国渠北。
并认为古代冶峪一带的水利工程，可能是六辅渠的延续。
历史的沦桑巨变，使六辅渠这一重要关中水利工程显得扑朔迷离。
其位置、水源仍是讨论的疑难，但武帝留在《汉书·沟洫志》中的一段议论也许对我们了解六辅渠的功能及武帝对水利的态度更有帮助：“农，天下之本也。
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
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
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
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
四、白渠
在对郑国渠进行扩大、补充的同时，另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也在酝酿之中。
郑国渠沟通泾水、沮水、洛水，其位置稍偏北，在其南部尚有大片农垦地带介于郑国渠与渭水之间得不到充足的水源灌溉。
由于其地域狭长，如果凿南北向的新渠，则至少要新开好几条才能满足需要，而且郑国渠与渭水之间地形差异较大，施工也不便。
更重要的是，到武帝时期郑国渠水量大为减少，河道淤塞严重，已不可能再提供充足水源。
直到太始二年（前９５）
，也就是六辅开凿后的第十六年，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关中干旱问题，新渠的开凿不得不再次提上日程。
此时西汉政府正采取全面收缩政策，以缓解日益窘迫的政府财政。
由于负担沉重，天祸人灾，全国流民不断，怨声载道；武帝对连年征发大批民工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亦有所顾虑。
而这一年的全国性旱灾却为新渠开凿计划的付诸实践，提供了再充分不过的理由。
当时赵中大夫白公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向武帝提出建议，力陈新渠开凿之必要与可能带来的极大农业效益。
武帝终于同意了这项提案，酝酿已久的新渠终于可以动工了。
新渠“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灌田四千五百余顷”。
即流经现陕西省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等县。
与郑国渠相仿，新渠的渠口选在今泾阳县泾惠渠渠口之下（南），郑国渠仍维持石川河以西旧道，新渠则在郑国渠以南，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长安北部灌区。
由于新渠的建议人白公的贡献，人们习惯上称此渠为“白公渠”，亦称“白渠”。
由于郑国、白公二渠是整个灌区的两条干渠，且功效相当，亦同称“郑白渠”。
事实证明，白渠的开凿基本上是成功的。
白渠两岸农田在白渠充足水源的灌溉下，基本摆脱了干旱的困扰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受益民众为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编唱了一首民歌，后被收入《汉书》，作为对白渠功效的充分肯定：
田于何所？
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
举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纵观关中水利工程，能得到这样的全面肯定，白渠、郑国渠是唯一的合璧之作。
东汉班固在其《西都赋》中也以“郑白之沃，衣食之原”来歌颂二渠之功，可见白渠的地位，事实上与郑国渠基本上并驾齐驱了。
武帝经营关中水利几十年，白渠是最为成功的农业水利工程建设。
白渠在汉以后经历代王朝修缮，其主体工程保留时间很长，在唐朝又下分三支渠，即太白渠、中白渠、南白渠，三渠合称“三白渠”。
到唐永徽年间（６５０—６５５）
，三白渠的流域面积仍达一万多顷。
但后来因沿渠修造碾，水流迟缓，泥沙多淤，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开始不断减少。
到宋元时期，白渠渐湮塞，只在上游保留部分干渠。
元明清三代仍存，但已不通泾水了。
五、成国渠与灵轵渠
成国渠和灵轵渠是武帝时期修建的关中六渠中规模较小的两条。
这两条灌渠都是引渭工程。
其影响较郑白渠、漕渠要小一些，主要用以长安以西的灌溉系统。
成国渠源起今陕西眉县东北的渭水北岸，引渭水东流经今扶风南，又经武功、兴平、咸阳北，至灞、渭汇合处注入渭水。
东汉末年，因董卓以此输粟又称“董卓运河”。
三国时曹魏攻蜀，魏尚书左仆射卫臻征集民工又自陈仓（今宝鸡市东）引水东流，和武帝旧渠合为一水，后总称亦为成国渠。
由于泥沙淤塞，新成国渠到北魏时已名存实亡。
西魏大统十三年（５４８）漆河之上又建六门堰以截水势，成国渠更加败落。
直到唐代，成国渠才渐恢复。
咸通十三年（８７２），除原引渭水、
水之外，又汇集韦川、莫谷、香谷等小河流，主要用以灌溉武功、兴平、咸阳一带农田，其面积达二万余顷，俗号“渭白渠”，与沟通泾水的白渠相提并论，可见其功效确已发挥至极。
宋以后，成国渠再度衰落，水源减少，渠道淤塞，加之气候干燥，几近干涸。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眉县杜家村西南１５００米处的东门渡、祁家河、河池、白家下村、马道，孙家之南及扶风境内的牛蹄、下宋、西渠以及武功县南６５００米处今惠高干渠附近，发现大批古渠遗址，这些可能就是成国渠的陈迹。
由于史籍记叙不详，至今我们仍无法考证出成国渠的兴建过程及年代。
但从后世王朝对其重视程度来看，成国渠对于长安西部农业经济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汉书·地理志》
县条中记成国渠东北至上林苑入蒙龙渠。
因此有人推测其与上林水系关系密切，进而推测昆明池的衰败与成国渠的废弃可能有某种联系。
灵轵渠情况与成国渠相似。
其位置大约在今陕西周至县东部。
《汉书·地理志》周至县条下载：“灵轵渠、武帝穿也”。
除此再无他述。
后人认为其渠首应起周至县东，灵轵塬南，其水东北流入渭水，主要用以灌溉今周至到户县一带的农田。
但也有人认为该渠应该位于渭水以北，其主要依据为《水经注》渭水条的一段记载：“县苑有蒙龙塬，上承渭水于县，东经武功县，为成林塬，东往县苑，亦曰灵轵塬”。
与成国渠有所不同，直到宋时，灵轵渠仍有灌溉之利，只不过其改建很多，与原渠已有很大区别。
武帝时期“关中六渠”的开凿，是关中农业、水利发展史上的大事。
其对于整个关中的农业繁荣、经济发展都有战略性意义。
同时，对缓和汉都长安因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生活资料供求矛盾，巩固汉京师经济自给基础亦作出重要贡献。
就当时全国范围而言，“关中六渠”也是武帝时期农业水利建设全盘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并起到了示范榜样的作用，成为武帝时期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标志。
而西汉的强盛，正是建立在这种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空前发展。
武帝及其时代的辉煌，正是西汉农业辉煌在政治上的反映，正是农耕文化繁荣发达的全面体现。
武帝时期，西汉政府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断对因天灾人祸流亡、破产的农民加以优抚，而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重农措施则表现为全国兴修水利热潮的出现。
如对黄河的大规模治理，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的灌溉工程，汝南、九江地区的引淮工程等。
其中尤以关中六渠的开凿最具代表性。
所谓“关中六渠”是指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与成国渠。
漕渠又称昆明故渠，是武帝时期在关中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工程中最早的一项。
因其最初设计主要是服务于漕运，故得名。
就其规模及功能来看，漕渠更像一条运河，主要以其水运而著名，兼备灌溉功能，因此现代学者多将其划归古代水运交通范畴。
帝都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为解决帝都长安的供应，汉廷每年都必须从关东调运大量物资——特别是粮食，称为“漕粟”。
这样，“关中漕粟”便成为长安开支的最大来源，而其运输则成为维系帝国心脏的命脉所在。
因此，“漕运”历来是汉王朝关注的经济焦点之一。
随着长安的发展，国家开支的不断膨胀，漕运负担日益沉重。
而由于原有漕运路线曲折，运期长，损耗巨大，因此供求矛盾很尖锐。
为解决供应危机，武帝虽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因受原河道条件制约，“漕运”仍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因此，对于漕运运输河道的改造成为当务之急。
汉武帝时期关中水利工程示意图公元前１２９年，充任大司农的郑当时为彻底解决“漕运”瓶颈之厄，奏请武帝开凿新渠：“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
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
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郑当时的这项建议不久即得到武帝的批准。
于是，齐地著名的水利师徐伯被任命为开凿漕渠的工程负责人，由他勘察设计，指导工程进行。
当时征发戍卒数万人，轮番掘进，经过三年努力，终告完成。
由于设计科学，计算准确，工程质量也高，不久新渠的便利之处就显现出来。
由于避免了旧道的激流与险滩，不但节省了运输时间，运输损耗也大大减少。
同时由于新渠水量充足，漕渠所流经的地方农业灌溉就得到了保障，深受农民的欢迎，漕渠工程设计目标圆满完成。
漕渠与渭水基本平行，但位置靠南，因此距长安比渭水要近得多。
漕渠西起长安西南昆明池东口，引水注河池陂（今河池寨）北，东与水合，流经汉长安城角及城东地区，在清明门外与水支渠会合，又东流到灞水西面。
在此分为两支，一北向流入渭河，一东向横穿灞河。
经华县、华阴至潼关合于渭口。
《水经注·渭水》中记载：“渭水东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东经河池北，亦曰女观陂，又东合水，亦曰漕渠；又东经长安县南，东经明堂南。
……故渠又东而北屈经青门外，与水支渠会。”基本上描绘了漕渠的流经及所处。
现今漕渠遗迹基本与文献吻合，经过的地区有临潼、渭南、华县、华阴，至潼关入黄河，全长近１５０公里。
据估算其路程较旧漕运路线（主要逆溯渭河而上）缩短近三分之二，时间也节省了近一半多。
漕渠的开凿，引起了漕运的繁荣。
由于漕运的数量较大，不但可以按时全部供给长安耗费，还有部分余额。
因此不久在其渠口附近又专门修建了京师仓（或称华仓，河口仓，京师庚）等大型国家储备仓库。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陕西省考古所对该仓遗址曾进行过发掘。
遗址位于渭河南岸第二阶地上，地势较高，外有城墙护围。
仓城遗址位置依地势构筑，大致呈长方形，东西长１１２０米，南北宽７００余米，城墙厚达１０米，夯筑坚固。
城内北部为仓储区，地基极深，室内设有木制架空地板，室外东西有披檐，屋面覆以板瓦和简瓦，檐际有瓦当。
每个粮仓进深四间，面阔十间，东西长６０多米，宽２５米，土木混合结构，既能通风，又可防潮。
如此规模庞大的漕运储备仓，正是当时漕渠水运繁荣一时的历史见证。
漕渠开凿的成功，为关中经济注入了绵绵不绝的物质活力，对强化长安经济基础，巩固发展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时，漕渠也是当时中国水利工程的参照与样板，为关中水利的兴盛开创了先例。
二、龙首渠
当某一项工程成为一道不得不去完成的诏令时，所有的受诏者不得不拼尽全力来确保工程质量、进度。
而在此过程中，一些大胆的构想、巧妙的技术也在空前的压力下被有意无意激发出来。
龙首渠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约在元朔、元狩之交（前１２３年—前１２２），有一个名叫庄熊罴（《汉书》作严熊）的人向武帝上书，其奏称：“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
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
不久武帝颁诏征发一万多民工前往开凿这条拟议中的灌渠。
工程的构想是大胆而巧妙的。
从徵县（今陕西澄城南）引水至商颜山（今铁镰山），直接开凿一条沿山明渠，沿途多经土质地段，本来应该是水到渠到、不费太多时间的，但在实际施工中，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由于该地土质直立且疏松，渠道挖不多深两边的渠岸就发生滑坡、崩塌，常常酿出事故，而且工程进度极为缓慢，常常是好不容易凿开一段，一夜之间就被塌下的泥土覆盖了。
这可急坏了施工大臣，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决定放弃明渠凿进法，转而采用凿井开渠：即在一定距离的两头先掘竖井，到达要求地层后，再相向凿进，使其成为地下隧道，彼此相连，既避免了土方倾覆，也节省、减少了土方开凿量。
此法经试验成功，在全线使用，基本上解决了渠岸塌方的难题。
但由于竖井工作面较小，井又极深（有近四十丈）其掘进亦为缓慢，从施工开始到工程完成，前后用了近十年的工夫。
而且渠道通水后，渠内黄土塌陷现象仍无法根本解决，其功效远不及设计时所预想能达到的程度。
但在开凿过程中无意挖出大量古生物化石，人们称之为“龙骨”，并作为祥瑞之物报告了武帝，武帝很高兴，这个几乎彻底失败的渠道终于有了个名称“龙首渠”。
龙骨是龙首渠开凿的“副产品”，而真正有意义的副产品却是“井渠法”。
虽然龙首渠几乎以失败告终，但它在工程中采取的隧洞竖井施工法却成为技术成果得以保留，直到现今仍被改造使用。
而庄熊罴的大胆构想后来亦被证明是可行的，北周、唐代都曾先后在此继续开渠，并取得一定成效。
今陕西关中洛惠渠的前身，可以说，正是这个具有传奇性的“龙首渠”。
三、六辅渠
武帝时期对于关中水利的建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又不单表现在众多新渠的开凿上，同时，该时期对既有水利工程的维护及完善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像六辅渠的开凿，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关中最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做功能性补充。
郑国渠是秦统一前在关中修建的最大水利灌溉工程。
秦王政十年（前２３７）
，不思进取的韩王听信谗言，竟指望秦国通过大规模国内工程而损耗其实力，从而无力再对外扩张，因而把韩国最优秀的水利工程家郑国送入秦国，并要他劝说秦王修筑一条规模空前的大型灌溉工程。
秦王不知其计，很赏识郑国，于是不久即破土动工。
不料在工程进行中，韩王的阴谋被秦发现了，秦王遂下令逮捕了郑国。
郑国早以置生死于度外，他承认当初确实受计于韩王来执行疲秦之计，但作为一个水利工程专家，他主持修造的这一工程完全是科学合理的，一旦成功，对秦国的农业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秦王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赦免了他，并命他继续领导这项工程。
最后这项巨大水利工程终于竣工了，正如郑国所言，它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它的投资，它使关中四万多顷土地受到充足的灌溉，同时兼有改良盐碱、施肥的功能，大大提高了土地质量，促进了农业发展，秦的国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增加了。
人们为纪念郑国，便命名其渠为“郑国渠”。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郑国渠在设计及功效上亦有不足之处。
郑国渠在武帝时期仍是关中最重要的灌溉枢纽，为充分发挥其作用，武帝多次派人对其考察、维护。
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左内史倪宽在对郑国渠全面勘察之后向武帝提出部分改造建议，“奏请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之地”。
这里所说的六辅渠指的是六条人工灌渠，以其数为总称，又名“六渠”或“辅渠”。
它是在郑国渠故渠旁地势较高的地方再进一步开凿分渠，使更多农田得以灌溉。
一般认为新建六渠位于郑国渠上游南岸，引郑国渠水从上游流出，主要灌溉下游高地。
最近有学者指出，如果这六渠确为郑国支渠，且支渠坡降比干渠缓，这样虽可以灌溉下游高地，但势必因渗漏过量，水速过慢而引发大规模土地次生盐碱化，但史籍对此并无记载。
因此，有人提出六辅渠虽在整体上属郑国渠系统，但其水源可能不是来自郑国干渠，而是来自郑国渠北的冶峪、清峪、浊峪等河流。
这样一来，六辅渠的位置也就不可能在郑国渠南，而应在郑国渠北。
并认为古代冶峪一带的水利工程，可能是六辅渠的延续。
历史的沦桑巨变，使六辅渠这一重要关中水利工程显得扑朔迷离。
其位置、水源仍是讨论的疑难，但武帝留在《汉书·沟洫志》中的一段议论也许对我们了解六辅渠的功能及武帝对水利的态度更有帮助：“农，天下之本也。
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
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
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
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
四、白渠
在对郑国渠进行扩大、补充的同时，另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也在酝酿之中。
郑国渠沟通泾水、沮水、洛水，其位置稍偏北，在其南部尚有大片农垦地带介于郑国渠与渭水之间得不到充足的水源灌溉。
由于其地域狭长，如果凿南北向的新渠，则至少要新开好几条才能满足需要，而且郑国渠与渭水之间地形差异较大，施工也不便。
更重要的是，到武帝时期郑国渠水量大为减少，河道淤塞严重，已不可能再提供充足水源。
直到太始二年（前９５）
，也就是六辅开凿后的第十六年，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关中干旱问题，新渠的开凿不得不再次提上日程。
此时西汉政府正采取全面收缩政策，以缓解日益窘迫的政府财政。
由于负担沉重，天祸人灾，全国流民不断，怨声载道；武帝对连年征发大批民工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亦有所顾虑。
而这一年的全国性旱灾却为新渠开凿计划的付诸实践，提供了再充分不过的理由。
当时赵中大夫白公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向武帝提出建议，力陈新渠开凿之必要与可能带来的极大农业效益。
武帝终于同意了这项提案，酝酿已久的新渠终于可以动工了。
新渠“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灌田四千五百余顷”。
即流经现陕西省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等县。
与郑国渠相仿，新渠的渠口选在今泾阳县泾惠渠渠口之下（南），郑国渠仍维持石川河以西旧道，新渠则在郑国渠以南，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长安北部灌区。
由于新渠的建议人白公的贡献，人们习惯上称此渠为“白公渠”，亦称“白渠”。
由于郑国、白公二渠是整个灌区的两条干渠，且功效相当，亦同称“郑白渠”。
事实证明，白渠的开凿基本上是成功的。
白渠两岸农田在白渠充足水源的灌溉下，基本摆脱了干旱的困扰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受益民众为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编唱了一首民歌，后被收入《汉书》，作为对白渠功效的充分肯定：
田于何所？
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
举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纵观关中水利工程，能得到这样的全面肯定，白渠、郑国渠是唯一的合璧之作。
东汉班固在其《西都赋》中也以“郑白之沃，衣食之原”来歌颂二渠之功，可见白渠的地位，事实上与郑国渠基本上并驾齐驱了。
武帝经营关中水利几十年，白渠是最为成功的农业水利工程建设。
白渠在汉以后经历代王朝修缮，其主体工程保留时间很长，在唐朝又下分三支渠，即太白渠、中白渠、南白渠，三渠合称“三白渠”。
到唐永徽年间（６５０—６５５）
，三白渠的流域面积仍达一万多顷。
但后来因沿渠修造碾，水流迟缓，泥沙多淤，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开始不断减少。
到宋元时期，白渠渐湮塞，只在上游保留部分干渠。
元明清三代仍存，但已不通泾水了。
五、成国渠与灵轵渠
成国渠和灵轵渠是武帝时期修建的关中六渠中规模较小的两条。
这两条灌渠都是引渭工程。
其影响较郑白渠、漕渠要小一些，主要用以长安以西的灌溉系统。
成国渠源起今陕西眉县东北的渭水北岸，引渭水东流经今扶风南，又经武功、兴平、咸阳北，至灞、渭汇合处注入渭水。
东汉末年，因董卓以此输粟又称“董卓运河”。
三国时曹魏攻蜀，魏尚书左仆射卫臻征集民工又自陈仓（今宝鸡市东）引水东流，和武帝旧渠合为一水，后总称亦为成国渠。
由于泥沙淤塞，新成国渠到北魏时已名存实亡。
西魏大统十三年（５４８）漆河之上又建六门堰以截水势，成国渠更加败落。
直到唐代，成国渠才渐恢复。
咸通十三年（８７２），除原引渭水、
水之外，又汇集韦川、莫谷、香谷等小河流，主要用以灌溉武功、兴平、咸阳一带农田，其面积达二万余顷，俗号“渭白渠”，与沟通泾水的白渠相提并论，可见其功效确已发挥至极。
宋以后，成国渠再度衰落，水源减少，渠道淤塞，加之气候干燥，几近干涸。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眉县杜家村西南１５００米处的东门渡、祁家河、河池、白家下村、马道，孙家之南及扶风境内的牛蹄、下宋、西渠以及武功县南６５００米处今惠高干渠附近，发现大批古渠遗址，这些可能就是成国渠的陈迹。
由于史籍记叙不详，至今我们仍无法考证出成国渠的兴建过程及年代。
但从后世王朝对其重视程度来看，成国渠对于长安西部农业经济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汉书·地理志》
县条中记成国渠东北至上林苑入蒙龙渠。
因此有人推测其与上林水系关系密切，进而推测昆明池的衰败与成国渠的废弃可能有某种联系。
灵轵渠情况与成国渠相似。
其位置大约在今陕西周至县东部。
《汉书·地理志》周至县条下载：“灵轵渠、武帝穿也”。
除此再无他述。
后人认为其渠首应起周至县东，灵轵塬南，其水东北流入渭水，主要用以灌溉今周至到户县一带的农田。
但也有人认为该渠应该位于渭水以北，其主要依据为《水经注》渭水条的一段记载：“县苑有蒙龙塬，上承渭水于县，东经武功县，为成林塬，东往县苑，亦曰灵轵塬”。
与成国渠有所不同，直到宋时，灵轵渠仍有灌溉之利，只不过其改建很多，与原渠已有很大区别。
武帝时期“关中六渠”的开凿，是关中农业、水利发展史上的大事。
其对于整个关中的农业繁荣、经济发展都有战略性意义。
同时，对缓和汉都长安因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生活资料供求矛盾，巩固汉京师经济自给基础亦作出重要贡献。
就当时全国范围而言，“关中六渠”也是武帝时期农业水利建设全盘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并起到了示范榜样的作用，成为武帝时期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标志。
而西汉的强盛，正是建立在这种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空前发展。
武帝及其时代的辉煌，正是西汉农业辉煌在政治上的反映，正是农耕文化繁荣发达的全面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