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国之乱后的诸侯王态势
在经历了西汉前期六七十年的政治风雨后,武帝时期正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如果说匈奴边患是西汉王朝急需缓解的外部威胁,那么自汉初以来一直存在的“王国问题”就是这一阶段最为棘手的内部危机。
像所有帝国时代的王朝一样,如何处理好分权与集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西汉王朝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武帝的先辈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各种集权活动,无论成功与否都给他留下了足够的经验与教训。
西汉王朝王国问题爆发的最高潮,无疑是在景帝执政期间。
在经过长期的权衡与踌躇后,中央政府小心翼翼地推出了“削藩”的政策,当时的御史大夫晁错是这项政策最有力的推动者。
一直暧昧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终于可以撕破面纱,赤裸裸地切齿相对。
在一场轮盘赌博般的战争中,晁错无疑是最大的输家。
景帝为延缓矛盾,竟然使这位忠诚不贰的大臣最终丢掉了性命。
以吴王为首的七国势力也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运气和实力,不到三个月,便土崩瓦解,一败涂地。
景帝在惊出一身冷汗之后也是见好就收,没能一鼓作气取得全胜。
也许是历史故意安排他必须在史书中留下优柔寡断的面孔,以衬托后继者的坚毅与果敢。
通过七国之乱,西汉中央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终于看清了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决不是温情脉脉的眉目传情,而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因此中央政府借战争胜利之机优化削藩政策环境,趁诸侯王势力大减之际,制定一系列政令,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打击地方分封势力。
其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继续推行贾谊“众建诸侯以弱其势”的政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借梁孝王去世的机会,“分梁为五国,立孝王子五人皆为王”一事。
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因至亲故,地位特殊,景帝甚至表示要传位于他,窦太后对这个小儿子也特别疼爱。
吴楚七国之乱,梁国首当其冲,而在平叛战争中,梁的战绩又十分突出,“所杀虏与汉中分”。
这样一来,孝王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其“出称警,入言跸,儗于天子”,“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甚至“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
景帝对这位小弟弟虽很气恼,但碍于母亲的呵护,也无可奈何。
这次总算天赐良机,使景帝终于解决了梁国这个大老难问题。
此外,景帝在七国之乱后,徙汝南王非为江都王,据吴国故地;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据赵国故地,以及封皇子端为胶西王,封皇子寄为胶东王等一系列“以亲易疏”的做法,亦明显具有对吴楚赵等叛国故地进行再瓜分,以削弱诸侯力量之意图。
(二)削夺各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压缩其政府机构“景(帝)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如此一来,诸侯王原本依照汉朝廷所设置的官制基本上被削夺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此诸侯王的用人之权被大大限制了,他们公然招募私党、图谋不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
尽管景帝时期做了一系列工作,来削弱诸侯王势力,而且确实也收到了积极的成效,但诸侯王的力量毕竟还没有被削弱到极点,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仍能兴风作浪。
特别是他们享有的封国,规模仍然偏大,一旦羽翼丰满,很容易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
武帝即位后的前十多年中,光是为兴儒与窦太后的斗争就反复了多年,之后又忙于准备向匈奴动武,加之黄河决口,陈皇后后宫巫蛊事件,使武帝及其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不可能有机会在削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然而诸侯王的事儿,终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当元朔之初,汉廷内外诸事基本理出一个头绪之后,武帝开始着手最终解决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诸侯王问题。
而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位晁错式的人物——主父偃登台亮相了。
武帝同他一拍即合,从而在汉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印迹。
二、主父偃的推恩建议
武帝即位初年,朝中大臣鉴于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纷纷为晁错当年被杀鸣冤叫屈,同时对于当前某些王国连城数十,近乎尾大不掉之势,力主继续推行削藩政策,并多次上奏揭发诸侯王僭越仪制、营私结党的恶行。
而另一方面,诸侯王则认为自己是皇室骨肉,其在外屏卫汉廷是历代先皇的遗训,也是大汉立国之本,而朝中诸臣别有用心,企图借削藩之名而为个人谋求名声与地位。
为此建元三年(前138)中山王刘胜利用到长安朝拜的机会,率先向武帝进言。
武帝亦颇动骨肉之情,遂暂时否决了有关官员要求削藩的建议。
但是面对权力争夺的攸关之计,武帝还是有自己的打算。
对于至亲诸侯,他并不希望通过铁与血来给予最后的解决,但如果有人对他的权力有什么奢望,或对他的绝对权威有所疑问的话,他是不会顾及太多亲情的。
河间王刘德通明经术,尤喜好收集遗书佚册,有很大的影响,天下英杰俊儒多往赴河间,这就引起了武帝的猜忌。
据说,有一次刘德入京朝驾,两人谈论治国之道时,武帝对他所讲的商汤、周文王以小国而取天下的事情弗然不悦,尖利地挖苦说:“汤王以七十里取天下,文王以百里取天下,你河间王也可以努力争取么!”刘德吓得魂飞天外,再不敢多言,谢罪而退。
归国后,纵酒玩乐,不再谈论国事,以求个人苟安。
正值武帝在这种两难处境之中摇摆不定的时候,主父偃为他提出了一个比较温和但却切中要害的新措施。
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自幼学习“长短纵横”之术,后又博览群书,尤好《易》《春秋》及百家之言。
早年打算在齐地谋求政治上发展,但却没得到当权者的赏识,而其他正统儒士也排挤他。
由于没办法在齐地混下去了,只好周游北方各地,但怎奈时运不济,总是怀才不遇。
元光元年(前134),他抱着一丝侥幸来到关中,投奔大将军卫青门下。
卫青倒是来者不拒,谈论之间,卫青觉得此人还有些见地,就向武帝推荐了他。
但一连说了几次,武帝也没理会。
主父偃钱也快花完了,经济上很窘迫,卫青门下的诸宾客也都瞧不起他。
万般无奈,他决定孤注一掷,直接上疏武帝。
没想到奏疏早上送进宫中,到傍晚武帝就下诏召见他。
在碰壁几十年后,主父偃的机运终于来了。
这一次上疏也正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时机。
武帝这次召见的共三人,除主父偃外,另外两个是徐乐与严安,他们都是因“上书言世务”而被召见的。
一进宫廷,武帝远远地就说道:“公皆安在?
何相见之晚也!”三人当即被拜为郎中,而主父偃不久通过上疏言事,一年之内,四次升迁,官至中大夫。
主父偃一朝得志,深得武帝器重,这与他个人丰富的社会阅历及其工于心计,尤擅长剖析利害关系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他很会把握武帝的心意,总是能找到最恰当的时机为武帝出谋划策,因此其进言每每被完全采纳,成功率极高,升官晋爵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事了。
对于诸侯王国问题,长期的漂泊流亡生活使主父偃具有深刻的体会,对于各地区下层的实际情况也比一般朝臣更多一些感性认识,少空谈而务实际,他所提出的策略与方法深受武帝青睐。
元朔二年(前127)正月前夕,他首次提出了他的“推恩建议”,内容如下:
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强弱形势容易控制。
而今诸侯有的连城数十座,地方达到千里,政令松缓他们骄奢容易行为淫乱,政令严急阻碍他们势力发展就联合起来对抗朝廷。
如果以法制力量割削他们,则叛逆便会发生,前朝的晁错就是典型实例。
现今诸侯的儿子多达十余个,但只有长子才能继承侯位,其余子弟虽为骨肉至亲,却没有尺土的继承权,这样仁孝的大道理不能得到贯彻。
希望皇帝陛下颁布诏令允许诸侯推恩泽分封所有的子弟,给子弟土地立为诸侯。
他们人人高兴得到了所想得到的东西,皇上实施了德政,实际是分割了诸侯的国家,他们必然逐渐自行削弱。
据说这个方案是贪财的主父偃私受王国子弟贿赂而想出的一箭双雕之策,既讨好了诸侯王子弟,又为皇上去了心病。
武帝倒顾不着那么多,他认为此策甚妙,马上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尽快颁行天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
“推恩”的实质在于“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这就把困扰历代皇帝的分封问题抛给了诸侯王们,在中央政府不动声色的注视下,诸侯王国自行分化殆尽,化整为零,削藩裂地思想终于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
在推恩的过程中,朝廷所要付出的不再是一块块实际的土地,而是一个个的封号。
王国愈封愈小,势力越来越弱,便无力量与中央相抗衡。
简直就是割自己的肉来为武帝赚名声,实在居心险恶!
三、诸侯王问题的最后解决
实际上“推恩分子弟”早在景帝时期就有了最初的实行样板,但当时主要在于一次性分大王国为若干小王国,至于侯国亦一般不予过分要求。
武帝元光末年,也实验性地于各地试行裂地之法。
如元光五年(前130)封河间献王子明为兹侯,元光六年(前129)封长沙王四子分别为安城思侯、宜春侯、句容哀侯、容陵侯等。
这些试探性的进一步分封实际上仍是为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而做的有益尝试。
主父偃的建议正是这种试验成果的总结。
这表明,汉王朝对于诸侯王问题的认识已趋成熟,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的时机终于来了。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正月,武帝借梁王、城阳王愿以邑地分弟子之际,正式颁诏:“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
又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推恩之潮,由此而兴,不久全国一片沸腾,侯国纷纷建立。
武帝时期大规模实行推恩封侯,主要集中于元朔年间,“推恩”进程迅猛而集中,有时甚至一天之内竟有二十四人同时受封。
侯国的大量繁衍,“支庶毕侯”局面形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廷对侯国直接定制封号,从而使新封侯国逐步脱离诸侯王国,而别属汉郡。
其结果则是诸侯王国土崩瓦解,而由汉王朝直接控制的郡县则不断扩大。
到武帝后期,汉王朝直辖的郡已达八十个以上,这与汉初中央控制的十五郡相比,显然已有根本不同。
昔日诸侯王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盛况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推恩令”作为武帝时期集削藩之大成者,无疑是一劳永逸的措施。
对于公然反抗“推恩令”、图谋不轨的诸侯王,武帝早已准备好了武力重拳,待机而发,一击置之于死地。
淮南王刘安对于“推恩令”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他是高祖之孙,刘长之子,比武帝还长一辈。
刘安有二子,太子刘迁,庶子刘不害。
刘迁是法定的王国继承人,而刘不害与其子刘建却得不到尺寸之封地,心中十分不满。
刘安不推恩自然有他保存实力的打算。
早在七国之乱时,刘安就欲发兵响应,只是由于操作失误才侥汉“中国大宁”鎏金神兽铜镜 湖南长沙出土幸未能卷入。
景帝死后,他以武帝长辈自居,以好读书、善鼓琴、礼贤下士来收拢人心,求取名声,广致四方豪杰宾客几千人,并积极著书立说,编成《淮南鸿烈》
一书,大谈道家神仙、修身养性之术,这与尊儒的武帝大有唱“对台戏”之嫌。
起初,对于这位博学善文的堂叔,武帝非常谨慎。
朝见宴会,恩礼有加;凡发往淮南诏令赐书,多由司马相如过目审读后再发以免出纰漏。
而刘安一直有夺位之心,加之宾客妄言吹捧,便暗地修治战具,联络四方,并派女儿刘陵入长安,争取汉宫内应,日夜与其谋士加紧策划、布置。
刘安的同胞兄弟衡山王刘赐也与刘安串通,企图借支持刘安夺取皇位来为自己谋求江淮一带的分裂割据。
他们甚至都刻制了登基用的天子玉玺和文武百官的印绶。
但这次叛乱还来不及发动就被人向武帝做了告发,而告发人正是刘安的孙子,因为刘安拒绝推恩而怀恨在心的刘建。
元狩元年(前122),淮南、衡山二王谋反活动彻底暴露,武帝下其事于群臣,大臣们一致认为谋反者应该伏法。
结果,二王畏罪自杀,二国被除,封土改郡,收归朝廷。
当时卷入叛乱阴谋被株连者达数万人。
第二年江都王刘建亦被卷入,同样遭到灭顶之灾。
经历过这一场空前株连大狱,诸侯有谋逆迹象的全部被肃清了。
在审查淮南、衡山二王谋反案之后,武帝颁布了“阿党”、“左官”、“附益”之法,用以限制和打击王国势力。
在“左官”三法的限制下,诸侯王国的经济势力越来越弱了,人才资源趋向枯竭,诸侯王国对中央的威胁彻底解除了。
对于众多侯国在汉朝境内的星罗棋布,汉王朝亦没有等闲视之,采取了进一步削弱的措施。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发生叛乱,卜式上疏武帝,愿父子从军,效死疆场,全国几百列侯却无一人要求从军。
武帝下诏表扬,号召天下向他学习,这里面已经含有相当的不满之意。
同年九月,武帝在进行年度祭祀时,以列侯助祭之“酎金”重量及成色不足不好为借口,一次被夺爵的人有一百零六名,收其封国归于汉郡。
另外,列侯因犯罪或无嗣而除国的也很多。
侯国越来越少,到武帝太初年间,刘邦当年所封一百余名列侯已寥寥无几。
这样一来,延续近一个世纪的诸侯王问题,到武帝时期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