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和”“战”篇(1)
蒋介石在临潼被扣送回西安之后，被安置住在新城院内的黄楼。黄楼始建于1927年，后曾予以扩建。该楼以外墙颜色为黄色而得名。1929年10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就在新城黄楼处理政务。1932年2月，蒋介石决定改潼关行营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由潼关行营主任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绥署办公地址也设于新城内。1933年5月，邵力子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将陕西省政府办公地址迁至新城以西的西华门。新城遂成为西安绥靖公署的专用办公地址。
新城黄楼中间为会议厅，东西为厢房。蒋介石的卧室在黄楼东厢房。押送蒋介石到西安的孙铭九回忆说：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回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蒋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教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0页。
此后，看守蒋介石的任务由第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担任。
这天上午，被扣押在西安新城杨虎城卫队队长室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前往新城黄楼看望了蒋介石。邵力子回忆说：“12日上午10时许，张(学良)到卫士队长室来看我。慰问数语后，即说明是对蒋‘兵谏’，他同杨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国。现蒋已到新城大楼，一定要促他反省，保证他安全。我说：‘动机在救国，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吗？’张说：‘目前最重要的在劝蒋接受抗日要求，我们是仍愿接受蒋领导的。但蒋现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请你去劝劝他。’我同意了，即同张去大楼。我单独见蒋，但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未退出。蒋问我从何处来，我以实相告。蒋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即把对张所说的两点告我：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我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因问蒋可否考虑如前两次自动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出。蒋说：‘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能坚劝蒋善保身体，即时进餐，并加衣防止受寒而出。”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91、275、91页。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邵力子来后，他将自己和张学良的谈话内容简约地告诉了邵力子，“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文梅)营长转张(学良)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②。
12月13日，张学良在和杨虎城商议后，决定要蒋介石移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高桂滋公馆位于金家巷北侧，与张学良公馆仅一墙之隔。这座公馆始建于1933年，竣工于1935年底。包括主楼和三座四合院，占地约1？3万平方米。主楼下有地下室，东为会客厅，西为餐厅，后面为一排卧室，颇为豪华别致。张学良让邵力子劝蒋介石移居于此。邵力子回忆说：“13日上午11时，张(学良)又来，要我劝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因高宅在张寓金家巷内，便于张随时见蒋，又有御寒设备，草地宽旷，卫生条件好。我去见蒋说了，蒋又严词拒绝，说：‘我决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③。
邵力子劝蒋介石没有奏效。张学良又命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劝蒋介石移居。据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的前后几件事》中所述：“当时刘多荃向蒋说：‘委员长身体怎样？张副司令、杨主任都时时关心。知道委员长休息不好，因为新城是个兵营，一天吹号、上操，很不安静。张副司令、杨主任觉得委员长住个安静地方好。高桂滋的公馆，地址幽静，设备比这里好，今晚想请委员长到那里住……’刘的话还没说完，蒋就大声地‘哎呀’起来，他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接着，大家劝了一阵，蒋介石还是不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1页。
孙铭九回忆说：“12月13日晚间11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服，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0―201、279、280页。
12月14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抵西安。端纳是前一天奉宋美龄之命由南京飞抵洛阳的。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5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在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②。
当天晚上，蒋介石由新城黄楼迁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主楼，端纳与其同住。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分析了张学良为何要他迁居的原因，他写道：“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③。
蒋介石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而张学良之所以要蒋介石由新城黄楼移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也必然与12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复电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份电报中除了告知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了关于兵力部署与调动的建议。电报还向张学良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第150页。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建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后来的事态发展就证实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担心并不是多余：负责在新城黄楼看守蒋介石的宋文梅，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就脱离了第十七路军。据王菊人回忆文章，见《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5页。
当然，张学良要蒋介石移居，必然要取得杨虎城的同意。据张学良回忆说，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张学良遗稿》，第112页。
张学良的回忆是在自身尚未获“自由”的情况下写成的，其中不免有违心之言，但对杨虎城当时心态的记述，却是有着一定道理的。在张学良提出蒋介石由新城黄楼移出，自然不会受到杨虎城的阻拦。
在14日下午见到端纳之前，蒋介石还和杨虎城进行了交谈。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只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9、282页。
端纳的到来，使蒋介石对南京方面在事变发生后的反应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移居于高桂滋公馆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向蒋介石阐述了八项救国主张。
12月15日，和端纳一起来西安的黄仁霖前来高桂滋公馆，拜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遂“即作一函”给宋美龄。据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信的内容是：“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② 蒋介石将这封信交给黄仁霖，让他转交宋美龄。
就在这天下午，端纳由西安飞抵洛阳，并随即打长途电话给宋美龄，汇报了西安的情况。南京方面始知蒋介石“并未受到苛刻待遇”，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仍然作出决议，“讨伐”西安，并推定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16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返西安，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要蒋介石阻止何应钦进攻西安的意见。
新城黄楼中间为会议厅，东西为厢房。蒋介石的卧室在黄楼东厢房。押送蒋介石到西安的孙铭九回忆说：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回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蒋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教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0页。
此后，看守蒋介石的任务由第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担任。
这天上午，被扣押在西安新城杨虎城卫队队长室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前往新城黄楼看望了蒋介石。邵力子回忆说：“12日上午10时许，张(学良)到卫士队长室来看我。慰问数语后，即说明是对蒋‘兵谏’，他同杨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国。现蒋已到新城大楼，一定要促他反省，保证他安全。我说：‘动机在救国，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吗？’张说：‘目前最重要的在劝蒋接受抗日要求，我们是仍愿接受蒋领导的。但蒋现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请你去劝劝他。’我同意了，即同张去大楼。我单独见蒋，但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未退出。蒋问我从何处来，我以实相告。蒋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即把对张所说的两点告我：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我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因问蒋可否考虑如前两次自动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出。蒋说：‘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能坚劝蒋善保身体，即时进餐，并加衣防止受寒而出。”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91、275、91页。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邵力子来后，他将自己和张学良的谈话内容简约地告诉了邵力子，“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文梅)营长转张(学良)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②。
12月13日，张学良在和杨虎城商议后，决定要蒋介石移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高桂滋公馆位于金家巷北侧，与张学良公馆仅一墙之隔。这座公馆始建于1933年，竣工于1935年底。包括主楼和三座四合院，占地约1？3万平方米。主楼下有地下室，东为会客厅，西为餐厅，后面为一排卧室，颇为豪华别致。张学良让邵力子劝蒋介石移居于此。邵力子回忆说：“13日上午11时，张(学良)又来，要我劝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因高宅在张寓金家巷内，便于张随时见蒋，又有御寒设备，草地宽旷，卫生条件好。我去见蒋说了，蒋又严词拒绝，说：‘我决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③。
邵力子劝蒋介石没有奏效。张学良又命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劝蒋介石移居。据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的前后几件事》中所述：“当时刘多荃向蒋说：‘委员长身体怎样？张副司令、杨主任都时时关心。知道委员长休息不好，因为新城是个兵营，一天吹号、上操，很不安静。张副司令、杨主任觉得委员长住个安静地方好。高桂滋的公馆，地址幽静，设备比这里好，今晚想请委员长到那里住……’刘的话还没说完，蒋就大声地‘哎呀’起来，他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接着，大家劝了一阵，蒋介石还是不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1页。
孙铭九回忆说：“12月13日晚间11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服，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0―201、279、280页。
12月14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抵西安。端纳是前一天奉宋美龄之命由南京飞抵洛阳的。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5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在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②。
当天晚上，蒋介石由新城黄楼迁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主楼，端纳与其同住。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分析了张学良为何要他迁居的原因，他写道：“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③。
蒋介石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而张学良之所以要蒋介石由新城黄楼移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也必然与12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复电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份电报中除了告知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了关于兵力部署与调动的建议。电报还向张学良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第150页。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建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后来的事态发展就证实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担心并不是多余：负责在新城黄楼看守蒋介石的宋文梅，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就脱离了第十七路军。据王菊人回忆文章，见《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5页。
当然，张学良要蒋介石移居，必然要取得杨虎城的同意。据张学良回忆说，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张学良遗稿》，第112页。
张学良的回忆是在自身尚未获“自由”的情况下写成的，其中不免有违心之言，但对杨虎城当时心态的记述，却是有着一定道理的。在张学良提出蒋介石由新城黄楼移出，自然不会受到杨虎城的阻拦。
在14日下午见到端纳之前，蒋介石还和杨虎城进行了交谈。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只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9、282页。
端纳的到来，使蒋介石对南京方面在事变发生后的反应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移居于高桂滋公馆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向蒋介石阐述了八项救国主张。
12月15日，和端纳一起来西安的黄仁霖前来高桂滋公馆，拜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遂“即作一函”给宋美龄。据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信的内容是：“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② 蒋介石将这封信交给黄仁霖，让他转交宋美龄。
就在这天下午，端纳由西安飞抵洛阳，并随即打长途电话给宋美龄，汇报了西安的情况。南京方面始知蒋介石“并未受到苛刻待遇”，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仍然作出决议，“讨伐”西安，并推定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16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返西安，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要蒋介石阻止何应钦进攻西安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