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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诗第六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纳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大意”

  这是《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第一篇。诗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刘勰将它列为文体论之首。篇中对诗的定义、作用、发展历史、写作要求等问题,都做了简要的论述。作者通过品评历代诗人及其作品、分析各种诗体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即诗歌创作要注意思想的雅正及顺美匡恶的讽谏作用;作品要质朴、深峻,避免浮浅、纤巧;诗人要本着各自的情性和才能创作,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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