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上海，是为了上学。离家最近的，是瑞金二路一小，就在明德邨的斜对面，也就是一百米的距离。学校条件相当好，但我无缘入读。倒是我弟弟小南，后来我儿子万方，都在那里读了几年小学。我是插班生，瑞金二路一小的五年级没有名额。有名额的泰康路小学，条件要相对差一点，距离也要稍微远一点。

泰康路小学是二部制。所有的学生只在校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在校外组织学习小组自学。母亲带我去学校报名。五年级的班主任许瑞芬老师，把我们带到办公室。见我刚从乡下来，年龄又小，就当场出了几道造句和简单的算术题。我默默地一挥而就。她满意地点了点头。我通过了资格考试。

第一天上课，我坐得笔挺，双手背在后面，聚精会神地听讲。乡下人的“戆大”样，引来一些上海小朋友的嗤笑。好在我只有一只耳朵，听课都来不及，顾不上再接收其它噪音，所以表现得沉稳而大度，平添了三分老师对我的好感。

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鹤立鸡群。原因之一，我在乡下籍并班上课的机会，已经学了六年级一学期的课程。原因之二，得益于二部制安排，使我半天在学校听老师讲课，半天在小组自学时给其他小朋友讲课。

因为我们家相对宽敞些，有一个小花园，所以有一个温课小组安排在我们家，我就是当然的组长。我要求大家像上课那样坐好，前面挂一块小黑板，自说自话当起了小老师。开始下面嘻嘻哈哈，很快大家就集中注意了，因为我不是鹦鹉学舌，而是用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语言，讲出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算术作业，把演算的每一步，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大家跟着我走一遍，作业完成了，课文理解了，皆大欢喜，收获多多。

收获最多的，其实是我自己。原来不甚明白的，在讲课的过程中，往往就把自己讲明白了；原来就明白的，则把自己讲得更明白了。但从此我也落下一个毛病，就是好为人师。好为人师，大概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这说不上是缺点，但要看机会、场合和对象，否则就会讨人嫌。

那时候，我不讨人嫌，甚至还得到班主任的赏识。一学期后，升六年级了，我被老师钦定为中队学习委员。一道杠换成了二道杠，升官了。

原来的学习委员被罢官了，我动了他的奶酪，他就同我杠上了，还恶作剧地把黄砂往我脖子里灌。受人欺负，我说不出半句恶言。倒不是我涵养多好，而是因为我嘴笨，上海话说不利索。看在老师眼里，好印象又平添了十分。

学校经常开家长会，那是我母亲最开心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对我一片赞扬，在其他家长面前，母亲非常有面子。当年她的那种开心，我自己后来也体会过一次。万方在美国门罗学院毕业时，是佩黄丝带的荣誉学生，老师在推荐信上说：“万方是这样一种学生，他使你的教书生涯变得真正有意义了。”读到这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慰贴。

是啊，有子如此，有孙如此。我母亲在电话那头，提起这些往事，依然开心得笑声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