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那样一番激动，在心里惊呼：我终於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PETER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PETER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PETER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觉得朱PETER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妖言惑众。像他这样的人，反右的时候肯定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肯定被揪出来批斗，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肯定被当成一个污染源清除。他到今天还逍遥法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可以在屋顶上大喊“我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象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那你就是铁了心要叛国了。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呆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你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学校作过统计，截止去年，有90%自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有55%公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

根据小道消息，女出国者的背叛之风比男出国者更浓，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更容易找个老美结婚，一步到位地把身份搞定。据说中国男人找美国女人呢，就受到些生理上的限制，差不多就是牙签跟竹筒的关系。哪个牙签愿意掉到一个空广的竹筒里去受那个屈辱？但中国女人找美国男人呢，那就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比喻，但据说美国男人最欣赏那些在中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年纪一把，相貌不咋，知识渊博，谈吐潇洒。

杨红开始还不信，后来院里一位 三十有五的老姑娘公派出了一趟国，就套牢一个老美，先回中国，再以美国公民未婚妻的身份去了美国，一个老姑娘把些个小姑娘气得！

大家忿忿地说，这种人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运气这个东西，一旦来了，门板 都挡不住的。对有运气的人，大家羡慕一通，充其量也就心里咒她日后离婚，或者被卖进窑子里去。但有些人，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卑劣的手段，那大家就要公开地痛骂一下了，不骂不足以平民愤。

化学系有个老师是探亲出国的，去了一段时间就向学校打报告，说她怀孕了，要生第二胎。学校当然不能说同意，就回了信，劝其不要生。杨红听说这事后，还跟周宁在家里议论，说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你要生就生呗，还打个什么报告？有点无事生非的意思，明知你这样问，学校是不会同意的。 不过事实证明那个老师打这个报告是英明的，或者用学校的话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她后来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就有一封信可以证明她不能回中国，她回中国会受到惩罚甚至迫害。那个代表学校回信的人好像也倒了酶，被撤了职，因为他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发炮弹。

大家听说这事后，没有一个不说那个老师卑鄙无耻的。大家一致认为象这样投机取巧、背叛祖国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行的人说，刚开始时，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的，据说是100%地批准，现在这种申请多了去了，美国也搞不清究竟谁回国是真的有危险，谁是假的有危险，只有定个名额，每年不超过20%。所以大家预计化学系那个老师最终是哭哭啼啼地回国来。

但后来听说那个老师居然就成了那20%里的一个，她申请成功了，虽然还没拿到绿卡，但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卡，总之是可以呆在美国了。於是又有很多人私下羡慕她，说她这可是一生两得，不仅比咱们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为她赚了绿卡，不如给这个小孩起名叫“绿卡”吧。有人就说，听说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公民呢，应该叫“公民”了。周宁听了， 还呵呵笑着说：“说不定是个‘母民’。”

周宁的妈妈倒是有让杨红在外面生几个小孩的意思。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连证都还没签到，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 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跟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早上起来，也不用洗脸，大大小小一排都蹲在马路边拉尿拉屎。拉完了，再对彼此堆出的形状、大小、气味什么的，互相评论一番，常常为意见相左打得不亦乐乎。拉在路边的屎是不用扫的，等会车来人往的，压的压了，踩的踩了，很快就没有了。

早饭吃了，小孩子便作鸟兽散，婆婆自己也锁了门，上别人家打麻将去了。中午记得，就回来做一顿饭，不记得就莫怪婆婆记性不好。晚上这一顿是一定要做的，有没有菜无所谓，小孩子都已经饿得发麻，风卷残云般地吃了，婆婆便用一盆热水，把所有的小孩都洗了，大家上床睡觉。

杨红一直很钦佩婆婆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盆水，洗到后来，连盆底都盖不住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但婆婆一定要呵斥着，把每一个都拧过来洗过才让睡觉。杨红一想到自己的小孩要加入这个队伍，就不由自主地打寒战。

杨红不好针砭婆婆带小孩的方式，说了周宁也不会为她翻译，还不如不说，就一笑了之。她再怎么能耐，在婆婆眼里，也只是个生小孩的机器。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 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TRACY，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TRACY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TRACY 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PETER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还是朱PETER的话帮了她很大忙，杨红觉得对朱PETER的印象和感觉都好多了。她觉得朱PETER应该在洛杉矶什么地方，因为他对洛杉矶机场好像很熟悉。会不会是跟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机场的清洁工？听说文科博士在美国潦倒得当清洁工的大有人在。

这样一想，杨红对那些推着清洁车的男人就有点注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