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在做这种思考的时候，都是理智占上风的时候，自己的感情已经是排到了最末位，或者更在末位以外。但理智能压倒感情，并不等於理智也能扼杀感情。一旦感情占了上风，马上又克制不住地想见陈大龄，或者听听他的声音。有好几次拨通了电话，一听见陈大龄那边“喂”一声，又不知为什么，赶快就挂上了。

开学后，杨红教的是走读部二年级。开始还以为系里看重自己，一上去就教二年级，去了以后才知道，走读部收的都是不到分数线但有后台的头头脑脑的小孩，成绩不好，还特别挑剔。杨红才上了一次课，就被学生联名写了一封信告到系里，要求把她换了，说她太年轻，没经验，我们的钱不是白交的。

系主任就把杨红叫到他办公室，很严肃地说：“这是你的头三脚，一定要踢好。你假期中可能没有好好备课。别人反映你跟数学系一个老师关系暧昧，有没有这事啊？”

杨红的第一感觉，这是周宁在搞鬼，知道她最怕组织了，就把组织搬出来吓唬她。但她又想，这些天，周宁跟她寸步不离，应该没有机会找系里，而且他那种爱面子的人，恐怕还是趋向于自己拿刀解决问题。到底是谁这样恨她，恨到要置她于不名誉的地步呢？
“我跟人无冤无仇，不知道谁会这样乱讲。”

“别人向系里反映，是为你好，不忍心看一个有前途的青年毁在作风问题上。” 系主任说，“我们有组织原则，不会告诉你是谁反映了情况。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民教师，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为人师表。你现在因为第三者插足，跟周宁闹矛盾，这事要是让学生知道，影响很坏。”
 
杨红只觉头皮一炸，一个“第三者插足”，把她轰得目瞪口呆。惴惴不安地说： “根本不是什么第三者---， 是我跟周宁感情不和---”。

系主任打断她的话：“不要拿感情不合做借口。当初你申请结婚时，我们就警告过你，说周宁跟你不合适的，他成绩太差，我们不会让他留在系里的。那时你不是很坚决，为了感情连留校都差不多放弃了的吗？现在说跟周宁感情不合，怎么样讲都是没道理的，才两个多月，感情就没了？这是典型的第三者插足。听说还是副教授，这样的人留在讲台上，对学生起什么影响？杨红啊，你年轻，不懂事，他这种伪君子，就专门找你这种人下手。”

系主任看杨红眼泪汪汪，好像急于辩白什么，又接着说：“杨红啊，你留系，我是冒着风险为你说话的，我相信，你是共产党员，业务水平高，为人正派，是一棵可以造就的好苗子。现在你弄成这样，叫我在大家面前怎么交代？我们准备联系一下数学系，让他们那边调查一下，作出严肃处理。”

杨红听到这最后一句，已经吓傻了，慌忙说：“请你们千万不要联系数学系，这事跟陈老师没关系的，都怪我经常去找他，给他惹了这些麻烦。我保证把这事处理好。”

杨红从系里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跟陈大龄打个电话，警告他一下，但这一次，不知道该警告他防范谁。手持菜刀的周宁好防范，这个空泛的“系里”，“院里”， “别人”，是防不胜防的。杨红知道如果把这事告诉陈大龄，他肯定要把一切揽到他头上，结果是把两人都陪了进去。如果不啃声，再也不去找他了，这些闲话就不攻自破了，反正自己也是决心对他放开手了的。

晚上，杨红到楼下食堂的热水房打水的时候，看见陈大龄正端着个碗，站在食堂门外。看见她，就笑吟吟地走上来，跟她打招呼，又象以前那样，帮她装满一桶热水，问她：“今天上课了？还顺利吧？”

杨红惊恐地四处张望，唯恐有认识的人看见她跟陈大龄在一起，怎么看都觉得不知什么地方就藏着几个周宁的心腹在暗中监视，又或者是系里派来监视她的，反正人人可疑。“让我自己来吧。”杨红说着，就去抓桶，又责怪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知道你都是这时候来提水---”

杨红见有人正朝这边走来，小声说：“别到这里来了，别人看见就麻烦了。”

“五区那边没食堂，我不能过来吃饭么？你这么害怕，是不是周宁威胁你什么了？”

杨红低声说：“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么，那次没事都闹成那样，要是知道我跟你在一起，那还不闹翻天？”

陈大龄爱怜地看了她一会，说：“你自己提，就不能装这么多了，让我给你倒掉一些。免得洒出来烫到脚。”他慢慢往外倒水，叹口气，“这种事情，光害怕是没有用的。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可以求助法律的。你害怕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放心你还跟他呆在一起---”

“你别担心，他不会伤害我的，我是怕他---”

“伤害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的，你不用为我担心的。”陈大龄又叹口气，“就是怕你这样高风亮节，为了保护我就舍了自己。周宁也算把你摸透了，知道你们这些共产党员，不怕死，但为了救群众，是会自我牺牲的。”

杨红撅起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陈大龄帮她提起桶，走到她楼下：“你不能一辈子生活在害怕之中，谁威胁你，你就怕谁，那只能是助长他们的暴虐。你这点又不象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是敢於跟困难作斗争的---”

杨红看见楼下的小龚也提着桶走过来，赶紧从陈大龄手里接过桶，说：“我上去了，你保重。”说完，就匆匆忙忙上楼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杨红为了挽回学生的心，每天花很多时间仔细备课、做实验。这样的忙乱也帮了她一个忙，胡思乱想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有一天她听到校广播电台说九月十号教师节那天学校要为讲师团将士饯行，心里突然一紧，知道陈大龄马上就要下乡去了，好像陈大龄此一去就不会回来了一样，想都没想，就骑车到滨湖路上的一个电话服务点给陈大龄打电话。

拨通了电话，杨红又有点希望陈大龄不在家，也许那样更好，能跟他说什么呢？听到他的声音，自己所有的决心都会灰飞烟灭。但事与愿违的是，她听到了电话线那端那个她想听又怕听到的声音：“喂？”

杨红又呆在那里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陈大龄轻声问：“是杨红吧？你怎么样？没事吧？”

这句平平常常的问候却让杨红喉头发紧，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我挺好的，你呢？” 就说不下去了。

陈大龄那边听出了她的哽咽，急切地问：“你没事吧？有事一定要告诉我，周宁没把你怎么样吧？”陈大龄等了一会，听不见杨红的回答，又问，“杨红，你还在听吗？不要挂断，你这些天没消息，我一直都不放心---”

杨红听见他温柔的声音，关切的话语，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抽泣起来。

陈大龄听见了，焦急地说：“杨红，你在哪里？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滨湖路上？不要离开，就等在那里，我马上过来。”

杨红听见这话，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马上挂了电话，逃一般地离开了电话服务点，连钱都忘了付。

教师节前一天，系里给杨红一封学校的邀请信，让她代表系里参加学校为讲师团组织的饯行，说必须参加，在进门处要登记的，不能缺勤。别的老师告诉她，这是为明年选派讲师团做准备，被邀请的人都是明年应该去的人，像你这样没下过乡的，肯定要去。杨红本来是想躲避一切能碰见陈大龄的机会的，但系里说了，又觉得从道义上得到了一个借口，就理直气壮地去了。

地点是学校的工会大礼堂，杨红去的时候，发现在进门处真的有人叫她在一个本子上登记，还发给她一张进餐券和一张舞会入场券。杨红进了礼堂，就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四处张望，想看看陈大龄在哪里。

礼堂里有很多人，各个系都有代表上去表演。一直到陈大龄上台去演奏小提琴时，杨红才看见他。他拉的是<<梁祝>>里面化蝶那一段，杨红听着听着，就黯然想到，难怪有人愿意一起化了蝶，飞离人世。死了，就没有伦理道德责任义务这些约束了。可是自己好像连死的权力都没有， 死了，周宁怎么办？父母怎么办？而且，拉着陈大龄一起去死，不是害了他吗？

陈大龄拉完了一曲，下面鼓起掌来，要求再拉一曲。陈大龄就说下面我拉一首自己写的曲子，叫<<海的女儿>>，副标题是“不能言说的爱”，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点感受，也希望其它人永远不需要体会这样一种爱。这番话说了，礼堂里变得鸦雀无声，不知道是大家都体会过这种爱，还是这番话本身就有震摄人心的力量。

陈大龄演奏的时候，杨红就象每晚从录音机里听这个曲子一样，觉得自己又轻轻地飞起来了，飞出自家的窗口，飞过月光如水的校园，飞到陈大龄的家，轻轻地落在他的窗台上。不过这一次，陈大龄没有在床上，她知道他飞去了她的家。他们两在路上错过了。。。

进餐的时候，杨红看见陈大龄就在她旁边的一桌，陈大龄也看见了她，走上来跟她打招呼，问她拿到舞会入场券没有。听说她拿到了，就嘱咐说：“待会吃完饭别走了，在舞场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杨红乖乖地点点头，心里却一直在猜测陈大龄要跟说什么。不过，不管他说什么，她都愿意照办，如果他要她跟周宁离婚或者要她跟他私奔，她也在所不辞。她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帮她作决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决定，以后都会后悔。她也知道自己的这种思想，近乎于推卸责任，但有时候，一个决定太重大，以至於当事人宁可借助他人甚至非理性的力量来做这个决定，因为决定带来的痛苦已是难以承受，如果再加上对自己错误决定的悔恨，就必然要被压垮了。杨红甚至想过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但抽来抽去，每次都觉得应该再抽一次。

饯行宴的菜很丰盛，但杨红没有心思吃饭，只不时地看陈大龄，每次都会跟陈大龄的眼光碰上，好在大家都忙着吃菜闹酒，没有人注意到。她见他那桌的人不停地敬他酒，就很担心，怕他喝醉了。吃到一半，杨红觉得陈大龄已经有点喝多了，虽然他只是两颊上染上了一层桃红，但杨红知道，喝酒不上脸的人更容易醉。再坐一会，杨红实在按捺不住了，就走到他那桌，说：“陈老师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了吧。”

众人见一员女将横刀破阵，都来了兴趣，吆吆喝喝地说要敬陈老师的女朋友一杯，杨红也不申辩，随便他们怎么想，能在别人误会中做一回陈大龄的女朋友也是一种幸福。 一桌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上来敬酒。陈大龄急得直拉杨红的手，杨红对他笑笑，说： “你别担心，我先天性不醉酒。”就毫不客气地一一饮干了，饮一杯，就看陈大龄一眼，见他担心地望着她，就对他笑一笑，无声地说一句“我不会醉的”，心里却想一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