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朱Peter以前，杨红根本不知道这个F-word 是什么意思。她不知道英语里面的 “4-letter-word”， 她也不用中文里的脏字。她是老师，讲究个为人师表。更何况无论什么骂人的话，都是跟性和生殖器有关的，脏就一个字。

周宁倒是有点喜欢带个脏字，不过只限於他家乡话中那个用来指代男性生殖器的单音节的名词。在周宁家乡，这个字已经超越了骂人的境界，基本上是用作一个助词，用来加强语气，有时能化平淡为神奇，话就说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比如男人们讲狠的时候，就喜欢扯着嗓子：“我怕个X！那个X人，我一抬X脚，就可以把他踢个半X死。” 对手是X人，自己的脚是X脚。你从他不分敌我，一律以X称之这一点，就知道X并不是骂人的话。

所以周宁使用这个字的频率就很高。遇到麻烦的事，他必然会嘀咕一句：“真是麻 X烦。” 评价一个他瞧不起的人，也必然不屑地称之为“那个X人”。遇到心情奇糟的时候，更是但凡遇到动词加名词的结构，就在中间夹一个X字。“受X罪”，“造 X孽”，如此这般，不胜枚举。

结婚前，杨红没怎么注意到他这个习惯，一来因为周宁正在热恋之中，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值也比较高，身不由己的就想把自己造就成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二来因为还没领结婚证，怎么样都觉得象是没转正的学徒工一样，总想在老板面前留下个兢兢业业的印象，脑子里那根弦就绷得比较紧，嘴上也就多个岗哨。那时不要说是指代那个部位的字，就连与那个部位相邻地区的词都从他口中消失了。明明是肚子疼，说出来就成了“胃疼”。

其实那时即便偶而疏忽，用了那个字，杨红也不会注意，因为杨红自己也处在热恋之中，脑子也是晕晕乎乎的，而且杨红跟周宁的老家隔山隔水，两个人的家乡话完全象两种不同的语言一样，指代那个部位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名词。周宁的那个X字，对杨红的来说完全是个生词，恐怕查字典都查不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没那个释义。

结婚后，周宁就有点大意了。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把这个字在他家乡话中的字义告诉杨红。杨红知道了这个字的含义，听周宁左一个X，右一个X的，就觉得很刺耳。为此，两口子经常发生口角。有时是因为周宁说顺了口，对杨红那边的亲戚也用上了这个字。“你哥那个细X --”，虽然他的原意是“你哥哥的那个小孩”，但在杨红听来就象是在恶意地评价她哥哥身体的某一部分。

后来经周宁赌咒发誓地解释，尤其是到他老家去过了几次，亲耳听到那里的人讲话，才知道周宁说的基本属实。

杨红虽然听不懂周宁家乡的方言，但那个字还是听得出来的。周宁一回老家就变得满口家乡话，只对杨红才说H市话。杨红就觉得很孤独，听周宁的父母讲话比听英语还难。听个托福英语磁带，她还能懂个百分之五十，听公婆说话，杨红只能偶而捕捉到几个X字，这是她唯一能懂的词汇，听懂一个就很有成就感。好在那个地方的人用这个字的频率高，扬红凑凑合合可以听懂个百分之十左右。

周宁在那个镇上颇有名气，虽然镇上也不乏出了大学生的家庭，但娶了博士做老婆的，他还是头一个。而且老婆还是党委书记，小镇的人不管你是院党委书记，还是校党委的书记，是正书记，还是副书记，一律称之为“大学的书记”。

每次一听说周家的老二带老婆回家探亲来了，镇上相干不相干的人就会跑来坐一阵，闲聊聊，看看城里媳妇的模样。如果是暑假高考之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提着礼物，来求大学的书记把自家的子女招到H大去。

周宁一般还是很考虑杨红的难处的，能拒绝的就拒绝了。不过有时来求他的是自家的亲戚，或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被人灌几杯汾酒或者竟是茅台，就一口应承下来。趁着酒兴，就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应承告诉杨红，弄得杨红十分为难。开后门招这个学生吧，又违背政策，整起风来，吃不了兜着走。而且自己权力有限，不象镇上人想的那样，既然是大学的书记，在自己的大学还不是一手遮天？想招谁就招谁，你说不行，肯定是嫌礼物送得太少，或者是交情不够。

所以搞到最后，杨红就怕跟周宁回老家，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周宁说她是厌恶他的家乡，嫌他是乡下人，在他的亲戚朋友面前摆架子，存心让他丢脸。杨红说他一回老家就是烟酒牌，还拉扯来一大堆人情后门，害她违法乱纪。起先两个人都怕家人知道，所以就折衷，哪个的老家都不去，就呆在H市。

吵到后来，就有点顾不上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 有一次，周宁竟然丢下怀孕的杨红一个人跑回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