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三）柴玲和刘晓波

平等性

当时学生们所得到的支持现在很难想象。北京的老百姓几乎全都站在学生这一边，出钱出力，举力支持。民主女神像是个热点，每天都有好几批来送菜送饭，送汤送水的。他们还带来自家的碗筷，我们几个纠察就帮着给学生们送过去。结果好多同学吃完了一抹嘴，碗都不还，还得我们一个个去收，说良心话我当时是真有些看不惯。

市民们来捐钱捐物的也不少。我们自己没有募捐箱，一般都带他们去纪念碑的高自联财务部，他们有比较完善的募捐流程和记录。六月二号的时候，有一个老外，非想要进到民主女神像的场子里面，我们几个和他沟通，怎么也讲不清楚。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英语有多差，除了会说No，No，No，啥词也嘣不出来。听他一个劲的讲 Are you a police? Are you a police? 也反应不过来。后来想想，我们纠察干的可不就是police的活吗？这老外脾气不错，虽然最后也没让他进去，临走却给了我五百美元。我知道他是要募捐，本来想给他指路，可是我那时的英语词库里还没有donation 和 Finance Department这样的词，一想到还要翻译更难的，诸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之类的，头就大了。干脆接了钱，自己跑一趟吧。

说实在话，那五百美金是我自出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一笔钱，我把钱攥得紧紧的，一路小跑去了高自联财务部。我记得财务部在纪念碑第三层的东南角，小小的一个角落，用脚手架围了起来。我上去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三个同学，其中有一个长得还挺不错的。把钱交了出去，登了记，正准备回去，那个漂亮的女同学问我愿不愿意帮她们作纠察，说她们的纠察回家了，晚上才会回来。我想做就做吧，反正到哪里不是干活？我回去交代了一下，就去财务部当差了。

我当时想的是，财务部是个重要部门，不能出错，也就多用了点心。但凡有人来办事，我都让他们站在外面，不准进去，为此还和人吵了好几次。过了不多时，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瘦瘦小小的女孩子凑过来，她也不说干什么，就是在入口磨磨蹭蹭的。我烦不过，挡着不让她进去。又过了一会儿，那个漂亮的女同学看到她了，出来要拉她进去，又给我挡住了。漂亮女同学这才告诉我，门口这位就是她们财务部的部长，叫柴玲。柴部长后来褒贬不一，不过当时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学生，很不起眼。不过人倒是和善，还说我挺负责的。我那时候狂得很，又是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也不是很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学生部长还算拎得清。

又过了几个小时，到了下午，纪念碑附近的人围得越来越多，人手不够，又把我抽调过去维持秩序。听别的同学讲，好像是什么四君子要绝食，搞得很多人来围观，这其中就有我曾经见过的刘晓波和侯德健。这个事就比较辛苦了，我们几个纠察要合力挡着人群，还要大声叫喊，劝说下面乌泱泱的人群不要冲到纪念碑的上层来。当时来围观的人绝大多数比我岁数大，甚至还有一些老人也夹在其中。冲着这样的人大喊大叫，很不习惯，隐隐又有些骄傲，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感觉。这个可能就是所谓权力的腐蚀了。

天安门广场四君子（左起）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

撑了好一会，人都快虚脱了。偏偏这个时候我又流起了鼻血，止都止不住。旁边的同学见了，赶紧把我送到医务处。医务处就设在广场上的一辆大客车里面，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医生，很和蔼，帮我处理了一下，上了点药，要我多休息。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看不流血了，趁她不注意，转头又回了纪念碑，好在那个时候人慢慢少了。天色黑了以后，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就回到了民主女神像，跟哥几个打了个招呼，随便钻了一个帐篷就呼呼大睡了。等到一觉醒来，已经是六月三号的中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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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六月三号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