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9 ・ 11” 事件 11 周年之际，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在班加西的反美抗议中遇袭身亡。闻之，世界舆论出现不同反应：有的震惊，有的幸灾乐祸 ……

有一点必须毫不含煳：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袭击，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发生在哪个国家，针对哪个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国际社会理应强烈谴责这种针对外交人员的严重暴力行为。除此之外，围绕美国大使之死，人们的立场和看法多种多样。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会这样 ? 接下来会怎样 ?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 顿在事件发生当天的讲话中说： “ 今天许多美国人都在问，实际上我也问我自己，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 这怎么会发生在一个我们帮助解放的国家 ? 发生在一个我们帮助免于被摧毁的城市 ?”

但希拉里 ・克林 顿接下来的两句话泄露了天机， “ 我曾派史蒂文斯同利比亚反对派保持联系 ”“ 世界需要更多的史蒂文斯 ” 。

前一句反映了美国插手中东，推动 “ 阿拉伯之春 ” 的政策和行动 ; 后一句反映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干预别国事务的战略和雄心。” --- 摘自网络。

希拉里的疑问在于：为什么美国帮人家，人家却不买账？已故美国顶级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在阐述中美关系的权威著作《美国与中国》(1979年第四版）中的一段文字已经间接地给出了答案：

“在不平等条约的那一百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存心想赚钱，但也想做好事，力求拿走一些东西，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我们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并且在那些行为不如我们善良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我们确实有点义形于色。。。。。。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感受却不同于美国人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同中国的接触带有猎奇的性质，非常令人振奋，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收益的。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可以避开它。另一方面，中国却认为这种接触是强加于它的。这是一种外来的侵略，令人感到屈辱，并且带有破坏作用，最后造成了灾难。在 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西方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危害，往往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怕、可恶和不样的，正如 4O 年代极权主义的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一样。中国人在他们彬彬有礼的外表背后，并不完全像我们那样热心增进中美友谊。

由于过去中美关系的复杂情况，今天的中国人，会把我们认为主要属于慈善性质的事业，强调是美帝国主义行径，把我们认为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强调为剥削；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也都有案可稽。但是，一个讲良心的观察者，甚至一个不讲良心的现实主义者，并不能满足于只听一面之词。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在我们继续塑造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想法总会偏袒自己这一方面。即使我们在道义上感到内心有愧，而理所当然地谴责自己已往的罪过时，我们还是会护短的。我的意思是说，申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坏影响，仍然可能是一项非常符合美国精神的行动；例如，我们很可能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夸大了美国影响中国的程度。。。。。。。。我们就必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极愿由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那种情况。”

费正清的这席话基于他对中国的多年研究，但在某种意义上，有何尝不对处理其他意识形态不同的双边关系有启发？伊斯兰教属于亚伯拉罕传统，和犹太教、基督教一样，都是相当排他的一神论教，对异教徒都不能容忍，这和佛教等东方宗教有鲜明不同：不从道者，都不能得解脱，有可能永远坠入地狱不得超脱。但伊斯兰教突出的特点是存在对外攻击性：伊斯兰教倡导的“圣战” (Jihad) 被称为第五功，任何信徒都要从；虽然圣战并不被所有人认同为必习的第五功。圣战也有小大、内外的内涵区分；小的圣战可在任何人内部展开，是内部的信智、道德、信仰斗争，譬如驱除邪念；大的圣战则对外：对不信道者展开。从古兰经文本看，广泛的大圣战是绝对存在的：要为主道而战，并且有非常具体的敌人 ---- 不信道者，且对不信道者的圣战手段可以是暴力甚至致命。这些经文为激进恐怖主义和原教主义直接提供了理论和信仰依据。

也许，美国是真心想通过帮助伊斯兰国家来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即使在同一意识形态中，过于强加给别人往往适得其反，更何况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从二极化向多元化发展。过于插手他国事务，过于处处彰显美国利益，这种所谓的帮助自然不被感激。一部电影只是个导火索罢了。

谨以此文悼念所有在暴力袭击中陨逝的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