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划时代巨作杰作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
背景与后台
东方红三字据说为鲁迅先生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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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导演总指挥总筹划:周总理
“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为《东方红》;……《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
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为了工作方便,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国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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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巨作杰作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
背景与后台
东方红三字据说为鲁迅先生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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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导演总指挥总筹划:周总理
“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为《东方红》;……《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
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为了工作方便,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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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陈亚丁(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许平、李伟、时乐蒙、胡国光6人。“总指挥部”下设各分级机构,各司其责。 <br /><br /><br />为了充分确保报告中的各条款均能得以贯彻落实,周恩来还事无巨细地审批了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的下列原则内容: (1)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编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用京剧现代戏代替; (2)参演队伍主要以部队各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为主,政府所属文艺单位的地方演出团体为辅(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都参加),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 (3)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6人名单附后; (4)这一工作另行成立组织,不要影响文化部和各协会领导人员的整风; (5)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须送彭真、陈毅、定一、康生同志四人最后审定。 至此,大歌舞《东方红》的筹备、创作及排练准备工作,正式全面拉开帷幕…… <br /><br /><br />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1964年10月,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诞生出一部影响国内外、尽人皆知、意义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br /><br /><br />《东方红》通过音乐、舞蹈、歌曲、诗词、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高度概括地展现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它的出现,既是历史的一次凝练总结,也是文化艺术的一次辉煌检阅。整台演出由首都及全国3700多名部队和地方专业、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阵容强大,制作严谨认真,音乐、舞蹈、歌曲及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达到同时代最高的艺术境界,正式公开演出之后,立即造成空前巨大的轰动效应,引起群众的极大凡响。后来,在同一世纪的1995年,该剧被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授予“二十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 <br /><br /><br />在举国上下欢庆建国15周年之时,首都北京的文艺舞台上所隆重推出的文艺盛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即刻受到当时前来中国参加国庆庆典和观礼的国际友人和广大观众的一致盛赞。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创作成功,绝不是偶然得来的,周恩来早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公开说道:“《东方红》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br /><br /><br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从1964年7月中旬开始创意筹备,军队系统各抽调文工团即刻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地按照“一级战斗任务”进行突击赶排。 8月5日,周恩来审看初排场景后,提示和叮嘱大家,一定要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形式和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 8月12日,该项节目的创作与排练活动全面展开,北京、上海各路人马齐集首都,解放军和政府部门各方面的艺术人才和业余文艺骨干也加盟其中,全体演员在最短时间内报到后,集中和分头开始夜以继日地紧张排练;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在1964年国庆前的第9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会议,然后,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东方红》的排练上。 <br /><br /><br />从9月中旬至下旬,他曾经多次审查排演的节目和朗诵词,排除排练过程中存在和出现的新问题,还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就各个情节和细节进行仔细研究,亲自斟酌,反复推敲,并将由他亲自审改后的方案和朗诵词,在交给周扬、周巍峙、陈亚丁等人手里时,郑重其事地说道:“《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9月25日,进行整体节目的全面审查; <br /><br /><br />10月2日,正式在人民大会堂首场公演。 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总体筹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台美术设计、演员合演等一系列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这一文艺作品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世界奇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文艺创作一盘棋的成功范例。 然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来所言,是结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首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br /><br /><br />排演《东方红》这样的大歌舞,其难度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当时,文艺战线与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依然处在调整的主线和阶级斗争的副线相互交织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8月15日,文化部党组织根据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评,整理出《检查工作简报》,周恩来在过目之后,除了也在文件上作以批示之外,对自己亲自主抓的《东方红》一事,更加慎重,同时,也坚定了排演成功的决心。在排练现场,他坚决不同意有表现“南昌起义”的演出场面,而是要求一定要重点地突出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秋收起义”,但对于此处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性,最后方才勉强同意解说的朗诵词上加上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后面伴随着述说“秋收起义”的朗诵,拉开了表现该剧情的舞蹈场景。 <br /><br /><br />长期对文艺进行基层调查、并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目前的文艺界尽管出现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但并没有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严重,更没有都已经“烂掉”,本着“宁可少些好些”的原则,所以,他力图以《东方红》的如期推出和演出成功,用事实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周恩来也时刻提防特殊人物江青的无理纠缠和多方干扰,把江青曾打入“另册”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和文艺界知名演员,重新公开地请到舞台上来;对于演出的整体质量,他再三强调交代“总指挥部”,要从部队文工团、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等文艺团体抽调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诗词,要谱写出最好的曲调,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或朗诵;此外,在歌曲挑选上,周恩来同意启用一些早已经在民间流传、在大众中传唱的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曲目,针对江青否定的由贺绿汀作词谱曲的《游击队之歌》和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尽管创作者当时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而“靠边站”,但是,由他们在那个非凡年代里充满革命激情所创作、且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引起强烈共鸣的时代最强音,真实地、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既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艺精品。故此,面对江青的淫威,周恩来把手一挥,果断而坚定地说:“这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用。”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几经反复的回合,《东方红》在排除江青的种种刁难和许多并非艺术本身所带来的难题,终于按照周恩来用心良苦的总体构思、全程策划和具体指导,“要迎着困难上,不要怕一波三折”,正像篇名所言,《东方红》一剧,犹如东方红日,黎明晨曦中,终于在云蒸霞蔚中,喷薄而出,放射出万道金色的霞光。 <br /><br /><br />《东方红》成功了,参加演出的所有演职员们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情,泛起了虽苦犹甜的由衷感受,联想3年前那台最初形成的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自然会让参与者形成对比,感触良久,感想颇深。 <br /><br /><br />1960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随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出访朝鲜。 出访期间,朝方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在一个大机库里,盛情招待中国外交军事最高长官,并演出了一场大型歌舞剧《三千里江山》。整台大歌舞由朝鲜战争年代的歌曲和舞蹈加工而成。全体专业演员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将士共计3000多人,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令酷爱文艺、在军中享有“能歌善舞文司令”之美誉的刘亚楼,情不自禁,喜上眉梢。 <br /><br /><br />刘亚楼在归国途中,路过沈阳,又观看了沈阳军区招待他的一场文艺晚会,侧耳聆听着晚会上演唱的4首革命历史歌曲。不知道是观看当中触发了他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追怀,还是让他在感觉上与朝鲜的大歌舞相互串联在一块,刘亚楼不禁若有所思,浮想联翩,是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20多年,在此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在长期的战斗当中,曾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军民喜爱的革命历史斗争歌曲,并且在民间也很流传。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多次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出充满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昂扬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去鼓舞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斗志,去争取和改变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刘亚楼想,用大歌舞的艺术形式正是宣传和落实中央政策以上的最佳诠释。 <br /><br /><br />当年的下半年,刘亚楼在杭州开会的时候,特意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设想,当作布置的一项工作任务,将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这一特殊使命,交给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张团长回到团里,迅速召集会议,提到演唱革命历史歌曲,总团党委负责人员当然清楚事情的背后还有一段这样的插曲,那是在1959年6月1日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当中,开幕式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让全军百名老将军合唱团演唱革命历史歌曲大合唱,一时间,在全国和全军都传为佳话。然而,也就在这次全军文艺汇演上,空军的获奖作品最少。刘亚楼司令因此对空政文工团党委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帅有问题。”这次领命后,总团党委负责人员自然是不感丝毫怠慢,并以总团党委的决定下发红头文件,具体指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来负责,让文工团先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集中力量演唱好革命历史歌曲。全团上下铆足了劲儿,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br /><br /><br />首先,团里制定规划,依据线索,摸清事情的原委,他们得知随罗总长、刘司令同去朝鲜的还有总政歌舞团,就马上派人去“总政”要来当年朝鲜演出的节目单,一看上面写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这样以来,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大家统一思想,下决心创作出一台与之相同的以演唱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大歌舞来。 <br /><br /><br />然后,领导班子成立,编剧组有牛畅、佟承杰、朱正本、张士燮、姚学诚、胡大德、谷娣、孟兆祥等人联合组成。整体演出方案确定后,1960年年底,团里迅速就派出以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奔赴江西等革命老区,系统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 <br /><br /><br />张士燮等一行风尘仆仆先后深入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许多民风淳厚的革命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老红军战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井冈山革命老人赖发秀,也能够十分准确地唱出《送郎当红军》。1961年的2月,张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赶上观看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地区的业余演员所演唱的一首送别红军的歌曲,给张士燮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歌曲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夹杂不少俚语和方言,极富地方特色和区域风情,旋律婉转优美,琅琅上口,容易学唱,歌词充分表达了当年老区人民送别亲人当红军的真挚情怀。在演唱现场,张士燮、朱正本等人有感而发,当即把歌词和曲调的大意抄写下来,并且如获至宝般地连夜整理笔录和曲调,并将之收入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当中,名为赣南民歌——《十送红军》。 <br /><br /><br />作为有功之臣的张士燮等人,除了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之外,他们还把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中空军文工团创作的舞蹈《葵花舞》、成都军区根据油画创作的群舞《飞夺泸定桥》(即《英雄战胜大渡河》)、1961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根据著名军旅雕塑作品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都进行了有机的加工再创作。后来这些歌曲和舞蹈有13处之多,再经过修改、提炼和加工,最后都放进了196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里面。 <br /><br /><br />所以,后来文艺界知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由来的专家们,一致地认为,1961年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建国15周年演出《东方红》的“前创篇”;1984年为建国35周年创作的《中国革命之歌》,可谓是《东方红》的“后续篇”。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为《东方红》的“过渡篇”,四者的题材、体裁和类型同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鉴于时隔20年后出现的《中国革命之歌》是《东方红》整体内容的重叠和演变,故此,称之为《东方红》的“延伸篇”更为恰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与《东方红》三者之间,在四年当中的层层递近,相互关联,名副其实地共同构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高潮迭起、激情交响、遥相呼应的“三部曲”。 <br /><br /><br />当初,演出单位的空政文工团对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个大歌舞的名字,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总感到名字太过于直白,没有文学和艺术化的色彩,在这之前,有关主创人员挖空心思地另给起了一个名字,名叫《狂飙曲》,其中的“狂飙”二字,出自于毛泽东1930年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最后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可是,在报送定夺的时候,当即被刘亚楼以“太抽象”给一言否定了。临近公演之际,主创人员仍不死心,本着为艺术负责的态度,又欲提出大歌舞《光辉的历程》的名字,刘亚楼得知情况后,颇感纳闷,便质问总团党委负责人员:“我让你们唱的是革命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改成大歌舞了?”在此之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曾得知空政在赶排一个由300人组合的大歌舞,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什么大歌舞?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叫他不要搞了!”所以,刘亚楼发火了:“谁叫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同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总团副团长牛畅、董琚、歌舞团团长汪洋面面相觑,沉默寡言。半晌,还是牛畅打破寂静:“王主任,你看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剧,我看不如改个名,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当时,团里四处派人,闻风而动,分头行动,总算将报纸上的海报和已定演出的节目单,全部都给改为统一的名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br /><br /><br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8天,观众达22000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电台还组织歌曲教唱。该剧选取了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46首革命歌曲,并配上舞蹈表演,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描绘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全景图画。 <br /><br /><br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共为9场16景,分为“序幕”、“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长征途经娄山关/途经彝族民区”、“勇夺泸定桥/爬越雪山/三大主力会合”、“过草地”、“胜利到达腊子口/渡黄河北上抗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共产党发动抗日救亡”、“歌颂革命圣地延安”、“欢庆抗日战争胜利/革命队伍成熟壮大”,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始,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整台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如:“国际歌”、“送郎当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忆秦娥)娄山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延安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东方红”等等。主要演员秦万檀、孟兆祥、罗棠因、罗棣因、鲁艺显、宋世珍、苏海玲、辛佩文、王金山、刘治普、张毅、高国栋、李光、陈小曼等演员均来自于空政文工团,独唱秦万檀、马玉涛、潘天惠,解说白景晟。在演出形式的表现处理上,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唱,而是有诗、有舞、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设计上,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舞美技术——翻拍机制作舞台幻灯投影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样板戏”舞台以及众多电影的创作当中。 <br /><br /><br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彭真等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完演出后登上舞台,一反常态地对演员们说道:“什么大歌舞,明明是歌剧嘛!”成绩面前,刘亚楼也自然是感到脸上有光,他笑口常开,高兴地说:“你们改得挺好的,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我们空军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一曲《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热情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为了普及对广大军民的传统宣传和思想教育,让更多的人们看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亲自批示,命令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林彪的这项“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式的指示,却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播一时犯了难,因为当时按配额比例,八一厂每年只有一部进口“伊斯曼”的彩色胶片供应,而当年八一厂的这一彩色胶片,早就配给了李俊导演的重点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片《农奴》。无奈,林彪的批示下来后,只得临时将彩色胶片用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拍摄,而《农奴》则改由黑白胶片代替。 <br /><br /><br />八一厂以拍摄军事题材故事片见长的华纯,他所导演的这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除了保留全剧的歌舞精华,而且还利用电影艺术的视觉效果,把整个演出贯穿的大量音乐舞蹈,以非常简洁、明快、紧凑的镜头和画面,进行洗练的情节处理,以原剧已经设置男主角声情并茂的演唱统领全片,还适当以双胞胎当兵和战地重逢的细节,进行恰当的点缀,从而使全剧更显得生动。更为可喜和勇于探索的是,影片的拍摄跳出有限的舞台,在摄影棚和实景当中进行游刃有余的穿梭、铺延,还适当地穿插了一些大海汪洋、波涛翻卷、云山雾罩、霞光万道等绝佳秀美景色的空镜头,作为背景,以显示出影片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画,这样一来,虚实相互结合,从而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影片于1963年12月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正式公映。 <br /><br /><br />其实,在观看空政集体创作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庆祝,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来鼓舞人民和增强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动机,便提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陈老总力主推荐周恩来到上海观看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以此促成了周恩来下定决心,为组织创作大型歌舞《东方红》,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担任“总策划”、“总指挥”、“总导演”的周恩来,的确为了《东方红》的创作,耗费了他许多心血,这其中,同样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 <br /><br /><br />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从轰轰烈烈的前台背后,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文艺界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的发表,使文化艺术界开展的整风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进行蛮横的批判和无理的责难,无疑对建国后文艺界的人员来说是心存芥蒂。为此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在这样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下,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一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参加到《东方红》当中来,为其艺术生命涂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以红色为主基调的《东方红》,是热情歌颂共产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这无疑是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巨大挑战。 <br /><br /><br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集音、舞、诗、画等多元化文学艺术形式为一体的世纪舞台经典,其创作是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同时,也是对广大文艺队伍的一次重要检阅,演出效果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 在大歌舞筹备创作之初,就调集了全国各文学艺术等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最强大豪华的艺术班底。大歌舞指挥部另下设各专业大组,即:导演组,组长:丁里,《东方红》舞台总导演;文学创作组,组长:魏风;音乐编导组,组长:时乐蒙;舞蹈编导组,组长:查列;舞美设计组,组长:张敦仁;文学创作组成员另有乔羽、徐怀中、张士燮、章明、贺敬之、郭小川、陈光锐等人组成;舞蹈编导组则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刚、金明、李仲林、李群、黄素嘉、孟兆祥等为首的30人,仅空政文工团的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空军司令刘亚楼明确表态:“排《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1964年8月12日,全体演员在北京西苑宾馆报到,随后,全面铺开,分场次、段落几十个团,责任“包干”。北京地区所有文艺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各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作训练用地,以供应演员分场次的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 <br /><br /><br />9月25日,合成排练节目统一审查;凌晨,离当天晚上节目审查只有十几个小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把《东方红》朗诵词逐字逐句精心修订后,东方初露鱼肚白。周恩来提笔在朗诵词空白处批道:“特急,即送周扬同志,请予阅正。如改稿可用,请即转陈亚丁、周巍峙两同志,如无困难,可于今晚照此朗诵……” 9月2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审查,他对文艺界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br /><br /><br />为了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完整地展现这一恢弘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周恩来亲自批准,同意《东方红》作为向国庆15周年庆典的重要节目之一,于国庆节期间,对外公演。 <br /><br /><br />经过国庆活动组委会慎重商定,特别将《东方红》定于10月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公演。因为9月30日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的白天首都天安门有70万人的大游行,晚上天安门广场还有重要的观礼活动。而演出定在素有“万人大礼堂”之称的人民大会堂,也是几经深思熟虑,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广焦距地以最佳效果,来欣赏到这样一部全面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进行气壮山河、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的史诗性巨作。 <br /><br /><br />《东方红》从初创到形成,70多个文艺单位,3700多名专业和业余的演员,前后排练过程,实际上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区区45天,短短的1080个小时,《东方红》不但在艺术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树立起一座形象化的革命丰碑,而且在演出作风上也创造了一次突出的奇迹。这在绝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已经“前创”问世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过渡”成型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作为其坚实厚重的基础。全剧的歌曲和部分舞蹈均取自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个别几首来自《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因此,则直接加快了排练演出的速度和进展。参加演出的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约3700多人的演出队伍,整个演出大大小小、中外形式的服装共有4000多套,有的演员整场要换五六次服装,全部人员都以严肃认真的政治热情,完全军事化管理,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无一点声息,丝毫不见忙乱的迹象。晚会结束5分钟后,外国记者到后台参观时,演出人员已全部离开剧场,这种严谨的舞台作风令外国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br /><br /><br />那时,无论前台或后台、分内或分外、直接或间接,在大歌舞背后辛勤工作、忙碌和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就有近一万人。 1964年10月2日晚,夜幕降临,华灯初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万名中外观众从四面八方,身披节日的盛装,喜气洋洋地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来到被誉为祖国心脏的天安门广场,走进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在这万名观众当中,人们欣喜地发现和看到,红光满面的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盛情陪同特邀前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也信步走进演出剧场。出席晚会的还有工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陆海空三军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港澳同胞、来自各地的观摩人员以及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学生、少先队员及各界著名人士等共一万多人,晚上8时正,演出准时拉开彤红色的大帷幕…… <br /><br /><br />1964年10月2日正式公开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共分为序目“东方红”和8幕,分别定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全部演出由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歌曲“东方红”、“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农友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秋收起义歌”、“双双草鞋送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会师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解放区大生产”、“南泥湾”、“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国际歌”等30多首和20多个舞蹈组成,90%的歌曲都是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拿来统一使用,此外,还新创作了“戴镣铐长街行”、“遵义会议放光芒”、“飞越大渡河”、“情深谊长”、“过雪山草地”、“坐牢算什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赞歌”、“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10首歌曲,其中包括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首,革命歌曲39首,还穿插了18段朗诵,不同的场景表现和变换33处。王昆、寇家伦、邓玉华、贾世骏、郭兰英、胡松华、才旦卓玛等著名演员担任独唱、重唱和领唱,林中华、白慧雯出任全剧朗诵。 <br /><br /><br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全场群情激昂,自始至终地沉浸在特定的演出氛围当中,观众席上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激动的泪水和辛勤的汗水,在每一个演员的脸上纵横流淌着。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后昂首挺胸地健步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祝贺首场演出取得成功。 <br /><br /><br />10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举办国庆晚会的方式,再次上演《东方红》,周恩来特别邀请毛泽东主席前往观看。毛主席在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人的亲自陪同下,与驻京部队官兵的解放军指战员们8000人一道观看。毛主席知道,这台大型音乐歌舞,是周恩来亲自主抓的,虽然全剧以表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为主,有许多地方明显地突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但由于基本上符合历史的事实,再加上又是一部艺术化的作品,因此,毛主席看完之后,表示非常满意,并充分肯定了这部划时代的音乐舞蹈史诗对当代人民群众的形象化的教育作用和由此产生出来的积极影响以及深远的社会意义。还对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的“苦难的年代”中舞蹈场景的公园一角布景,提出加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典型牌子,以更好地突出当时的时代氛围。最后毛主席的意见是:“长了,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将来再说社会主义的事。”演出同样是在热烈轰鸣、持续不断的掌声中欲罢不能。 <br /><br /><br />10月15日晚,周恩来陪同日本芭蕾舞团第三次观看《东方红》。当时,以团长清水正夫和副团长兼主要演员的松山树子率领的日本芭蕾舞团,正在北京进行访华演出,4天前,周恩来礼节性地观看了由他们演出的《祗园祭》,此番他特意想让日本艺术家们了解中国的艺术精品,并通过这一经典艺术形式,向外宾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行程。演出结束后,好奇的日本客人对这部史诗作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意犹未尽,请求到后台去看一看,试图寻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惊奇答案。演职员们夹道欢迎。日本客人对这场大型演出的每一个细节都倍觉新鲜,周恩来便当上了“义务解说员”,对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其中,周恩来所回答的问题,不仅包括主题、内容、场景,而且还包括布景、道具,甚至灯光设置、音响处理、舞台调度等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听得都惊呆了,急忙询问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演职员们,大家兴奋又感到自豪,并异口同声地回答:“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 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顿时明白了,他们俩激动地泪流满面,眼睛里噙着滚烫的泪花,声音哽咽、无比激动地说道: “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好总理!” <br /><br /><br />同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盛赞,认为这是以歌舞艺术反映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一个新范例,纷纷向周恩来等人建议,拍成彩色电影公映。 一曲相思情未了(3) <br /><br /><br />10月16日下午5点,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专门亲自接见了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创作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周总理一一将近300人的主创人员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对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大加赞叹: “总理,你真是好记性啊!”《东方红》成功的喜悦和领袖的褒奖,让全体创作人员欣喜若狂。 <br /><br /><br />也就是在10月16日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只见他走近话筒,激动地说:“在我们中国西部地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协力配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在刚才,我们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一时间,全场顷刻像是炸开了锅,人们欢呼跳跃起来。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好不容易欢呼声才稍微小了一点儿,周恩来笑了笑,以诙谐的语气说:“大家高兴可以,可不要把地板给震塌了呀!”顿了顿,周恩来又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同样是令人震惊的消息:“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了!”全场寂静无声,空气仿佛像是凝结了一般,稍停片刻,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再次响起。 <br /><br /><br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10月2日在北京首次公演以后,连演14场,正式公演前已经预演了8场。当时,场场爆满,观众多达十几万人,所造成的空前盛大的轰动效应,是其他任何一台晚会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进行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也先后发行了《东方红》全剧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中国音乐出版社在1965年迅速出版了《东方红歌曲集》等相关图书;《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北京和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演出台本和全剧剧照,并且以显著标题和大量版面,刊载评价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文章、图片、速写和观感等文字资料。一时间,《东方红》中的每一首歌,都成为人们嘴边上传唱最流行的歌曲;其各开场的朗诵词,都成为许多文艺演出节目中争相朗诵的串联词范本;剧中舞蹈也成了基层文工团和各单位争先仿效、反复排练演出的保留节目;《东方红》中的许多歌曲,都以最流行的歌曲,通过广播、收音机和高音喇叭,时常传出人们所熟悉和亲切的歌声。 <br /><br /><br />后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文艺团体也排演了《东方红》,仍不能满足全国各地观众迫切要求观看的需要。 <br /><br /><br />正是由于《东方红》所造成旋风般的极大声势和空前影响,后来又产生了《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风雷颂》、《翻身农奴向太阳》等大型歌舞节目。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1965年4月至5月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的部分舞蹈节目,以舞台纪录片的样式,拍摄成了两部彩色艺术影片,名为《旭日东升》和《东风万里》。前者包括了“旭日东升”、“洗衣歌”、“欢送会”、“比武”、“舂米舞”、“战三九”、“三千里江山”、“海上子弟兵”、“一网打尽”、“丰收歌”、“怒火在燃烧”等11个在当时流行一时的音乐、歌舞和舞剧节目,都在部队文艺团体风靡一时。1976年,又有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而排练演出类似《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而意外地出现在几乎荒芜10年的中国文艺舞台上。)
《东方红》三部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诞辰的主打节目隆重推出后,便以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气势磅礴的恢弘景观,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歌舞场面,以及洋溢着彤红大色的时代情怀,成为中国文艺巅峰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如今已度过了40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通过岁月的风霜打磨,历经光阴的沙海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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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陈亚丁(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许平、李伟、时乐蒙、胡国光6人。“总指挥部”下设各分级机构,各司其责。 <br /><br /><br />为了充分确保报告中的各条款均能得以贯彻落实,周恩来还事无巨细地审批了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的下列原则内容: (1)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编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用京剧现代戏代替; (2)参演队伍主要以部队各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为主,政府所属文艺单位的地方演出团体为辅(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都参加),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 (3)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6人名单附后; (4)这一工作另行成立组织,不要影响文化部和各协会领导人员的整风; (5)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须送彭真、陈毅、定一、康生同志四人最后审定。 至此,大歌舞《东方红》的筹备、创作及排练准备工作,正式全面拉开帷幕…… <br /><br /><br />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1964年10月,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诞生出一部影响国内外、尽人皆知、意义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br /><br /><br />《东方红》通过音乐、舞蹈、歌曲、诗词、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高度概括地展现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它的出现,既是历史的一次凝练总结,也是文化艺术的一次辉煌检阅。整台演出由首都及全国3700多名部队和地方专业、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阵容强大,制作严谨认真,音乐、舞蹈、歌曲及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达到同时代最高的艺术境界,正式公开演出之后,立即造成空前巨大的轰动效应,引起群众的极大凡响。后来,在同一世纪的1995年,该剧被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授予“二十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 <br /><br /><br />在举国上下欢庆建国15周年之时,首都北京的文艺舞台上所隆重推出的文艺盛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即刻受到当时前来中国参加国庆庆典和观礼的国际友人和广大观众的一致盛赞。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创作成功,绝不是偶然得来的,周恩来早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公开说道:“《东方红》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br /><br /><br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从1964年7月中旬开始创意筹备,军队系统各抽调文工团即刻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地按照“一级战斗任务”进行突击赶排。 8月5日,周恩来审看初排场景后,提示和叮嘱大家,一定要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形式和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 8月12日,该项节目的创作与排练活动全面展开,北京、上海各路人马齐集首都,解放军和政府部门各方面的艺术人才和业余文艺骨干也加盟其中,全体演员在最短时间内报到后,集中和分头开始夜以继日地紧张排练;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在1964年国庆前的第9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会议,然后,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东方红》的排练上。 <br /><br /><br />从9月中旬至下旬,他曾经多次审查排演的节目和朗诵词,排除排练过程中存在和出现的新问题,还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就各个情节和细节进行仔细研究,亲自斟酌,反复推敲,并将由他亲自审改后的方案和朗诵词,在交给周扬、周巍峙、陈亚丁等人手里时,郑重其事地说道:“《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9月25日,进行整体节目的全面审查; <br /><br /><br />10月2日,正式在人民大会堂首场公演。 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总体筹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台美术设计、演员合演等一系列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这一文艺作品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世界奇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文艺创作一盘棋的成功范例。 然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来所言,是结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首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br /><br /><br />排演《东方红》这样的大歌舞,其难度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当时,文艺战线与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依然处在调整的主线和阶级斗争的副线相互交织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8月15日,文化部党组织根据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评,整理出《检查工作简报》,周恩来在过目之后,除了也在文件上作以批示之外,对自己亲自主抓的《东方红》一事,更加慎重,同时,也坚定了排演成功的决心。在排练现场,他坚决不同意有表现“南昌起义”的演出场面,而是要求一定要重点地突出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秋收起义”,但对于此处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性,最后方才勉强同意解说的朗诵词上加上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后面伴随着述说“秋收起义”的朗诵,拉开了表现该剧情的舞蹈场景。 <br /><br /><br />长期对文艺进行基层调查、并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目前的文艺界尽管出现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但并没有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严重,更没有都已经“烂掉”,本着“宁可少些好些”的原则,所以,他力图以《东方红》的如期推出和演出成功,用事实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周恩来也时刻提防特殊人物江青的无理纠缠和多方干扰,把江青曾打入“另册”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和文艺界知名演员,重新公开地请到舞台上来;对于演出的整体质量,他再三强调交代“总指挥部”,要从部队文工团、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等文艺团体抽调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诗词,要谱写出最好的曲调,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或朗诵;此外,在歌曲挑选上,周恩来同意启用一些早已经在民间流传、在大众中传唱的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曲目,针对江青否定的由贺绿汀作词谱曲的《游击队之歌》和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尽管创作者当时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而“靠边站”,但是,由他们在那个非凡年代里充满革命激情所创作、且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引起强烈共鸣的时代最强音,真实地、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既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艺精品。故此,面对江青的淫威,周恩来把手一挥,果断而坚定地说:“这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用。”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几经反复的回合,《东方红》在排除江青的种种刁难和许多并非艺术本身所带来的难题,终于按照周恩来用心良苦的总体构思、全程策划和具体指导,“要迎着困难上,不要怕一波三折”,正像篇名所言,《东方红》一剧,犹如东方红日,黎明晨曦中,终于在云蒸霞蔚中,喷薄而出,放射出万道金色的霞光。 <br /><br /><br />《东方红》成功了,参加演出的所有演职员们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情,泛起了虽苦犹甜的由衷感受,联想3年前那台最初形成的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自然会让参与者形成对比,感触良久,感想颇深。 <br /><br /><br />1960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随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出访朝鲜。 出访期间,朝方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在一个大机库里,盛情招待中国外交军事最高长官,并演出了一场大型歌舞剧《三千里江山》。整台大歌舞由朝鲜战争年代的歌曲和舞蹈加工而成。全体专业演员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将士共计3000多人,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令酷爱文艺、在军中享有“能歌善舞文司令”之美誉的刘亚楼,情不自禁,喜上眉梢。 <br /><br /><br />刘亚楼在归国途中,路过沈阳,又观看了沈阳军区招待他的一场文艺晚会,侧耳聆听着晚会上演唱的4首革命历史歌曲。不知道是观看当中触发了他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追怀,还是让他在感觉上与朝鲜的大歌舞相互串联在一块,刘亚楼不禁若有所思,浮想联翩,是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20多年,在此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在长期的战斗当中,曾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军民喜爱的革命历史斗争歌曲,并且在民间也很流传。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多次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出充满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昂扬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去鼓舞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斗志,去争取和改变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刘亚楼想,用大歌舞的艺术形式正是宣传和落实中央政策以上的最佳诠释。 <br /><br /><br />当年的下半年,刘亚楼在杭州开会的时候,特意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设想,当作布置的一项工作任务,将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这一特殊使命,交给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张团长回到团里,迅速召集会议,提到演唱革命历史歌曲,总团党委负责人员当然清楚事情的背后还有一段这样的插曲,那是在1959年6月1日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当中,开幕式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让全军百名老将军合唱团演唱革命历史歌曲大合唱,一时间,在全国和全军都传为佳话。然而,也就在这次全军文艺汇演上,空军的获奖作品最少。刘亚楼司令因此对空政文工团党委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帅有问题。”这次领命后,总团党委负责人员自然是不感丝毫怠慢,并以总团党委的决定下发红头文件,具体指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来负责,让文工团先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集中力量演唱好革命历史歌曲。全团上下铆足了劲儿,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br /><br /><br />首先,团里制定规划,依据线索,摸清事情的原委,他们得知随罗总长、刘司令同去朝鲜的还有总政歌舞团,就马上派人去“总政”要来当年朝鲜演出的节目单,一看上面写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这样以来,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大家统一思想,下决心创作出一台与之相同的以演唱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大歌舞来。 <br /><br /><br />然后,领导班子成立,编剧组有牛畅、佟承杰、朱正本、张士燮、姚学诚、胡大德、谷娣、孟兆祥等人联合组成。整体演出方案确定后,1960年年底,团里迅速就派出以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奔赴江西等革命老区,系统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 <br /><br /><br />张士燮等一行风尘仆仆先后深入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许多民风淳厚的革命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老红军战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井冈山革命老人赖发秀,也能够十分准确地唱出《送郎当红军》。1961年的2月,张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赶上观看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地区的业余演员所演唱的一首送别红军的歌曲,给张士燮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歌曲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夹杂不少俚语和方言,极富地方特色和区域风情,旋律婉转优美,琅琅上口,容易学唱,歌词充分表达了当年老区人民送别亲人当红军的真挚情怀。在演唱现场,张士燮、朱正本等人有感而发,当即把歌词和曲调的大意抄写下来,并且如获至宝般地连夜整理笔录和曲调,并将之收入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当中,名为赣南民歌——《十送红军》。 <br /><br /><br />作为有功之臣的张士燮等人,除了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之外,他们还把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中空军文工团创作的舞蹈《葵花舞》、成都军区根据油画创作的群舞《飞夺泸定桥》(即《英雄战胜大渡河》)、1961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根据著名军旅雕塑作品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都进行了有机的加工再创作。后来这些歌曲和舞蹈有13处之多,再经过修改、提炼和加工,最后都放进了196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里面。 <br /><br /><br />所以,后来文艺界知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由来的专家们,一致地认为,1961年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建国15周年演出《东方红》的“前创篇”;1984年为建国35周年创作的《中国革命之歌》,可谓是《东方红》的“后续篇”。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为《东方红》的“过渡篇”,四者的题材、体裁和类型同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鉴于时隔20年后出现的《中国革命之歌》是《东方红》整体内容的重叠和演变,故此,称之为《东方红》的“延伸篇”更为恰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与《东方红》三者之间,在四年当中的层层递近,相互关联,名副其实地共同构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高潮迭起、激情交响、遥相呼应的“三部曲”。 <br /><br /><br />当初,演出单位的空政文工团对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个大歌舞的名字,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总感到名字太过于直白,没有文学和艺术化的色彩,在这之前,有关主创人员挖空心思地另给起了一个名字,名叫《狂飙曲》,其中的“狂飙”二字,出自于毛泽东1930年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最后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可是,在报送定夺的时候,当即被刘亚楼以“太抽象”给一言否定了。临近公演之际,主创人员仍不死心,本着为艺术负责的态度,又欲提出大歌舞《光辉的历程》的名字,刘亚楼得知情况后,颇感纳闷,便质问总团党委负责人员:“我让你们唱的是革命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改成大歌舞了?”在此之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曾得知空政在赶排一个由300人组合的大歌舞,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什么大歌舞?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叫他不要搞了!”所以,刘亚楼发火了:“谁叫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同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总团副团长牛畅、董琚、歌舞团团长汪洋面面相觑,沉默寡言。半晌,还是牛畅打破寂静:“王主任,你看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剧,我看不如改个名,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当时,团里四处派人,闻风而动,分头行动,总算将报纸上的海报和已定演出的节目单,全部都给改为统一的名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br /><br /><br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8天,观众达22000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电台还组织歌曲教唱。该剧选取了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46首革命歌曲,并配上舞蹈表演,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描绘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全景图画。 <br /><br /><br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共为9场16景,分为“序幕”、“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长征途经娄山关/途经彝族民区”、“勇夺泸定桥/爬越雪山/三大主力会合”、“过草地”、“胜利到达腊子口/渡黄河北上抗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共产党发动抗日救亡”、“歌颂革命圣地延安”、“欢庆抗日战争胜利/革命队伍成熟壮大”,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始,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整台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如:“国际歌”、“送郎当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忆秦娥)娄山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延安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东方红”等等。主要演员秦万檀、孟兆祥、罗棠因、罗棣因、鲁艺显、宋世珍、苏海玲、辛佩文、王金山、刘治普、张毅、高国栋、李光、陈小曼等演员均来自于空政文工团,独唱秦万檀、马玉涛、潘天惠,解说白景晟。在演出形式的表现处理上,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唱,而是有诗、有舞、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设计上,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舞美技术——翻拍机制作舞台幻灯投影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样板戏”舞台以及众多电影的创作当中。 <br /><br /><br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彭真等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完演出后登上舞台,一反常态地对演员们说道:“什么大歌舞,明明是歌剧嘛!”成绩面前,刘亚楼也自然是感到脸上有光,他笑口常开,高兴地说:“你们改得挺好的,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我们空军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一曲《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热情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为了普及对广大军民的传统宣传和思想教育,让更多的人们看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亲自批示,命令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林彪的这项“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式的指示,却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播一时犯了难,因为当时按配额比例,八一厂每年只有一部进口“伊斯曼”的彩色胶片供应,而当年八一厂的这一彩色胶片,早就配给了李俊导演的重点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片《农奴》。无奈,林彪的批示下来后,只得临时将彩色胶片用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拍摄,而《农奴》则改由黑白胶片代替。 <br /><br /><br />八一厂以拍摄军事题材故事片见长的华纯,他所导演的这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除了保留全剧的歌舞精华,而且还利用电影艺术的视觉效果,把整个演出贯穿的大量音乐舞蹈,以非常简洁、明快、紧凑的镜头和画面,进行洗练的情节处理,以原剧已经设置男主角声情并茂的演唱统领全片,还适当以双胞胎当兵和战地重逢的细节,进行恰当的点缀,从而使全剧更显得生动。更为可喜和勇于探索的是,影片的拍摄跳出有限的舞台,在摄影棚和实景当中进行游刃有余的穿梭、铺延,还适当地穿插了一些大海汪洋、波涛翻卷、云山雾罩、霞光万道等绝佳秀美景色的空镜头,作为背景,以显示出影片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画,这样一来,虚实相互结合,从而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影片于1963年12月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正式公映。 <br /><br /><br />其实,在观看空政集体创作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庆祝,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来鼓舞人民和增强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动机,便提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陈老总力主推荐周恩来到上海观看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以此促成了周恩来下定决心,为组织创作大型歌舞《东方红》,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担任“总策划”、“总指挥”、“总导演”的周恩来,的确为了《东方红》的创作,耗费了他许多心血,这其中,同样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 <br /><br /><br />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从轰轰烈烈的前台背后,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文艺界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的发表,使文化艺术界开展的整风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进行蛮横的批判和无理的责难,无疑对建国后文艺界的人员来说是心存芥蒂。为此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在这样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下,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一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参加到《东方红》当中来,为其艺术生命涂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以红色为主基调的《东方红》,是热情歌颂共产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这无疑是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巨大挑战。 <br /><br /><br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集音、舞、诗、画等多元化文学艺术形式为一体的世纪舞台经典,其创作是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同时,也是对广大文艺队伍的一次重要检阅,演出效果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 在大歌舞筹备创作之初,就调集了全国各文学艺术等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最强大豪华的艺术班底。大歌舞指挥部另下设各专业大组,即:导演组,组长:丁里,《东方红》舞台总导演;文学创作组,组长:魏风;音乐编导组,组长:时乐蒙;舞蹈编导组,组长:查列;舞美设计组,组长:张敦仁;文学创作组成员另有乔羽、徐怀中、张士燮、章明、贺敬之、郭小川、陈光锐等人组成;舞蹈编导组则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刚、金明、李仲林、李群、黄素嘉、孟兆祥等为首的30人,仅空政文工团的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空军司令刘亚楼明确表态:“排《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1964年8月12日,全体演员在北京西苑宾馆报到,随后,全面铺开,分场次、段落几十个团,责任“包干”。北京地区所有文艺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各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作训练用地,以供应演员分场次的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 <br /><br /><br />9月25日,合成排练节目统一审查;凌晨,离当天晚上节目审查只有十几个小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把《东方红》朗诵词逐字逐句精心修订后,东方初露鱼肚白。周恩来提笔在朗诵词空白处批道:“特急,即送周扬同志,请予阅正。如改稿可用,请即转陈亚丁、周巍峙两同志,如无困难,可于今晚照此朗诵……” 9月2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审查,他对文艺界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br /><br /><br />为了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完整地展现这一恢弘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周恩来亲自批准,同意《东方红》作为向国庆15周年庆典的重要节目之一,于国庆节期间,对外公演。 <br /><br /><br />经过国庆活动组委会慎重商定,特别将《东方红》定于10月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公演。因为9月30日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的白天首都天安门有70万人的大游行,晚上天安门广场还有重要的观礼活动。而演出定在素有“万人大礼堂”之称的人民大会堂,也是几经深思熟虑,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广焦距地以最佳效果,来欣赏到这样一部全面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进行气壮山河、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的史诗性巨作。 <br /><br /><br />《东方红》从初创到形成,70多个文艺单位,3700多名专业和业余的演员,前后排练过程,实际上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区区45天,短短的1080个小时,《东方红》不但在艺术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树立起一座形象化的革命丰碑,而且在演出作风上也创造了一次突出的奇迹。这在绝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已经“前创”问世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过渡”成型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作为其坚实厚重的基础。全剧的歌曲和部分舞蹈均取自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个别几首来自《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因此,则直接加快了排练演出的速度和进展。参加演出的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约3700多人的演出队伍,整个演出大大小小、中外形式的服装共有4000多套,有的演员整场要换五六次服装,全部人员都以严肃认真的政治热情,完全军事化管理,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无一点声息,丝毫不见忙乱的迹象。晚会结束5分钟后,外国记者到后台参观时,演出人员已全部离开剧场,这种严谨的舞台作风令外国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br /><br /><br />那时,无论前台或后台、分内或分外、直接或间接,在大歌舞背后辛勤工作、忙碌和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就有近一万人。 1964年10月2日晚,夜幕降临,华灯初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万名中外观众从四面八方,身披节日的盛装,喜气洋洋地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来到被誉为祖国心脏的天安门广场,走进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在这万名观众当中,人们欣喜地发现和看到,红光满面的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盛情陪同特邀前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也信步走进演出剧场。出席晚会的还有工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陆海空三军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港澳同胞、来自各地的观摩人员以及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学生、少先队员及各界著名人士等共一万多人,晚上8时正,演出准时拉开彤红色的大帷幕…… <br /><br /><br />1964年10月2日正式公开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共分为序目“东方红”和8幕,分别定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全部演出由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歌曲“东方红”、“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农友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秋收起义歌”、“双双草鞋送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会师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解放区大生产”、“南泥湾”、“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国际歌”等30多首和20多个舞蹈组成,90%的歌曲都是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拿来统一使用,此外,还新创作了“戴镣铐长街行”、“遵义会议放光芒”、“飞越大渡河”、“情深谊长”、“过雪山草地”、“坐牢算什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赞歌”、“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10首歌曲,其中包括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首,革命歌曲39首,还穿插了18段朗诵,不同的场景表现和变换33处。王昆、寇家伦、邓玉华、贾世骏、郭兰英、胡松华、才旦卓玛等著名演员担任独唱、重唱和领唱,林中华、白慧雯出任全剧朗诵。 <br /><br /><br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全场群情激昂,自始至终地沉浸在特定的演出氛围当中,观众席上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激动的泪水和辛勤的汗水,在每一个演员的脸上纵横流淌着。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后昂首挺胸地健步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祝贺首场演出取得成功。 <br /><br /><br />10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举办国庆晚会的方式,再次上演《东方红》,周恩来特别邀请毛泽东主席前往观看。毛主席在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人的亲自陪同下,与驻京部队官兵的解放军指战员们8000人一道观看。毛主席知道,这台大型音乐歌舞,是周恩来亲自主抓的,虽然全剧以表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为主,有许多地方明显地突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但由于基本上符合历史的事实,再加上又是一部艺术化的作品,因此,毛主席看完之后,表示非常满意,并充分肯定了这部划时代的音乐舞蹈史诗对当代人民群众的形象化的教育作用和由此产生出来的积极影响以及深远的社会意义。还对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的“苦难的年代”中舞蹈场景的公园一角布景,提出加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典型牌子,以更好地突出当时的时代氛围。最后毛主席的意见是:“长了,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将来再说社会主义的事。”演出同样是在热烈轰鸣、持续不断的掌声中欲罢不能。 <br /><br /><br />10月15日晚,周恩来陪同日本芭蕾舞团第三次观看《东方红》。当时,以团长清水正夫和副团长兼主要演员的松山树子率领的日本芭蕾舞团,正在北京进行访华演出,4天前,周恩来礼节性地观看了由他们演出的《祗园祭》,此番他特意想让日本艺术家们了解中国的艺术精品,并通过这一经典艺术形式,向外宾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行程。演出结束后,好奇的日本客人对这部史诗作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意犹未尽,请求到后台去看一看,试图寻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惊奇答案。演职员们夹道欢迎。日本客人对这场大型演出的每一个细节都倍觉新鲜,周恩来便当上了“义务解说员”,对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其中,周恩来所回答的问题,不仅包括主题、内容、场景,而且还包括布景、道具,甚至灯光设置、音响处理、舞台调度等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听得都惊呆了,急忙询问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演职员们,大家兴奋又感到自豪,并异口同声地回答:“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 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顿时明白了,他们俩激动地泪流满面,眼睛里噙着滚烫的泪花,声音哽咽、无比激动地说道: “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好总理!” <br /><br /><br />同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盛赞,认为这是以歌舞艺术反映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一个新范例,纷纷向周恩来等人建议,拍成彩色电影公映。 一曲相思情未了(3) <br /><br /><br />10月16日下午5点,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专门亲自接见了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创作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周总理一一将近300人的主创人员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对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大加赞叹: “总理,你真是好记性啊!”《东方红》成功的喜悦和领袖的褒奖,让全体创作人员欣喜若狂。 <br /><br /><br />也就是在10月16日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只见他走近话筒,激动地说:“在我们中国西部地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协力配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在刚才,我们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一时间,全场顷刻像是炸开了锅,人们欢呼跳跃起来。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好不容易欢呼声才稍微小了一点儿,周恩来笑了笑,以诙谐的语气说:“大家高兴可以,可不要把地板给震塌了呀!”顿了顿,周恩来又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同样是令人震惊的消息:“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了!”全场寂静无声,空气仿佛像是凝结了一般,稍停片刻,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再次响起。 <br /><br /><br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10月2日在北京首次公演以后,连演14场,正式公演前已经预演了8场。当时,场场爆满,观众多达十几万人,所造成的空前盛大的轰动效应,是其他任何一台晚会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进行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也先后发行了《东方红》全剧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中国音乐出版社在1965年迅速出版了《东方红歌曲集》等相关图书;《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北京和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演出台本和全剧剧照,并且以显著标题和大量版面,刊载评价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文章、图片、速写和观感等文字资料。一时间,《东方红》中的每一首歌,都成为人们嘴边上传唱最流行的歌曲;其各开场的朗诵词,都成为许多文艺演出节目中争相朗诵的串联词范本;剧中舞蹈也成了基层文工团和各单位争先仿效、反复排练演出的保留节目;《东方红》中的许多歌曲,都以最流行的歌曲,通过广播、收音机和高音喇叭,时常传出人们所熟悉和亲切的歌声。 <br /><br /><br />后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文艺团体也排演了《东方红》,仍不能满足全国各地观众迫切要求观看的需要。 <br /><br /><br />正是由于《东方红》所造成旋风般的极大声势和空前影响,后来又产生了《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风雷颂》、《翻身农奴向太阳》等大型歌舞节目。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1965年4月至5月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的部分舞蹈节目,以舞台纪录片的样式,拍摄成了两部彩色艺术影片,名为《旭日东升》和《东风万里》。前者包括了“旭日东升”、“洗衣歌”、“欢送会”、“比武”、“舂米舞”、“战三九”、“三千里江山”、“海上子弟兵”、“一网打尽”、“丰收歌”、“怒火在燃烧”等11个在当时流行一时的音乐、歌舞和舞剧节目,都在部队文艺团体风靡一时。1976年,又有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而排练演出类似《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而意外地出现在几乎荒芜10年的中国文艺舞台上。)
《东方红》三部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诞辰的主打节目隆重推出后,便以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气势磅礴的恢弘景观,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歌舞场面,以及洋溢着彤红大色的时代情怀,成为中国文艺巅峰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如今已度过了40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通过岁月的风霜打磨,历经光阴的沙海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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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三部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诞辰的主打节目隆重推出后,便以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气势磅礴的恢弘景观,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歌舞场面,以及洋溢着彤红大色的时代情怀,成为中国文艺巅峰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如今已度过了40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通过岁月的风霜打磨,历经光阴的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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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巨作杰作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
背景与后台
东方红三字据说为鲁迅先生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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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导演总指挥总筹划:周总理
“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为《东方红》;……《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
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为了工作方便,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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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号外!
1964-10-16周总理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示意兴奋激动地人群静下
时为主席,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傍晚在大会堂会见《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
他们荣幸地成为最早得到这一特大喜讯的人们
~(^.^)~
上世纪60年代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抢“号外”报。
“号外”是指报纸在前一期已经发行,后一期尚未出版之际,遇重大或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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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ysanthemums'Dream☆九九重阳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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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歌曲《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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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子摄影
娓娓制作合成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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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的涟漪
《明镜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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