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人，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十八岁、甚至更早开始就独立生活了。十八岁的我们第一次离开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上大学。每一个都是家乡那个镇、那个城的人中龙凤，就这样聚集在了一起，度过我们人生中荷尔蒙最冲动、最叛逆的青春年华。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性格和命运是不是就在那时开始像水印一样的已经逐渐成型。因为我们太年轻，也太忙碌，我们其实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水印一样的对我们各自生活的预言。
四年间有的同学成了一生的好友，更多的是成了一个过去。
大学毕业的几年后，生活的齿轮又把一些原本散在大江南北的我们推到了一起，而这一次，这个聚集点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冰天雪地的北方，聚在了一个在加拿大的叫安大略省的伦敦的小城市，在一个叫Richard Ivey Business School。
那时的我们大都已经三十岁左右，最年轻的几个也是妥妥的70后。唯一的区别就是来学校的时候，一半的我们已经成家，还有一半同学是快乐的单身汉。
在我的记忆中，商学院两年是非常辛苦忙乱的：适应新的语言环境，适应新的文化，还要学各种不熟悉的课程，最放松的就是每次考试完以后，一起中国同学去市中心唯一的中餐馆吃一顿。
人在忙的时候虽然没有时间注意到别人的个性细节，但是紧张的学习生活反而最能彰显人的本性，所以就在那么忙乱的两年时间，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居然比过往所有的同学都来得更通透。我觉得本质上，我们这些在人到中年还决定重返学校的人，无论家庭背景如何，无论个性脾气如何，其实我们更像同一类人。
我们喜欢折腾，折腾的重心就是喜欢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这个远和金钱无关，和自由很有关。
而且我们都明白，自由不是谁能给与的，自由只能由我们自己去争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代价我们虽然不愿意，但是必须承受，比如对家人的疏离，或者对原来生活的地方那些等待着我们的权力与金钱的诱惑说No。
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在毕业退休后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靠着网络的便利，我们终究有了一个联系的方式。但是再怎么样的方式，也没有十八年后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我和两个商学院的老同学再次见面时的真切。
我们毕业的时候还是三十多岁风华正茂，现在我们已经都是五十出头的半老徐娘。但是在你们两个走下车，我和您见面的一霎那，那个十八年的存在就不存在了。
我喜欢这种有了时间过滤以后的友情，就像一颗长在树上的木瓜，等她熟透了，再摘下来，她的馥郁芬芳的甜味，是和超市里经过匆忙处理、美美包装后再上市的催熟的木瓜是骨子里的不一样。
在事隔十八年后，见到两位多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八个小时的谈话，在美食与欢笑中，就把我们三个人的各自十八年全部收入了记忆的库存里。
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很多的起起落落，家庭的变故，孩子的成长，工作的起伏，亲密关系的考验，只是二十年之前的认知告诉我：我们都没有变，当年那股少年意气还在，无论是温婉辗转的她，还是干净利索的她，我们骨子里都还是那个当年拎着两个行李箱，飘洋过海、义无反顾的一群中年学生。
在我自己身上，我清楚地看到我中年学生的气质，用传统的说法来说一意孤行的个人英雄主义，不懂得顺流而上，不懂得借鉴东风，却偏偏要选择自己的路，哪怕那条路是逆流是曲径。
我在想我们这群70后的选择是不是真的非常特立独行，错过了国内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20年，在加拿大这样一个经济不强劲的国家度过了本该最有财富创造力的大好时光。
是我们不聪明吗？不聪明的人应该不会凭一己之力就出国移民考上了还算顶尖的商学院。是我们不世故吗？我们懂得人情往来，我们懂得财富积累，我们也懂得相夫教子，该做得我们都做了。
真要说到底，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有点小才华，有点小能力，但是又不愿借着各种东风去翱翔，因为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的东风，我们想要掌控我们自己的方向。
自由就是你可以把别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抛在脑后，一意孤行地走你自己想要走的路。那条路也许是孤独的，但是因为是我们自己选的，所以我们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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