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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刘进、宋彬彬最近站出来，为文革前期的迫害老师案道歉。精神可嘉。她俩说自己没有有效地阻止她人野蛮地打老师，致使副校长惨死。至于谁打的，她们不揭发，让凶手逍遥法外。这算不算诚挚道歉，是不是文过饰非推卸责任？大家自会评判。其实，这案子和改革时期的清华朱玲“铊”中毒案有点雷同：孙维等一干女室友，个个装聋作哑，没一个站出来讲实话，致使凶手（们）一样逍遥法外。
虽然一个在文革，一个在改革，但两个案子有很多共同点：
1。都是高干的女儿涉案。刘进的爸刘仰峤是高教部的副部长，宋彬彬的爸宋任穷是开国上将东北局书记、文革后的中组部长。孙维的爷爷是江泽民她爸在日汪时期的汉奸同僚，江主政时的政协副主席。
2。涉案人的家庭都是改革时期的既得利益者。站队站对了，改开成了保护伞。因此没人被追究，没人被调查。刘进的爸被平了反；宋彬彬的爸当了中组部长，权倾一时；有份参与的刘婷婷、邓榕就不更用说了。孙维呢，被自己的爷爷和江爷爷罩着。
3。都是学校没有积极立案。堂堂清华不积极立案，对朱玲铊中毒随之任之；北师大也好像与己无关，对死去的附中副校长，冷漠至极。
4。这些当事人，如今都是天之娇女，个个受到了顶尖的教育，都是有了文化。虽说知识提高了，但人的道德水准还那样混，装聋做哑，只清不报。所以说，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没什么必然关系。
不同的是：文革前期有人打死了校长，就说是文革的错，全推给了老毛去负责。推得一干二净，推得天经地义。然而，改革时期毒惨了朱玲，既不说是改革的错，也不知是谁的错，没人没单位去负责。糊涂得不干不净，糊涂得权钱推磨。
对刘进、宋彬彬的道歉先举个案例：
赵一、宋二、张三、李四、王五，一干人去酒店找小姐。结果把小姐给糟蹋死了。临了末了，李四王五出来说，我们要道歉：我们没有有效地阻止他人野蛮，致使小姐死了。
至于赵一、宋二、张三谁干的，李四、王五没说，也不说。那请问，李四、王五算不算同案犯？算不算知情不报，算不算包庇坏人，市公安刑事部该不该主动立案？要不要追求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责任？
再对刘进、宋彬彬道歉中说的情形问几个问题：
1。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批斗老师的是初三女生和高一3班的女生，那能不能说出来是那些女生？总不能让全年级的女生一起背黑锅吧？
2。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让副校长在楼上厕所喝脏水的是个高一的女生，哪是谁呢？
3。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把副校长从楼上推下楼梯的的女生，又是谁呢？
4。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既然说得有鼻子有眼，就是说她们俩是知道谁干的。现在既然觉悟了要道歉，那何不到公安机关去举报这些动手打死校长的人？那可是凶手那，不举报就是“包庇罪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不是说个道歉就了事了吧。
接着还有两个问题
5。刘进、宋彬彬既然说是诚挚道歉，那刘婷婷、邓榕是初三的还是高一的？她们参与了打校长的行列了吗？
6。如果刘婷婷、邓榕没有参与打死校长，是不是也该出来做个了断。邓榕那么喜欢出头露面，总该有句话吧？
清华的铊案、北师大的打死附中校长案，都是中国的镜子：只要跟当朝的皇亲国戚有关连的事，都是当下说不清的。这和文革不文革没关系。衙内的疯狂与杀人越货，哪朝哪代，都一样。
刘进：没有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事隔多年，我已不记得自己的原话了，但确实没有写过稿子。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有不同的记忆，同一个班的学生因为处境不同，记忆也大不相同。2006年拜访梅树民老师，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在校办工厂劳改，他和刘致平副校长在一起听广播，广播中说再不许打人了，他们心里才有了安全感。有人记得，我说卞仲耘昨天被斗死了，这是违犯党的政策的，以后不许再打人了。有人记得，我说过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我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8月8日，我和一些同学商量（多数是保工作组的，也有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说这样下去不行，咱们成立一个组织吧。因为上边没有领导，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就叫“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我当了主任，有十几个副主任，各班还有联络员。我认为这是8月5日事件直接导致的结果。
主持人：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主持人：你们劝阻了两次，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
持人：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算是年轻力壮的人，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不少同学记得，她的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她们殴打和羞辱校领导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刘进： 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据王润芝老师回忆，8月5日当天，还有学生对张世栋和马娴华说：“不老实交待，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场！”也有现场目击的同学证实，揪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张世栋也被勒令旁观，说你不老实交待，也是这个下场。
主持人：我班也有同学证实，在“八五”现场张世栋、马娴华受到威吓。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宣言，我亲眼看到，红纸黑字，很显眼，贴在大食堂旁边的板报栏上，题目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不仅纲领明确，还有几条组织原则，强调坚持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重在阶级表现”的路线，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在对联的气势压倒一切时，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心里有瞬间一热的感觉。当时校园里比较冷清，大批去军训的同学还没回来。
刘进：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有不少同学想来就来，不来就到别的学校去串联。
主持人：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冯敬兰关于核心小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这个问题上很敏感，因为作为“有问题”的学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权威。班核心小组不像校一级的师生代表会，不是工作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班核心小组没有受影响，反倒因为“对联”而鼓了气；又因为校级师生代表会有些“吃瘪”，更在事实上加强了班核心小组的权威。当时许多班级以辩论对联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学，恐怕都与核心小组有关。8月5号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学生代表会的人，当时的态度已不一样。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卞校长回家后的情况也有一些文字记载。总之，她们都觉得生命已没有保障了。
主持人：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1966届高中生/高三1班学生）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主持人：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其中初三的一个同学近年回忆说，8月5日下午，她和几个同学在东楼原来总务处的办公室睡觉，石油附中一男生来找她，一进屋就说：“你们女校的学生怎么比男生还厉害，正在操场打人呢！”她听后赶快跑去找我们。听她一说，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那些同学没有再表示异议，我们让大家都散开，看到许多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我们也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呆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3356/201401/15887.html
虽然代表官僚权贵等剥削阶级利益的主流媒体试图彻底否定文革：
我小时候的作文就是……
自从党的11界3中全会以来……
自从打到四人帮以来……
儒学，迷信、还有印度阿三的佛教，这些垃圾，打着国学、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旗号，大肆反扑……
看看今天这个物欲横流道德败坏逼良为娼的社会，大量群体事件……
与权贵做斗争改变了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的奴隶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真心觉得文革的伟大……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也只有主席这样的胸才大略的人能领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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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她们的道歉那么超脱，那么高高在上。日本战犯不也可以说,我们对部队约束不严，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