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 （2）

       
           ------ 记者2007年对查全性的访问报道 （作者不详）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回忆30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副教授，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元月23日，珞珈山脚下的资深(教授)楼。82岁的查全性院士精神矍铄，他一把拉开窗帘，满眼苍翠，山中湿润的空气吹了进来。

查院士从房间里翻出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注：这个倔老头，想想还不知是谁让你去的，就你个副教授，若不是你的同系刘道点名，怎么数，武大那么多学部委员，也挨不着你去，你说是吧？）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通知赶到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周培源、苏步青、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了，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还有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时间，小平同志都按时参加，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很少插话。

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1980年，查全性被评为中科院院士。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担任化学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我不是那块料，个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如今，查老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

三十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老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

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两万，最后毕业时不到一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

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