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获了一种恬静的生活, 像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河, 流过春夏 流过秋冬
一晃就是30年。77级的那批人，如今年龄都知天命了，年逾花甲的也不在少数。在那不讲学术学业学位的12年里，他们被赶到了乡下、山里、矿井、工厂、边疆，能赶上恢复高考的第一班车，可以说要多幸运就有多幸运。且不论这批人现在活得好与不好，那时候大大多数都是非常感激老邓的。那时候的小平就是改革，就是希望，就是出路。人们讴歌他，说是“春天来了（郭小川语）”。
喝水不忘挖井人。追忆往事，知道是谁促成了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论对77级还是后来人，都是一件美事。
1。
当年是百业待兴，尤其高等教育和大多数的科研机构。 那时候，各部的部长是相对强势的，像铁道部（万里），石油部，各个工业部，（那像现在弱势的部长，强势的总理，什么事都要总理过问，累死了总理，闲死了部长）。面对各自的局面，各部长都希望自家的工作能上去，不仅敢想，也敢干。
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刘西尧。湖南长沙藉，出生在四川成都，在南京上的高中。刘西尧1934年到1937年在武大读书时参加革命，就在洪山区（武大所在地）和大冶区当书记，37年抗战爆发后成为“鄂东”政委（注意，那时候周恩来郭沫若住在珞珈山，想必他们认识），获开国少将军衔。57年入京工作，负责筹建国防科工委，任常务副组长。65年起作周恩来的日常联络助手。75年起任第二工业部(核工业部）部长。1977年1月25日当上教育部长。他启用了44岁的校友刘道玉（留苏时的留学生主席,因64年反苏归来被总理迎接而名噪一时）任高教司的司长，着手开展高教改革。
刘西尧和刘道玉希望把高教搞上来，组织了多次的专家座谈讨论，希望找到一个突破点。1977 年7月初，教育部牵线，开始筹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希望利用科学界和教育界名人，直接向负责教育科研的的副总理方毅当面反映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当时刘道玉圈定了代表教育界的15位大学代表。
刘道玉毕业于武大化学系，他把自己系里的老师、耿直的查全性副教授拉去了。查先生50年毕业，57年到苏联学习（刘道玉后来到了苏联学习）。查全性副教授的父亲查谦是民国时期的名教授（见李约索写的《中国科技史》就有提及查谦）。
2。
1977年8月2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或台湾厅开幕。住在旁边的北京饭店。参加座谈会的大学代表有北大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的何东昌，复旦的苏步青，南开的杨石先，吉大的唐敖庆等15人，科学院的代表有金善宝、张文佑、吴文俊、王大珩、周培源、钱人元、邹承鲁、郝柏林等。总共四十多人。
对于这种座谈会，一般像邓小平和方毅高级领导，听一下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就是了，顶多在开幕式闭幕式讲几句也就不错了。那时邓小平刚复出，并且这是他公开参加的第一个活动，他和方毅从头一天讨论起就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散会。在五六天会议期间，邓小平都全程参加。只有一个半天因外事活动，他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他时间，他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很少插话。
与会的大部分大学代表对于大学的现状很不满。当时，大学招生采取的方法是各级组织推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青年”。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由于入学没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法控制。有的学生还行，有的差得很远。由于没分级，同一班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当时又有另外一个口号，就是“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这口号本身没什么大错，但是，把招生情况和这口号合并起来，在教学中就变成了“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这样，教育水平就非常低了。而且你没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小学、中学了。因此，要真正在工农兵中培养出大学生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长此以往，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将会造成危害。大家都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清华的何东昌就无奈地说，现在的清华成了清华中学甚至清华小学。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学教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大都在知识圈。知识分子当时虽然不是敌人，但被称为“臭老九”。所以，知识分子的子弟中能上大学的就很少很少了。这一批人在自己的家里，以及在其周围的社会关系所接触到的一些青年，极少有上大学的。大家对这个现象，也很不满。查先生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而小儿子当时在读初中。因此，大家对家属和亲友中青年人前途的关注也是不可避免的。
3。
于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这个晚辈并没有发言，只是听别人说。
据当时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回忆“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大的一位代表一直没发言。该代表说，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讲了很多意见，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招生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大的代表就是查全性。查全性在发言中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就像工厂原材料的进厂验收，没有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保证，部分原因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的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合格的人才可招，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占据了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大家还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至于化学和外文则可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报考。查全性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
虽然查全性的回忆与刘道玉的回忆有少些不同，但两人回忆的会议主体流程是一致的。其实他讲的内容并没什么新奇，当时大家都这么想，只是要有一个人说出来，要敢于说出来。
4。
副总理邓小平听得很认真，问了他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来不及了吧？”，刘说应当来得及，招生可以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一堆不合格的，浪费就大了。 （那时候的小、中、大招生都是冬季，每年以春季为第一学期）。
邓再次问刘，一定来得及？刘说，来得及。
小平随即一锤定音，"那好吧，我们今年就恢复文化考试”。
其实77年的招生计划早就订了，还是像往年一样按推荐进行招生。对全国招生工作人员来讲，就是要推翻重来，因此中央有关各部和教育部连续44天不停地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第一次恢复进行大学考试招生的具体事项。包括暂停印行《毛选》第五卷，让出印刷厂来印刷高等教材---在那“两个凡是”的年代，这是何等的魄力。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977年10月22日，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将这个重大消息公布于众。并且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考生的报考。恢复高考永远地写进了历史的一页，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1977年冬天，人们奔走相告，人们笑逐颜开。全国各行各业的1600多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工厂青年参加复习准备----仅仅48天的复习时间。
1977年12月11日到13日，全国570多万人参加了第一届考试。四门课：中文，数学，理化（物理化学），史地（中国简史，党史，中国地理）。
1977年这一届，共录取大学本科18万人，大专生3万多，正式中专生约5万。共录取本科、大专、中专生27万。
1978年夏季的78级考试又有新旧考生590万，录取本科生约28万。
5。
恢复高考，使得登上77列车的人成了时代的第一批幸运儿。他们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恢复高考，使得祖国的教育和科研开始步上正规。国家人才短缺的局面开始破冰。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一系列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的第一个真正的“改革”体现。也是他完成的改革项目中相对来说最彻底最完整的一项。
1980年刘西尧被派往四川当书记。
1981年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大校长，他率先在全国高校实行学分制，高教学籍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曾出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1985年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恢复学位制是1981年教育部的事了，那时他已经不在其位了。
查全性继续回他的武大化学系当教授，80年成了化学部的院士。1987年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的三等奖。编著了《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
77级的那批人，除了极个别应届毕业生之外，极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农场、兵团、部队、工厂、学校（中小学老师）、赤脚医生和待业青年走上来的。如今，他们的大多数都是教授，院士，校长、部长和厅长，以及各行各业的骨干。
从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中国的本科毕业已经达到1千5百万，这是何等级别的人才积累。（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三十年来，本科、大专、中专生共录取达3600万），这一切都是从“恢复高考”的一锤开始的.
仅以此文纪念那些在三十年前对恢复高考做出了贡献的人。
1977年12月1日 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12月2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理化。
1977年11月30晚我躺在青年点的寒冷的土炕上，一点都没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好像没有东西可吃，因伙房还没开。我，Xu 和 Gao 三人在黑暗中向5里外的公社走去。刚下完暴风雪，很多雪岗超过1米深。我们深一步浅一步好不容易在7am之前到达公社的考场。
1977年12月1日
上午考政治。 当中有一题是论领袖的作用，30分，是让你歌颂华国锋的。所有的题我都复习过，如果状态好，能答90分以上。但我困极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心神不定，只得58分。政治是可以出力最少，最容易得高分的。
下午考语文。开始我选一在沸腾的日子里，写粉碎四人帮的日子，写了几分钟，不顺利，即不能一气呵成，就改写谈青年时代，写我的青年时代应该像雷锋一样，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成为有用的人。语文我得62分，而我觉得能得82分。
1977年12月2日
上午考数学，我答完题还有10分钟。就检查是否有错。有一道简单题是用等比级数计算利息的，我算对了，5年每年利息20%。但交卷前1分钟，我突发奇想将它改为等差级数。丢了这13分，太紧张了。数学得86分。靠这分将我送进重点大学。
下午考理化，物理60分满，化学40分满。化学可能只得8分。理化得52分。
考完试，我们三人在公社唯一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白菜炒猪肉外加每人一碗地瓜酒，我请客，共YMB 2元。回点里的路上，在一个朝阳避风的雪窝里，我们躺下睡着了。我梦见我上了大学。等我们被冻醒，天已经黑了。
连续俩天睡不着觉使我的精神状态极差，无法聚精会神地考试，就像发烧一样。少拿了50 - 60 分以上。
那时我要离开青年点，仅此一条路，压力大。
从1977 年10月22日 到 1977年12月1日，从农村跑回家去复习，还被我们公社以如果不天天上工参加秋收，就不允许报名。最后不得不回到点里，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拼命自学。一日，我父亲来到150里外我的青年点，特意来辅导我物理。他对我的电学和力学综合题不放心。其实高考的题远比他教的简单得多。我的成绩不好主要是我没睡着觉。
感谢我父亲，在1000多名知青中，只有我的父亲一人来到农村给儿子辅导一天。那时他没有任何能力给我走一点点后门来帮我任何事。
我父亲在工厂里主动请缨去辅导厂里的青年人高考，这样他就可以脱产复习。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同时也在自信心上给了我很大的打击。他总是用他在大学里全优的成绩的心态来看待我。
15 年以后，即1992年，我才知道我的高考成绩。
当时我父亲告诉我，我平均 70 分有希望进中专。进大学得平均80 - 90分以上，进重点大学需平均90分以上。他用当年他考大学的成绩来衡量我们。
全省48万考生，仅录取8000余人。辽宁是高校大省，但是重灾区啊！后来又增加了几千走读生。
我们公社1000多知青，仅4人上大学。其中我们三个是从同一个楼下乡的。如今我们三个都在mg.我们三个上大学在附近引起不小的动静。家长们把我们作为孩子们榜样，拼命抓学习。结果，1980年，我们楼考上9个，而且是很捣蛋的孩子们。
那时先填志愿后考试，第一志愿没有录取就只有落榜了。省高考第一名和第二名都落榜了。状元365分没有被清华录取因年龄大(31岁，1977)，没有学校要。省里和我们学校商量让我们学校录取，最后经特批，进了我们学校。第二名俩个月后进了走读班。状元兄弟姐妹5个同时考上了大学。
谢谢你的好文章。
我语文得62分。我们省48万人参加高考，第一次只录取8000。后来走读生又录取了一些。我们公社1000多知青只考上4个。其中我们三个是从同一个楼下乡的。我们三个现在都在美国。
我语文得62分。我们省48万人参加高考，第一次只录取8000。后来走读生又录取了一些。我们公社1000多知青只考上4个。其中我们三个是从同一个楼下乡的。我们三个现在都在美国。
我语文得62分。我们省48万人参加高考，第一次只录取8000。后来走读生又录取了一些。我们公社1000多知青只考上4个。其中我们三个是从同一个楼下乡的。我们三个现在都在美国。
在恢复高考的三十年间，本科大专中专学校共录取了三千六百万人。
高校录取率从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四点七到二00六年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八五。
中国自一九九九年起实施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一九九八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一百零八万人，到二00二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已达两百七十五万人，增幅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四点六。
二00七年，全国计划招生五百七十万，高考报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