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姚顺老师辩周恩来周公的不得已

姚顺老师是文学城一位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博主。我很喜欢读他的文章，虽然未必赞成他的观点、立场，但他有趣的灵魂与下笔，若以哲学论，一点怀疑论者，一点黑格尔主义，一点伊壁鸠鲁，我竟然感觉还是以伊壁鸠鲁式的赤子促狭为主。

姚先生好，有一个想法我得赶紧告诉您，怕转身又忘记了---那个关于周恩来总理，我想起他临终前最后一段与老妻邓颖超的对话。周说：“小超，我一生有很多事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能，都在肚子里，现在也不能。”邓颖超说：“恩来，没关系，我也是一样的，很多话很多事无法告诉你。”

这是什么呢？这是从1927年以后残酷的斗争环境里担负无数人性命的政治与情报、特工工作的红色首脑的肺腑之言。

您论周公，纯出于人性论的某种民间知识分子立场，但是您没有想过，对于周公及其战友们而言，有一个比人性更重要，更无情也更有情的“组织性”，永不叛党，永不偏离党的要求----对于特殊斗争环境里忠诚的共产党员而言，哪怕党的指示看起来是背离常识与普通人性论的，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情非得已，一定是为了整个党组织的生存而壮大做的不得已决策，党员个人必须无条件照着做，不同意见留在肚子里或者允许的组织生活会上即可。

邓江胡年代，一代比一代淡化“组织性”，但习近平时代不一样，又特别强化“组织性”与“政治规矩”，为了避免中共作为执政党面临的千年大变局时代的灰犀牛、黑天鹅危机、风险，求诸于内的钢铁约束。

您对周公的有感而发，也许正是大共产党的“组织性”与普通民间知识分子们“人性论”的冲突，周公习以为常，你们却莫名惊诧了一辈子。

我正好既是翻脸之前的共产党早期一代元勋的晚辈，也是国民党早期一代元勋的晚辈，所以略知一点当年人当年想法。比如廖承志廖公就是我亲属关系里很亲近的祖辈之一，他恰好也是周恩来一直在中共党内分管的领域，如今称之为“隐蔽战线”的元勋。

前几天有人说李鹏总理如何敏行讷言，平易近人等，我脱口而出“政治家先不论私德，论公德、功德、为政与政为”，且举了玉面君子私人风度的汪精卫作为反例，虽然不完全对，但是这是过去大时代又通过祖辈父辈留给我的思维烙印。

政党政治就是否定之否定的，会主张以无情来达到有情的理想初心，不单单是中共，孙中山总理年代的国民党也是一样的，从同盟会时代即如此。

也许君主立宪才对内最讲温情主义，比如日本近代的大正天皇时代，但随即1930年代被有志于军政府的哗变515事件、226事件把温情主义碾碎。

所以不能以常理看待残酷年代走过来，幸存并胜利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党内又在残酷之最残酷战线上首脑的人生，因为你只见他如何做，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做，你参照的是民间普通知识分子的人性论体系，他一切圭臬都是“党的组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