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草民的自留地

有文学有美术有音乐,不全是都是我的作品,还有我亲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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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组合论 第二章 命运环境论 第二节

(2023-11-29 13:09:36) 下一个

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特定的空间位置,生活在某一片地域上,并受到这片土地上的自然地理与资源状况的影响与制约。地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尽管地域本身并不完全决定人生命运,但在某个地域上生成、演变的种种社会格局与重大事件,无不多方式、多渠道地作用于在此地域生存的人们。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就有着不同的命运状态。

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其一,山川地理,气候环境,资源分布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也就是有些国家气候良好,土地肥沃,矿产、森林等资源丰富,而另一些国家则气候常年恶劣,缺水少雨,沙漠化严重,或资源贫乏,过多地依赖于国外。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地域上的国家在经济开发、财政收入、国民就业及整体物质生产水平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亦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不同国家的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其二,国家间的经济存在差异。一国经济发展的状态与水平,是属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物质文明程度、科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还是正在跃升或仍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都极大地影响着生活在哪里的人们的命运。人们常提到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当今美国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以上,而第三世界的穷国,如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等国人均年收入才几百美元,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人们的命运差异可见一斑。其三,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存在的差异,对人生命运的导向与展开,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生活在宗教性国家还是非宗教国家,是生存于真正尊重人权,维护民生的国家,还是生存在专制横行、民无权益的国家,如此等等,都会以各种方式制约或促进人们命运的形成与变化。此外,人们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是处于战争、恐怖状态,还是和平建设阶段,对个人命运品质与格局的影响更是不可忽略。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制约影响人们命运的角度去考量,主要有地域自然条件的差别、地域经济状况的差别、地域文化风俗的差别,以及城乡差别等。地域自然条件有优劣之分,有的地方山青水秀,成鱼米之乡;有的地方草干水枯,成不毛之地。出生在前一种环境的人,命运状态自然好得多。出生在后一种环境的人,其命运状态自然差得远。地域经济状况有贫富之分,东南部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程度较高;西北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生活水平相对贫困。富裕地区的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较多,命运境遇及造化就好些;贫困地区的人,所能获得的经济资源较少,命运境遇及造化就差些。地域文化风俗的差别,则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差别。不同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气质,或刚,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犷,或细密,或耿直,或油滑。曾有民谚云:“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辽宁人什么都敢干。”我们常说“人杰地灵”,这个地之灵气,就是具体环境中物质元素和地貌形神聚合而成的一种自然气质。它对人的先天命质有着直接影响,特别是在智愚和性情方面。水土缺钙的地方,人的骨质和大脑的发育就有欠缺;水土养分充裕而纯净的地方,人的心灵和智力就比较聪慧。生活在荒漠草原上的马背民族,其剽悍骁勇的精神必然相对浓烈一些;生活在农业大平原上的人群,其胸襟和视野又相对开阔一些。就拿我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来比较,一般来说,南方人黝黑、瘦小,北方人高大、白皙;南方人细腻、多思、聪慧;北方人豪放、耿直、豁达。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种种差异,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习俗的影响,又与地域因素关系极大。南北方不同的地理、气候和历史环境,塑造了南方人与北方人不同的性情和体态。另外,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是最大的地域差别,是一个带有综合性质的差别。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居住条件、医疗条件、交通条件等等相对优越,收入固定且相对水平较高。特别是接受正规系统学习教育的条件便利。因此,人生命运的起点、层次就高,变化发展的空间和舞台就大;而生活在农村里的人,其各种情形则与之恰恰相反。例如,我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城市,农家子弟所占比例则很小,这里有经济的原因,而更多的则是教育资源的差异所致。当然,城市又有大小之分,相对地说,大城市各方面好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各方面又好于小城市;乡村则有城市近郊与偏远山区之分,靠近城市,尤其是靠近大城市的农村,各方面又都比偏远山区要好得多。

地域环境条件的恶劣与经济贫困,是一对苦难的孪生姐妹。自然地理条件恶劣,是导致经济贫困之根。经济的贫困无疑又是环境恶劣之果。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多被苦难的阴影所笼罩,或多或少地与苦难相伴前行。甚至不少人大多的经历是苦难,直到最终为苦难所吞噬!这世上有些人,一天只有一美元的收入,却因为买不起二美元的药治病而丧命。他们可能很年轻,年轻到来不及实现自己的梦想,看不清楚世间的模样便离去。明明有药可医可救,却因贫穷而死的人,时时刻刻,无所不在。一位记者朋友曾去非洲索马里难民营采访,在那里,他摸到了儿童们瘦如鸡爪的手,听到了老人们临终时的哀号和呻吟,看到妇女们惊恐的眼神……这些都在他的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那里,一次小小的感冒引发的高烧就会将人推下生命的悬崖。死亡就像一堆篝火的熄灭一样,平常得已经不能让人感到伤痛了。

一位在黄土地上支教的青年志愿者,多次向人讲述过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那天,那位支教的女青年到县里去看病,进门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小女孩,让人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着忽隐忽现的灵气。“真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呢!”她向医生这样夸赞着。“可是再过两个星期,她的眼睛就要瞎了。”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出人意料。医生告诉她,女孩患的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结膜炎,只要两百元就可以完全根治,可就是这区区两百元,也难住了女孩一家。于是,她只能选择离开,去默默承受这命运的安排。这位女青年听完医生的讲述,立刻追了出来,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追上她,用自己的钱,去换取她一生的光明。可是,太晚了,一次错失,就足以误了终身。以后的两个星期,她辗转托了无数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发动起来了。然而方圆几十里,全是茫茫的山区,又叫他们如何寻起。两周过去了,那天早晨,当她踏上讲台,面对那一屋子求知若渴的眼睛时,她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无能为力。这区区二百元,竟要了那双水汪汪明晃晃的大眼睛!这个失明的山区女孩,命运的坎坷与凄苦,将在山区的某个角落里无奈地上演……

一位在监狱做管教的朋友,讲述过犯人老K的故事。老K生活在一个极其普通的乡村,就贫穷而言,它是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村子中的一个。老K出生时并不是瘸子,童年玩耍时不慎从一处石坎上跌落,摔折了脚踝。起初是红肿,以为敷上一些草药躺几天就会好的,但不曾想半个月之后,红肿不仅没有消退,而且还出现了溃烂,等到送去医院,已错过了治疗的时机,炎症虽然消除了,但却落下了残疾。在老K的弟弟出生时,他母亲因难产出血过多昏厥在产床上,不久便抛下四岁的老K和出生半月的弟弟而命归黄泉。此后,他帮助父亲养育弟弟,做些家务。他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父亲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老K成年后,由于残疾,也因为家贫,总是说不上媳妇,他焦急,但又无奈,只能逆来顺受。后来弟弟结婚了,分家单过。老K娶亲的心也慢慢地冷了。三十五岁那年,有一天他在地里摘番茄,一个女人挨近了他,并柔声地叫他的小名。他觉得这女人好面熟,仔细端详,认出是同村姑娘阿珍。他与阿珍是小学同学,幼年时常在一起玩耍,虽谈不上青梅竹马,倒也两小无猜。阿珍多年前嫁到外村,丈夫在石矿里干活,后来不幸被炸死,不久阿珍也疯了。老K听到阿珍叫他的小名,颇受感动,挑了一个又红又大的番茄递给阿珍。这天以后,阿珍天天都来找老K,总是傻傻地笑。老K从傻笑里看到了真诚与信任。老K决定娶阿珍为妻。他把阿珍领到家,占有了阿珍的身子,他看出阿珍是愿意的。如此结合持续了半个月之后,老K向父亲提出要娶阿珍为妻,父亲摇摇头。几天后,阿珍不见了。阿珍的哥哥警告老K,不准再与阿珍往来。老K倔强地说:“我喜欢阿珍,阿珍也喜欢我。我一定要娶阿珍为妻!”几个月后,来了两个警察把老K带走了。村里人很快知道,瘸子老K要吃官司了,他睡大了阿珍的肚子。老K按强奸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老K不服,反反复复地陈述理由,甚至跪地苦苦哀求,结果还是丝毫未变。老K领教了法律的无情,悲愤地仰天长吼:“老天爷啊,你为何如此不公!”他在监狱里神情木木的,每天除了劳动、吃饭,没有一句话说,总是低头独自闷坐,好像是魂出了窍。几个月后,他父亲来探监,告诉儿子说阿珍快生孩子了,阿珍的父母、哥哥也同意阿珍生下孩子,因为他们一家觉得亏欠了老K。像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进老K的心房,他喃喃地说:“我有儿子啦,我有儿子啦……”。老K又“活”过来了,脸上有了表情,偶尔还有笑意。两个月后,老K父子又见面了,老K惊讶地发现父亲突然老了十岁。父亲异常痛苦地告诉他:上个月阿珍难产,孩子没保住。孩子没了,阿珍疯得更厉害,一天到晚在野外狂走,四处寻找她和老K的孩子。一天傍晚,阿珍在高坎上一脚踏空,摔死了!老K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走的,心是空空的,脚下软绵绵的,每迈一步都觉得好难、好难……三天后,老K吊死在浴室的铁窗上。对于老K的自杀,这位管教朋友既懊恼又愧疚。如果老K不知道生命中最坏的消息,老K是不会去死的。只要哪怕有一点点期盼借以承受生活重负,老K也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他事后分析认为,在老K的命运发展过程中,其实早已潜伏了自杀的因果逻辑。

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人才簇团”的现象。某地是武术之乡、商贾之乡、状元之乡、将军之乡等等。难道天降人才也如同雨落一方那样,有地理上的选择?地理环境对人的体能、性格、气质确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人才类型的定型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该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多年来,我国科学桂冠上的“江浙现象”一直引人热议。出生于浙江宁波的屠呦呦获得2011年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这是迄今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最高大奖。2011年初,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的王振义院士,因其在白血病治疗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诱导分化疗法”,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项设立于2000年的奖项,每年度不超过两位获奖者,过去十余年,吴文俊、谷超豪等18人摘此桂冠。逐一了解这些获奖者,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照籍贯统计,18位获奖者中,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人数最多。其中江苏3人,上海2人,浙江2人,三地相加占总数的约四成。如果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人数尚少,不足以说明江浙地区人才辈出的话,那么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则更具统计学意义。《2009年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显示:在1955年至2009年间当选的中科院与工程院院士中,以院士出生地计算,江苏323人居第一位,上海234人居第二,浙江居第三,有223人。这三地总共占两院院士总人数的四成以上,达百分之四十一点九。实际上,早在1948年,考古学家夏鼐就发表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文中指出,以出生地来计算,第一届院士以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最多,均为17人,二者共占全体院士的百分之四十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级人才中江浙藉人士独占鳌头,乃至于直到如今,在人们的印象中,带有吴侬软语“腔调”的普通话还是科学、人文大家的另一种“标识”。江浙地区学风浓厚,自南宋以来就是有名的“才子之乡”。明代时期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文风昌盛,出现了很多著名才子和学问大家,他们中的姣姣者,不少人在科场拔筹夺魁,成为状元。明代江南地区的状元,数量远远多于北方,占有绝对优势。而就江南来说,占有明显优势的是江浙两省,特别是浙江,浙江在明代共产生20名状元,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明代共有89名状元),位列各省之首,并因而享有“状元之乡”的美誉。清代共有114名状元,江浙两省就占去69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而其中江苏一省就有49名,占状元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江苏又以苏州为最,苏州一府就出了26名状元。在明代洪武年间,甚至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南北榜事件”,整榜录取的考生(进士)竟然都是南方人,为此朱元璋勃然大怒。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为了笼络北方士子,他不惜杀掉主考官,重新出题亲自考选,并全部录用北方人。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人才的巨大差异性,说明人才特别是顶级精英状元的产生与多寡,与地理因素以及经济背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南自南宋以来,就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其发达的经济以及文化都远远超过北方地区,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江南成为文风昌盛、人才荟萃的状元高产地区,全国人才的渊薮。另外,进士考试是以文学取士,由于各地风俗习性不同,造成对其领悟上也有差异。如南北士人就生性特质而言,南方人相对机巧而长于文学,而北方人则较为质朴而短于文学,这也是南方状元多于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时至今日,文化型人才仍密集于江南地区,并且以江浙两省为主,所以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不取消科举制度,江南人才摘夺绝大多数状元桂冠的趋势,可能到现在也不会改变。

浙江学者沈登苗曾经撰文论述这一问题,他说:“江浙从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数百年,这样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仍能释放百年的热量。”这一现象让人们开始追问:人才与地域之间,真是那么密不可分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忠海说:“这个‘地’不仅仅指自然地理,还有经济形态,民风民俗,甚至是家族传统。无论书香门第的没落,还是商帮望族的发家,都有‘地’的影响”。他将人地关系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小”即家庭与社交环境,“大”则为地区和国家环境。地区环境则是抽象的因素,人们多以藉贯为例。同一籍贯的人,由于地区经济、文化传统、教育环境相似,其行为气质也颇为相近。刚、柔、憨、狡等词被用来形容不同的个性气质,它们也将人们引向了迥异的术业倾向。民间有言:中原多侠客,江南多文人,岭南则多术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现了几个百名将军同一县的盛况,如湖北黄安、河南新县等,这在古今中外是很罕见的奇例。一个小小县境之内,怎么会一下子诞生百名将军,这是何等惊人的概率!其实,通过简单地分析归纳,“将军之乡”的成因与上面所说的科学桂冠上的“江浙现象”大致相似。同一县境的人,习性相近,风俗相同。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爆发革命战争之时,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数穷苦子弟纷纷举起刀枪,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他们是同乡跟着同乡,亲戚领着亲戚。由于存在着这样特殊的情感关系,他们相互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残酷的战斗岁月里,相互勉励督促,相互关心照应,相互配合默契。一人进步,带动多人进步;一人提升,势必带动多人提升。如此良性循环,走上各级不同领导岗位的人数越来越多,战争结束了,其中一部分人就成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将军。

我国晚清时期的湘军,是一个很特殊的团队。湘军的“湘”,最初是指湘乡县。营建湘军之初,曾国藩便对清廷国家军队绿营军“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陋习深恶痛绝。而招募亲友、邻里,士兵们在战争中往往同心协力,相互照应。这样的部队上下一气贯通,将领指挥下属如臂使指,其战斗力不言自明。创建湘军水师时,曾国藩曾对下属朱尧阶交待:“水兵须招至4000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在湘乡,也许遇到的随便一个人都是湘军后裔。当地有一份《湘乡钱氏六修族谱》,族谱中说:咸丰二年,贼窜扰楚境,东南诸省糜烂。里人罗忠节、王壮武训练乡勇,四出征剿。大父心存君国,命诸子应募从戎……文中提到的“诸子”有四位,除了三子过继给堂兄之外,其余三位都响应了父亲“应募从戎”的号召。老大钱永菖,为蓝翎守备。老二钱永康,性刚猛,以胆略自许,咸丰七年(1857年)投军,临敌无不冲锋陷阵,曾追随曾国荃参与了天京之役,战功赫赫,后赐号“硕勇巴图鲁”(满族语,意为勇士),衣锦还乡。而他的四弟钱永穰,躯干修伟,是一位须髯落落、文质彬彬的人,看到长兄和二哥凯旋,深受鼓舞,于同治三年(1864年)随湘军将领刘锦棠远征新疆。据统计,在这份钱氏族谱中,参与过湘军的钱氏族人前后竟达17人,其中6人阵亡。这也透露了湘军的一个重要特质,湘军将士多为湖南老乡,有的是亲友、同窗、朋友,甚至兄弟父子同时入伍者不胜枚举。湘军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书生带兵,渗入这些湘籍书生们灵魂的湖湘文化成为湘军的文化基因。曾国藩随身携带数十箱书籍,行进于漫漫而险恶的征程中,常常苦读至深夜。湘军名将罗泽南,本为湘中宿儒,许多湘军名将都是他的弟子,他所带之兵读书气氛最为浓厚,“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罗泽南的弟子,同为名将的王鑫,继承了先生的特点,白天打仗操练,夜晚闲暇时则紧闭营门,指导兵勇诵读《孝经》、《四书》等儒家经典,读书声传出战壕外甚远。更为夸张的是,王鑫还是个天才演说家,他跟士兵宣讲忠孝伦理,听者往往痛哭流涕。一个团队里最坚定、最基本的力量,一定是具有情感认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是来自亲情的话,并兼有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取向,那就最有保障了。曾国藩用亲谊(亲戚)、乡谊(同乡)与年谊(同学)作为情感纽带,以家人子弟兵之法带兵,把整个湘军带成一个家族的模式,大家共患难也共享福。在湘军不断取得战争胜利的过程中,湘军中的许多将官得到提拔重用,甚至多地督抚道大员也由湘军功勋将官担任,当时号称“天下督抚,半出曾幕”。据同治时期的《湘乡县志》记载,湘军中,湘乡籍文武官员近8000人,其中有32人在《清史稿》中有传。

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状况和人文环境作为人生命运的背景,对人和事物发展变化的作用和影响是普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相同背景下的人和事物必须发生相同的变化,因为每个具体的人和事物所处的独特的、局部的、微观的环境对其发展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环境面前,人既有受其控制、影响的一面,也有适应与选择它的一面。“人挪活,树挪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选择环境,选择适宜自己的环境,实质上是选择一种命运状态。“走西口”,“闯关东”,是通过求生存来改变命运。“跳槽”、“出国”、“移民”则是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舞台,从而提升命运的层次和格局。贫穷落后的山区青年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学技术,学管理,积累资金,然后创业办厂,由此开创命运新天地的成功事例,也是屡见不鲜。

黄贵银是山区农村的孩子,家境非常贫寒,家里10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黄贵银很早就帮着父母操持家务,但主要任务还是放羊。十七岁那年,他觉得一辈子放羊没有什么出路,于是就跟随着一个在沈阳家具厂工作的亲戚,第一次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山沟。他在沈阳打工,从沙厂的筛沙工到小店铺的杂货工,不管多累多重的活,他都抢着干。当时盛行国库券,黄贵银凭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开始做起炒国库券的的生意。不到两年,黄贵银就赚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多的一笔钱两万元。他有了原始资金就开始做代理生意。刚开始,他只是做些机械产品的代理,像面条机、压饺子皮机之类的产品。1995年,他通过一位老乡,试着做代理推销济南东风制药厂的新肤螨灵霜。没想到,他做得顺风顺水,市场一下子就打开了。1996年,黄贵银正式创办九鑫实业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并拿下了新肤螨灵霜的全国代理权。从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九鑫公司的销售额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速度递增。10年之后,九鑫实业公司已成为国内药品营销行业的知名企业,黄贵银本人也拥有过亿的资产。

王宝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其貌不扬,资历平平,不善言谈,更没有学历。然而,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伙子却成了2007年度中国最耀眼的明星,2008年又爬上福布斯的榜单,新出的自传《向前进》成了各大媒体争相追捧的对象。他在书中写道:2005年和2006年,我曾是“傻根”、“阿炳”;2007年,我的名字从“傻根”变成了“许三多”、“许木木”。第一次看到《士兵突击》的剧本时,我几乎哭了,每一句台词,似乎都是摸着我的心写的。“许三多”说“不抛弃,不放弃”,“要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那些漂在北京、饭都吃不上的日子,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说,才一步步扛了过来。我根本没有去演,因为从进剧组的第一天起,我已经一遍一遍告诉自己,“许三多”就是我,我就是“许三多”。我告诉过所有的人,我八岁那年就想拍电影。为了拍电影,我才去少林寺。如果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如果我的父母是城里人,是工人,或者不用那么奢侈,如果他们每年的收入稍微多一点点,我还会希望去少林寺吗?我去少林寺,是为了拍电影,但我拍电影,是真的热爱这一我完全一无所知的事物,还是仅仅为了离开?我又为什么要离开?离开我的父亲、祖父及世代耕耘的土地?离开我善良的母亲?离开我的家?如果当初我不离开,今天的王宝强和城市里街头上任何一个衣着平凡的人,又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许没有什么为什么。在我当初离开家登上开往他乡的火车时,我就已经作出了选择。而我今天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选择的结果。人最终都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是吗?如果我一个13亿人里最不起眼的农民的儿子,一个走过你身边你都不会注意的农民工,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明星”,那么你,任何一个“其他人”,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人可以通过选择地域环境,来改善或改变自己的命运状态。选择一个城市,选择一种职业,都是选择在哪里演绎命运过程,在哪里安筑命运之窝。其实,人人都希望自己把窝挪到大树上去,从灌木丛中乔迁到参天大树上去!不过,对一般人来说,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远比变换环境适应自己容易得多,因为人最容易把握的还是自己。人不能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只能让自己适应环境。“适者生存”,这是前人的伟大发现。只有先适应环境,才能谈生存,讲发展。埋怨环境不好,常常是我们自己不好;埋怨别人太狭隘,常常是我们自己不豁达;埋怨别人难相处,常常是我们自己人缘差。这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换个方式来思考问题。适应且善于利用与之相处的小环境,与自己相处的独特的、局部的、微观的环境“情景交融”。这个“交融”的过程,以及“交融”的背后,你不难发现命运的一部分秘密,甚至你会明显地感觉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推动着你避祸趋福求福得福,使个人或家庭命运进程顺畅、通达,不断上升,从而使命运精彩迭出。1901年,美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个年薪百万美金的高级打工仔,他就是施瓦伯。施瓦伯出生在美国乡村,只受过很短的学校教育。十八岁那年,家中一贫如洗,他来到钢铁大王卡内基所属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当其他人都在抱怨工作辛苦、薪水低而怠工的时候,施瓦伯却默默地勤奋地工作着,一边积累工作经验,一边自学建筑知识,决心要做同事中最优秀的人。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同事们打牌闲聊的时候,施瓦伯又像往常一样躲在角落里看书,正好被到工地检查工作的公司经理发现。经理看了看施瓦伯手中的书,又翻开他的笔记本,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人。第二天,经理把施瓦伯叫到办公室,问:“你学这些东西干什么?”施瓦伯说:“我想我们公司并不缺少打工仔,缺少的是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对吗?”经理点了点头。不久,施瓦伯就升任为技师。后来,又一步步升到总工程师的职位上。二十五岁那年,施瓦伯就做了这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施瓦伯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当你无法让全世界变成你想象中的模样时,你可以将自己变成你想要的模样。只要你愿意改变自己,你就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在适应的过程中使平凡的人生不断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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