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喜欢孔子这种理念：“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一定是比射箭了。比赛时，相互作揖谦让后上场。射完后，登堂喝酒。这是一种君子之争。“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这是一种崇高的境界，非真君子而不可达也。所谓君子，天下为公，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可“争”之事，即便有争，也是为公而争；为公而争，出自公心，必心怀坦荡，不杂私念。而为己而争者，小人也；既为己，必心地黑暗，行止龌龊，不择手段，诸恶敢作。故小人之争不为“争”，小人有争必然是“斗”；争之与斗，一公一私，一明一暗，一正一邪，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诚然，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提升都离不开竞争，但竞争必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之上，遵从规则，恪守底线；其目的是公有所获，己有所进，此为“君子之争”。相反，贪图名利，循私舞弊，逞一己之私欲，丧失良知，不择手段，邈视律法；对社会造成损失，为个人博得私利，此“小人之争”也。
要说这人世间的争与斗，最残酷惨烈者莫过于战争，一部人类文明史，战争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前进的脚步。我们知道，战争的本质是国家间政治斗争，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延续；这种本质属性就决定了战争是残酷而血腥的。
然而，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其杀戮方式也有着君子与小人的不同。诸如兵不厌诈、欲擒故纵、笑里藏刀、趁火打劫等等，无一不是小人的伎俩。然而，说起来难以置信，上古之时，剑拔弩张的血腥杀戮中竟然也充满了君子之风。
春秋时期的两国交战，先敌而后兵是作战的基本原则，再怎么样的国限家仇，绝不偷袭，更不可趁人之危；开战前必下战书，约定地点和时间；战书由使者送至敌国，敌国必须酒宴款待。战书措辞极其委婉，比如晋楚“城濮之战”，楚将子玉使下战书给晋文公：“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什么意思？“我请求和君王的斗士作一次角力游戏，您可以靠在车横板上观看，我子玉也可以借您的光看一看。”这那里是约架，分明是相约看热闹。
两军对阵，开始打仗，但不是上来就干，而是要等待双方排好阵布好兵，主帅阵前拱手唱个大诺，才动刀动枪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交战，大多是车战，一般来说，很少有那种什么以少胜多的做法，双方战车配备旗鼓相当，战车数量均等才能开战。就是动手打起来了，也有规矩的；比如战场上“不重伤，不禽二毛”，即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不逐北”，对方打不过你，转身逃了，你不能追；即使要追也可以，以五十步为限，过了五十步就必须停下来。晋楚“邲之战”中，晋国败，开始逃跑，但在逃亡中，晋国有一辆战车陷在坑里走不动了；追击的楚国人便停下车，等对方修好再追。可这晋国人根本修不好车，于是这个楚国人跳下战车，跑过去帮晋国人修好战车。然后，晋兵继续逃，楚人上车继续追。可没逃两步，晋国战车又坏了，楚国人又下车帮晋国人修好马车，又教晋国人拔掉兜风的大旗，扔掉多余的重物，这才顺利逃走。这类看起来几近喜剧的战事，在当时乃是经常发生的，史书上记载清清楚楚。
这就是古人推崇的“君子之争”，也是我们古代的战争伦理。尽管战争是与野蛮和罪恶相连的，但有了建立在职业伦理之上的战争伦理的规范和约束，如果参战者都能遵守其作为“战士”的职业道德，就会减少战争带来的人身与财产的损失。输和赢全凭实力，不搞阴谋诡计；赢也赢得光明正大，输也输得口服心服。
所以，古代战争，不辱降卒，更不能杀降，这是铁律；白起坑降卒二十万，永远遭到世人的唾弃。由此引申，古代政权更迭，只夺其位，不辱其人，更不可随意杀戮。当然，许多夺得天下者根本做不到，但理想的规则永远都在。
于是，我们想起了近代欧州的决斗，这种起源于中世纪末的意大利的“荣誉决斗”，他们坚信双方手持同样的武器进行决斗是最公平解决争端的手段。据说，决斗最为流行的19世纪巴黎，几乎每天报纸上都会刊登决斗的各种消息，欧洲每年因为决斗而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应该说，这是中世纪骑士精神的一种延续与发扬，也是绅士精神的一种体现；这种“公开、公平、公正”的决斗，完全是一种“君子之争”。
在我的故乡，村民之间也常有相争，但也一样，君子是争，小人是斗。争讲道理，守规矩，可以互怼，但不能互殴，谁先动手，谁就亏理，有理也占了下风。即使要开打，绝对不可偷袭，不可持器械。尤其是男不与女斗，不伤老人，不涉幼婴；也就是说，不能对妇女、老人和小孩动粗。这一切，无不具有古代君子之遗风。当然也有不守这些规矩的，那就是小人之斗了，不仅会遭村民唾弃，而且斗至极端时，容易触犯刑法。
任何社会都有竞争，但愿多一些君子之争，少一些小人之斗；于是，则人类之大幸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