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大唐盛世”，意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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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思考 2023-05-25 06:48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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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屡受外国侵略，几次差点亡国灭种。这是华夏千古未有的变局。翻出老皇历，扳着指头数一下过去的辉煌，不但能自慰，还可以炫耀。

纵观中国古史，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只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几位皇帝，对外用兵，开土拓疆，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其中似乎尤以唐太宗为最，他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所以，我们不断标榜“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以用来藉慰心中的自卑。

像成吉思汗、忽必烈，西征欧洲，东并朝鲜，南服印度，北吞西伯利亚，开中国版图之最，因他们不是汉族人，所以传统史学家对之视而不见。

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以“国富兵强”为标准，看一个时代是否国家富有，是否对外用兵，开拓疆土。

在今天，学者们交口夸赞“大唐盛世”。于是，人云亦云，三人成虎，正如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样，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唐朝真的是“盛世”。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唐盛世”。唐朝是乱世，古来少有的乱世！
说到“盛世”，还得追溯到儒家。太平盛世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尧、舜、禹是它的典范。
儒学大师董仲舒认为，在太平盛世，天地仁和，统治者行王道，不行霸道，即实行仁政、德治，按照周礼等级制度治理天下。
公羊学家认为，人类历史从无序走向有序，由乱世迈进盛世，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必须依次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这就是公羊学的“三世说”。“太平世”是由“据乱世”、“升平世”演进而来的。
“三世说”是一种历史信仰。在极度黑暗时代，残暴不仁的吸血鬼世代“接班”垄断既得利益，弱势群体永世做奴隶。在那时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侠客报仇，人们仍然焦虑、痛苦看不到任何希望，心灵绝望不堪，活着不如死去。在唐朝，李白就梦想做一名侠客，“解放”唐朝人民。

为了给黑暗痛苦时代的人们指出光明，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公羊学家提出了“三世说”，并标榜将来会有一个“太平盛世”。它告诉世人，只要不放弃道德努力，最终可以达到理想的社会。
公羊学家认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三种不同社会，应当实行三种不同制度，所以必须不断革命。它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据乱世”，是血腥屠杀、卑鄙无耻、极度黑暗的恐怖时代；“升平世”，是世人开始有礼法可依的时代；“太平世”，是王道大同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类道德普通提高，个个为尧舜，崇尚仁义与良知，平等对待一切人类。
在近代，康有为撰有《大同书》，即依据“三世说”和西方“自由王国”理想，为中国人及外国人设计了一种“太平盛世”。即使当今社会的李银河，还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康有为。康有为鼓吹“婚姻自由”，人人平等，个个可以“换偶”，“同居”长的只能一年，短的必须满一个月，美满的也可以续约。（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大同书》）
在今天，我们认为，一切以人为本，评价“盛世”的标准应为“民生”。只有老百姓说是“盛世”，才能算数。一切以“民生”为中心，凡是不计“民生”的，都不是“盛世”。

所以，我们认为，唐朝不是“太平世”，也不是“升平世”，而是“据乱世”，即极度黑暗、卑鄙无耻、屠杀抢劫的时代。从李白梦想做侠客一事看来，唐朝人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可惜没有人去“解放”他们。

唐朝无“道”，“道”既不在江湖，也不在庙堂。唐朝人崇尚无耻，看谁更狠毒，看谁会抢劫，以效率优先，不顾公平，良知淹没，正气不昌。

因此，韩愈拨乱反正，要“原道”，抬举孟子，标榜良知良能，提倡“文以载道”。

 

一

 

唐朝是人间地狱，但没有救世主去“解放”唐朝人民。

据《唐会要》记载，武则天时，700年七月，天官侍郎（原称吏部，负责选拔官吏）顾琮见寺院墙上画有“人间地狱”，他指着壁画对同事说：“我们也是最痛苦的，为什么不把天官选官画成地狱！”可见，唐朝不仅是百姓的地狱，还是官吏的地狱。

因为官贪税重，土地兼并严重，全国一半百姓被迫逃亡。残疾人免税，所以许多人纷纷自残肢体，美其名曰：“福手”、“福足”。人人都想健康长寿，可唐朝人偏偏喜欢当残疾人。估计，唐朝的残疾人非常多。
在关中，男丁害怕当兵，许多人采取烧、烫、烙、熨等手段，自成残疾，以逃避兵役。有的用麻染石蜡，缠绕手臂或大腿，点火烧成残疾，简直惨不忍睹。白居易有诗《新丰折臂翁》，讲述了唐玄宗时一农民捶成“福手”以保全“猪”命：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儒家标榜“孝”道，认为人的身体，受之于父母，不能有任何的损伤，应当“全归”于天。虽然唐朝人自残肢体，是大不孝，但他们能苟且偷生，还有机会梦见“太平盛世”！

唐玄宗手头紧，缺钱花，重用能人抓“创收”。他们个个擅长“勾剥”、“勾征”，即最大限度增加税收。皮日休在《橡媪叹》写道，贪官们欺压百姓，明明是一石谷，偏偏只量作五斗，“吃”掉百姓一半。这种情况，整个唐朝都一样。《橡媪叹》：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穟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官尺长，民尺短。一匹布本来只有四丈，官吏在征收布帛时，使用官尺衡量，百姓六、七丈布也只能算做一匹，要吃二、三丈的亏。
皇帝诈称减轻农民负担，免税一年，却又命令官吏照旧征税。唐太宗、唐玄宗常常玩这样的把戏。白居易《杜陵叟》一诗说：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百姓是“良民”，被迫卖田宅卖子女，仍然不能完税，只好借高利贷。王梵志诗说：“贷人五斗米，送还一石粟。”明知高利贷借不得，但为了救命，也只好借来下锅。

古代中国，农民逆来顺受，不管是阿鸡、阿狗当皇帝，还是阿猪、阿猫做县令，他们只知道有两件事：吃饭与交“公粮”。农民胆小怕事，做不了流氓，所以一般不敢造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水草，水草吃泥土。也正是如此，农民世代“接班”吃泥巴。

唐朝有“和市”，名义上是公平交易，实际为合法抢劫。李世民时，“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各地都在合法抢劫老百姓。一次，韩琬说：“今和市颛刻薄，名为和而实夺之。”白居易有《卖炭翁》，虽然是记述中唐“宫市”强抢百姓，但其行为与唐初的“和市”无两样。《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牛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官府雇佣百姓干活，开始则诈称付报酬，可等你完工后，官府分文不付。王梵志诗说：“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夫婿暂时无，曳将仍被耻。未作道与钱，作了擘眼你。”女工被雇佣，还要被强奸。
在唐朝，奴婢是私有财产，可自由买卖。因此，许多不法分子掠卖人口牟利。
武则天时，作家郭元振出任四川梓州通泉尉时，“收容”了一千多良民，转卖作奴隶牟取暴利，以作为交友、行贿的费用。当地百姓被他搞怕了。

唐中宗时，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安定公主等人，无法无天，竞相派走狗守候在马路，看见行人就“收容”。外国僧人范慧，因向太平公主行性贿赂而走红，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收容”百姓。
官府每年要“和买”奴婢，名为“和买”，实则抢劫。富豪、地痞们怕亏本，无可奈何，就四处“收容”百姓，低价卖给官府。所以，许多自由民身份的百姓遭殃，一不小心被“收容”了。
统治者不以人为本，无视民生，遇到天灾，竟然慌称无灾，大灾反而有大丰收。
628年六月，首都闹旱灾、蝗灾。唐太宗抓了一只蝗虫吃掉，表示由他一人承担“天谴”。于是，官员们纷纷宣称蝗虫不为灾了，当年农业大丰收。
753年、754年，水灾、旱灾相继而来。唐玄宗担忧大雨淋伤庄稼，将来收不到税，杨国忠叫人采集好的禾苗，进献给唐玄宗，说：“雨虽多，不害稼也。”于是，杨国忠上书宣称农业喜获丰收。
875年秋，黄河流域，遮天蔽日的蝗群自东向西飞来，所过之处，好比日本鬼子进村，一片精光。首都地区的长官杨知至向皇帝报喜说，此次蝗灾遍及全国，但皇恩浩荡，蝗虫通人性，不吃首都的庄稼，个个朝荆棘自杀撞死了。于是，朝廷百官纷纷上表，互为庆贺。
804年春夏，关中大旱。首都地区的长官向唐德宗报告说：“虽然今年有旱灾，但是谷田都非常好。”秋收之后，百官汇报说，农业喜获丰收。
869年，中原大旱。百姓跑到衙门向陕州观察使崔荛诉说旱情。崔荛指着庭院中的一棵树说：“这棵树还有树叶，哪里有什么旱灾！”

唐高宗时，有人靠吃糟糠度日。唐玄宗时，有人吃泥土拌面饼。是什么“盛世”？
贫民喜欢多生儿女，“多子多福”，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可以卖掉儿女来避难。王梵志诗说：“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又说：“钱少婢不嫁，财多奴共婚。各各服父祖，家家卖子孙。”
官吏贪婪，百姓不可活。《朝佥野载》说，皇室李熊为泽州都督，与前任都督尹某相比，他像白痴一样，贪婪无比。百姓创作民谣说：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襁（钱贯绳）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在唐朝，纳税的尽是贫民。越纳税越穷，越穷越纳税。而既得利益集团免税。正如皇甫湜说的：“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
贫民求生不可，求死不得，生不如死，王梵志诗说：贫穷田舍汉，庵子真孤凄。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襆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丑妇来恶骂，啾唧搦头灰。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赔。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

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儿在愁他役，又恐点着征。一则无租调，二则绝兵名。闭门无呼唤，耳裹挃星星。

生时同毡被，死则嫌尸妨。臭秽不中停，火急须埋葬。早死无差科，不愁怕里长。行行展脚卧，永绝呼征防。生促死路长，久住何益当。

奴人赐酒食，恩言出义气。无赖不与钱，蛆心打脊使。贫穷实可怜，饥寒肚露地。户役一概差，不办棒下死。宁可出头坐，谁肯被鞭耻。核为抛宅走，良由不得已。

穷人无钱无粮纳税，不但要被里正拳打脚踢，还要被木棒、马鞭暴打一顿。
王建《田家行》说：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繰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愿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元稹《田家行》说：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穀，六十年来兵簇簇，日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耧犁作斥劚，姑舂妇担去轮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雠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不遣官军粮不足。

百姓无钱无粮纳税，只好卖掉家产，可惜卖掉家产，还是不能完税。

 

二

 

唐太宗时，没有“贞观盛世”。唐玄宗时，没有“开元盛世”。

古代中国的税收，“取之于民”而用之于皇帝。老百姓卖田宅、子女，以向前来逼催的官吏交税。而皇帝却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花天酒地。

如果说，剥削老百姓仅仅只供皇帝一个人的纵欲，百姓尚且能应付。但是，皇帝若重用能人搜刮民财，那就会天下大乱。儒家经典《大学》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意思说得好，与其有“经济能人”抓“创收”，搜刮民脂民膏，宁愿全国大部分官员贪污“公款”。

大部分官员贪污，虽然也等于抢劫老百姓，但他们是“虎口夺食”，即从皇帝口中“分流”财富。“经济能人”奉命抓“创收”，为了多赚一分钱，不惜挖地三尺。他们都是“鬼子”，残暴不仁，无情无义，唯利是图，一有机会就中饱私囊，大发横财。皇帝新增两块钱，“经济能人”就私赚三块钱。百姓们苟且养活一只大官猪，偷生于人间，如果一群官猪来吃食，那么只有被吃死。
因此，老百姓不怕皇帝像肥猪一样贪吃，税收“取之于民”而“用之于皇帝”，就怕有一群官猪，吃得民不聊生。
唐玄宗重用“聚敛之臣”，虽然搜刮到了民脂民膏，但搞得民不聊生，搞垮了江山。“钱谷之司，唯务剥削，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民阎困矣。”（杜佑《通典·食货典》）唐高宗时，裴守真说：“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张九龄说：“浅中弱植之徒，有才无耻。”像李林甫、牛仙客、杨国忠之流，都是半文盲，不读书，就是擅长抓“创收”，无耻之尤。
因此，唐朝“国库”日丰，贪官私库渐满，老百姓益困。诗人杜甫《忆昔》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已故唐史专家韩国磐曾撰写《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一文，利用唐朝敦煌文书的记载，分析当时的敦煌人的生活状况。他得出结论，唐玄宗时的敦煌普通百姓，交纳国税之后，几乎半年缺粮。

唐玄宗时，人民逃亡最多，保守估计不下五百万户，二三千万人。贫民没饭吃，而“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有的落草为寇，有聚众起义。王梵志说：“世间乱浩浩，贼多好人少。逢着光火贼，大堡抄小堡。”
整个唐朝，即使唐太宗时国力最强盛，也没有出现“贞观盛世”。从唐高宗开始，国力日弱，四面开始打败仗。唐玄宗时，国力十分衰弱，虽然“国库”丰盛，但民不聊生。所以，也并无“开元盛世”。
传统史学家以“治体”为标准，认为“国库”丰盛，人口庞众，“国强”就是“盛世”。这种评判漠视“民生”，不是以人为本。不把“民生”当作“盛世”的衡量标准，是史学家良知的沦丧。我们必须否定它。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说：“……夫谷帛降贱，适益耕夫织妇生计之艰。货物流衍，更开駔侩豪民兼并之路。若此者，往往外观繁盛，实则贫富不愈不均。富者恣其骄奢，贫者耻其逮焉而追随于后，则俗益坏而民益嚣然愁苦，不聊其生。事势如斯，最宜警惕。而唐人转以是称开元为全盛，只见其昧于治体也。国家取民虽薄，利也或不在民，而归于中饱，搜剔征责，谁曰不宜？然亦视其用之之如何。若竭天下之资财，以供一人之侈欲，则其贤于中饱者几何？而中饱者究犹有所惮也。且搜剔征责者，岂能域于吏而不及于民乎？欲剥民者，不益得所藉手乎？故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可谓不刊之论。
初唐时，已是人间地狱。到了中晚唐，则是每况愈下。聂夷中《伤田家》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粮谷尚在稻田里，就已被抵押借高利贷去了。其实，在唐朝初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

 

中原生态环境的破坏，加速了唐朝的败亡。唐朝初年，土地兼并已非常严重。

一片土地，一百年之内，要换八十多个主人。为了吃饭，唐朝人疯狂地开垦“荒地”，破坏生态平衡，导致土地利用率下降，加上人口逃亡，所以中原经济日渐衰落，全国经济重心南移。
诗人元结在765年《问进士第二策》里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虽然有一些夸张，但大量开垦山地，破坏了环境，不无事实。
许多失业农民逃入山林，有的打猎为生，有的抢劫为生，有的种植山地为生。其中，逃民种植山中旱地，大都刀耕火种，也就是唐诗中常见的“烧畲田”。放火烧山，最终导致童山濯濯，水土流失，经常山洪暴发。一片山林烧毁后，逃民又流窜到另外的山林去烧种作物。由此而来，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唐中晚期，黄河泥沙泛滥成灾，漕运河道经常因淤积而改道。到了宋代，黄河成为一大水害。
四川一带烧山严重，长江由此变成黄河，宋人撰写的《岳阳风土记》说，一到夏秋雨季，长江上游的泥沙冲入洞庭湖，潇湘清流顿时混浊。岳阳人称作“翻流水”。

在中原，人们为过度榨取地力，不进行休耕养肥，最终使得土地草原化或沙漠化，无法耕种。在南方，雨水充足，百姓靠渔猎、采集、种植水稻等，足以轻松地生存下去。所以，在北方粮食总产量、地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榨取和开发南方成为救火之急。史称，在唐朝，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实际是南方人民严重倒霉的开始。
在唐朝中晚期，中原藩镇割据，中央几乎完全靠南方税收支撑。784年，全国旱灾、蝗灾，关中最严重。米价暴涨，饿死无数。禁军差点哗变，闹着要粮食。浙西节度使韩滉调集一百万石浙西米，接济关中。当韩滉运载三万石米行抵陕州（今陕西三门峡）时，唐德宗听到这个喜讯，跑去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蓝勇教授提出，唐朝在八世纪中期，气温开始下降，中原经济衰落，最终导致唐朝败亡。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事实上，中晚唐时气温仍然与唐前期一样。如果气温下降，北方胡人生存压力加大，被迫南下抢掠或移民，那么应早就吃掉了唐朝，不必推迟到宋朝才形成南北割据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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