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研讨会侧记

博客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研讨会侧记

                  2006年10月28日

何必

10月28日，博客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家研讨会如期举行。

10月13日我接到网站一直负责这种研讨会联系工作的编辑的电话，问是是否可以出席如此话题的研讨会，我想这是个听取不同声音的机会，回答说可以；那个挺漂亮的小女孩接着问我是否可以做专门发言？我答复说试试。然后，她就将邀请函的电子文本给我发过来。

（略。）

此次活动具体安排

（何必注，略。）

由于我的工作中，有太多的内容是与这两个领域相涉及，因此找个机会和新闻由头对此再说点子什么，也是很容易的事；何况，我算是个心里放不住事的主儿，只要还有什么承诺没有兑现，我就总是感到压力；如果能够提早交差，我也就又可以只当没这回事般的胡作非为苟且偷生了。

于是，10月17日我拿着《首都经济报道》的一则报道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残缺”的稿子，上传到博客上，同时抄送给那个联络编辑，很快得到了她的回复。

多谢您！

潘老师：

    非常感谢您这么快就准备好了发言稿，费心了，多谢！我会提前帮您做首页的推荐。

工作愉快  顺意

李艳菲

10月28日又是个周六，该网站安排这种研讨会好像都是在周六，而我每周打一次羽毛球也是安排在周六，不过好在是上午10时至11时，而且羽毛球算是雷打不动的安排。11时下场赶回来洗澡吃饭，基本上没有时间干别的了。这样，为了能够保持每天都有文字上传，我就不得不赶早起来，与电脑键盘过意不去，拼命地在我那个被同事比划着干脆从高处往下一仍摔碎了完事的配置很低速度很慢的惠普AMD笔记本上鼓捣时光，并在研讨会之前将第一批稿子发出去，（这是因为我所用的搜狐邮箱是搜狐聘请我作为其专栏作家时开通的，但去年突然对于一次性发送邮件的数量有所限制，而且经常因为发送邮件数量而封锁我的邮箱，闹得我那时三天两头给搜狐企业邮箱管理部门打电话，经过多次协调，我只能将这种稿子的邮件分作两批发，中间间隔必须一小时以上。）等到晚上回来后再发另一批邮件。

提前出门，称作公交车，看着杂志。不想，在西单处却发生了堵车，原因不详，只是那里的车堵得浩浩荡荡摩肩接踵。车上的乘客纷纷请求驾驶员能够打开车门提前下车，司机以没到站而不答应。按照北京话说，这个司机是够“纣”的——一根筋，赶上开通的司机打开车门让人下去，大家互利互惠也算双赢，但谁也不能说司机的做法是错的，因为制度上要求必须进站开门，如此机械地执行制度未可厚非，但却败坏了太多的人的心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不止如此，在堵了许久后车终于动弹了，进到站上，只是因为没对准站牌，驾驶员也许因为刚才与乘客的对垒情绪不佳，差一点也要挪，还是不开门，而旁边不时有其他加塞的公交车兜头挤到前面去，致使我所在那辆倒霉的车总是等啊等的。谁也不会更无法追究司机的责任，但耽误时间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一看手表，知道为了这么个大周末莫名其妙的堵车和杠头司机，今天要破天荒迟到了。要知道，迟到对我来说可是天大的事，我一年中也不会有什么迟到的景象。这次却发生在这么个场合，特别是，我所在《城市》节目的制片人和编导摄像都会前往研讨会，我口口声声说自己从来不迟到，这下可让他们丫抓住把柄了。

14时8分，赶到会场，与那个联系编辑打了个招呼，进入。正在开始。李峙冰等人已经架上摄像机工作。我负疚地看着四周，坐了下来，看着分发的文字。

博客中国专栏作家“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研讨会议议程

（略。）

按照这份材料，我抬头看看，很多人都没有到场。王俊秀本人就缺席了，改由郭明虎代办。

温铁军还给我发邮件时，其中就有仲大军所办的所谓“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的文章集锦。我知道，这个仲大军原本也是个报纸记者，弄到后来自己很有感觉，弄了个观察中心，将时下热门的经济话题和表述汇集起来，采用收费的方式向社会兜售。我看过一些其中的文字，在网上都可以免费找到，于是对他这种赢利模式很不以为然。

主题演讲后进行专题发言，左小蕾风风火火赶到，并告知她还要赶飞机，请求先发言，其中建议可以采用几种方式将国有资产转入社保基金。发言完毕行将离开，原本第一个发言的高书生对左小蕾提及，这种将国有资产转入社保基金的说法并不新鲜，而且早就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接下来的专题发言，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超时。

会上，高书生赠送给我一本他所写的《就业、分配和社会保障》，并告诉我他经常看我的那些稿子。

后面的发言，基本上是各说各话，有些内容距离主题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把小布什的霸权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等等稀里糊涂地强行放在了一起，而且没完没了地说着，即使主持人用字条提醒超时也全然不顾。

其中有人提到，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实际上就是农村人口老龄化，中国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问题，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困难。

对于这种说法，我感觉还是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层面，而且，看上去，很多的与会者对于新闻的掌握实在欠缺。

就在这个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天，《北京晚报》发布消息，根据我国的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7%；而根据国际贫困线，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何必注，略。）

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什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当中，一半在城市！

而且这里面的问题还有：首先，中国的统计数据从来都是不可信的，4800万贫困人口的数字无非是为了惹人耳目文过饰非；其次，中国的贫困线设定从来不与国际接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标准是日消费在两美元以下为贫困，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为极端贫困。而这时，我们却别有用心地将贫困线中国特色化了，即使是在如此报告中，也还是对联合国的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区分只字不提。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日消费在两美元以下），那将有多少？还有，必须看到的是，我们的主流宣传口径向来是人均收入，但却从来没有联合国这种人均支出。我从来都认为，所谓人均收入，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下，拿出来与其他国家比较毫无意义。

我发言时，主持人介绍了我那篇稿子的标题。我说那篇稿子已经挂在网上，前面夏业良谈到，搞人文科学的人都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我不是搞研究的，而是做媒体的，这个工作决定了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鲜活的现实，也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我倒是想说说我们在采访过程中面临的困惑。

《城市》是个深度调查节目，制片人李峙冰今天也来到了会场。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银发世界等等说辞，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在这个节目中，我们曾经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探讨过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谁来为我们养老、空巢老人等很多题材进行过报道。其中有些报道很有意思。比如，上个世纪70、80年代，农民很热衷于得到城镇户口，使得自己的身份得到转换。可是，现在的情况大有不同，农民不愿意如此，进行农转非，因为如果农转非，就会面临失去土地的结果，而到了城市，则会出现社会保障残缺所导致的问题。一个40岁农转非的人，进入到城市，社会保障无法衔接，工龄只能按照从农转非时刻开始计算，此前的所有社会保障都没有了。应该说，这种情况表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退化，相对于农村来说更加迅速，农民以其切身感受和理性选择已经在拒绝城市化。

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奇特。新中国建立后，工业化进程大大超前于城市化，到现在我们不得不为这种不协调付出高昂的代价，要在几十年中将6、7亿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完成城市化，而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向海外移民甚至殖民的行径，但当中国进入城市化过程中时，地球上已经没有了如此空间，必须要在本土上完成这一无论从数量规模上还是时间紧迫程度上都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任务。

原本，城市化追逐工业化已经给我们空前的压力，现在却又面临着老龄化的现实。法国的老龄化进程用了110年，中国只用了18年。于是，工业化、城市化、老龄化集中在同一时间，各种矛盾和隐患集中起来，更是给中国社会提出了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挑战。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逐渐空缺的社会，这种状况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作为社会核心成分的家庭的稳定性。中国的家庭是全人类所瞩目的宝贵制度，但短短几十年中，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家庭的危机，其中，老龄化的冲击有目共睹。一旦进入老年，就迅速被社会运行秩序所抛弃，沦为边缘人，伴随着的就是贫困化，以及夏业良所说的社会福利的急遽减少。

同时，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供给的欠缺，更是导致社会保障资金监管方面巨大的漏洞。上海市社保资金案、郴州社保资金案等，昭示着现在已经进入社保资金挪用乃至贪污案件高发时期。人们自己掏腰包拿出来的养老钱，却被人为所欲为，极大地动摇了社会对于政治制度的信心。

项怀诚最近谈到，中国的社会资金缺口不是数以千亿计，而是数以万亿计；并且，目前由于缺乏准确的指标和参数，其中的测算都很有问题；中国的社保资金的投入上，必须加大到每年远远超过目前的2300亿元的水平，才有可能弥补如此巨大的缺口。这种说法表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社保资金黑洞，制度缺失使这个领域面临严峻的形势。

当然，这些内容由于随感即兴，并不完整。

而这时，夏业良给我递过来主持人的字条，“时间已过”。我只好草草结尾。

其实，就算不按照稿子，可以说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现在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延迟退休，将人们的工作年限向后推迟，借以缓和老龄化压力。

我感觉，这又会是一场对国民新的掠夺。发达国家延迟退休，法国已经将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至65岁，其背景是发达国家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条件下，出现人口的负增长，面临劳动力短缺。而中国目前还存在着严峻的就业问题，如果延迟工作人口的退休，将会极大的排挤失业人群的就业空间，牺牲其就业机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同时，发达国家有着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工作人口退休后能够有所依托，而中国却是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渐瓦解的情况下，如果采取延迟退休政策，将会让工作人口更多地缴纳社会保障费用，而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时间却由于退休年龄的提高而缩短，从而形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现收现付的社保资金使用模式，将现在工作人口的社会保障支出与现在退休人员的保障资金账户混同，寅吃卯粮，埋藏了巨大的定时炸弹，同时由于制度缺失也为腐败提供了操作空间。

说到底，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就是老龄人口的贫困化边缘化垃圾化，也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

如果我们将工业化、城市化、老龄化、贫困化、垃圾化、边缘化等放到一起，是不是可以描述出当下中国的真实景况？

时间过了就不说，不像那些倡导什么“双向思维”的“专家”一旦把上了话筒就喋喋不休，根本不管会议主题和其他与会者的感受，放逐研讨会上的公共利益，只顾自己先说着痛快。咱还是有那么星星点点的公共道德，知道如果我超时，将会挤占别人的发言时间。

研讨会结束，马立诚对着我：“何必，再给我一张名片。”我冲着他开玩笑：“你写我写了那么多，（指其在《交锋》那本书中对我1980年代经历的叙述和评论，他告诉我，1987年在人民日报社他所宿舍里与我进行过交谈，当天他的室友吴祖光听了我的遭遇后忿忿不平了好久。）怎么居然忘了我是谁？”

我对侯宁提及李峙冰也来了，大家什么时候应该一起喝酒。他又问到了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及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手机？这个时代性的问题也就这么着吧。

郭明虎私下里介绍了网络面临的管制，很大程度上比其传统媒体来控制得还要严格，比如不准讨论博客实名制！很多网民并不了解内幕，一味指责网站删除稿件，可来自官方的关注日益密切频繁。

会后的晚餐时，我从王晓毅那里才得知，他们所的陆建华已经在押，罪名是间谍。虽然我对此人一向反感，但如今落得个阶下囚，我就不那么想指责了。

夏业良则对参与我所在电视节目颇有微词。虽然此前我在办公室里曾经与他讨论过，但他看过我那篇有关媒体的专家依赖症的稿子，认为媒体实在多此一举，并且总是断章取义。这当然是媒体的愚蠢，可我和李峙冰还是劝他不能因噎废食。

马立诚倒是因为现在还作为凤凰卫视的节目策划，对电视并不反感，认为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城市》介绍他在香港的体会。夏业良附和说其实美国很多小城镇的管理也是可以介绍的。我顺水推舟说这正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细节嘛，等着节目出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