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医院”活动是多部门协同腐败

“平安医院”活动是多部门协同腐败

                         2007年5月17日

何必

 “平安医院”出现了……（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何必注，略。）

网上有关医生和患者的段子很多。比如：患者：「大夫，我咳嗽得很重。」大夫：「你多大年紀？」患者：「七十五歲。」大夫：「二十歲咳嗽嗎？」患者：「不咳嗽。」大夫：「四十歲時咳嗽嗎？」患者：「也不咳嗽。」大夫：「那現在不咳嗽，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咳嗽？」

现在，全国范围里，又有了这么个创建“平安医院”的活动。不肖说，依然是那种抽疯似的政治运动模式，而且依然沿用了拿纳税人钱不当回事儿挥金如土来不来就若干部委局办联手，折射出现如今的中国社会，行政边界和权力分配格局日益荒唐，执政为民在委府责权利模糊的状态下几近一纸空文，如果不拉上七大姑八大姨将所有衙门都囊括进去连中南海都会寸步难行的真实景况。

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4月18日国家卫生部新闻办透露，去年中国内地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造成医院财产损失超过2亿多元。为此，卫生部将在全国卫生系统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建立减少和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的机制。

卫生部这种说辞当中，只是说了打伤了多少医务人员，造成了多少医院财产损失，却闭口不谈有了多少医疗事故，误诊乃至通过收受红包和回扣的事件到底有多少，给患者造成的损失又有多少……本来嘛，各说各话，拿谁钱财替谁消灾，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当然要为属下打抱不平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把医患纠纷说得越血腥，可以绑架的公共资源就越多。

这不，卫生部终于动员了比如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7个衙门一起，弄起了这么个“平安医院”活动。5月11日《新京报》：聘警察处理医患纠纷属误解。（何必注，略。）

卫生部这个新闻发言人，因为非典时期每天发布疫情公告而成为了公共人物。人们更记得，也是那个非典，卫生部部长大人张文康信口雌黄否认非典疫情的存在，延误了预警时机，因此而丢了乌纱帽。（当然，所谓的行政问责制的真实路数到底如何，我以前也专门讨论过，从张文康、孟学农、马富才、解振华等被问责官员没几天就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就可以看出在官僚体系中，国人的性命价值几许，以及如此权力体系是否还值得人们存留丝毫信任和依赖。）也就是说，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的官场一模一样，卫生部也是具有优良传统的造谣惑众的行家里手。

就拿这个毛群安来说，面对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他是怎么评价的？媒体报道，去年7月10日上午，在卫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毛群安就近期媒体报道的“医闹”行为表态，称“医闹”是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而卫生部将坚决打击这种违法的行为。毛群安还表示，“如果媒体丑化医疗机构，可能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广大群众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受到损害和损失”。

看到了吧，医患关系紧张，是“媒体丑化医疗机构”导致的，这还会导致广大群众的损害和损失。

我本人出生在医务人员家庭，此后又和医务人员组成过家庭，对于医务人员应该有着特殊的感情。不过，时过境迁，现在的医务人员都是些个什么货色？从白衣天使演变为白衣魔鬼。到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返贫因病等死，医务人员连基本的做人底线都不断击穿遑论毛泽东所谓“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大处方过度医疗，为了吃回扣不惜将患者健康作为中饱私囊的筹码。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医药代表”揭露行业黑幕的内容，就会让人毛骨悚然，看到当前中国的医务人员都是些什么样狼心狗肺的人群。在号称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中国，居然会出现这种状况，也实在令人唏嘘不已了吧。无论如何，中国医疗公平性在全世界（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所有国家）倒数第四，这怎么着也不能怪罪媒体吧。

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在信息不对称状况非常严重的医疗领域，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而如此情况下，医疗领域里的事故纠纷的仲裁权又为医疗机构的上级行政主管单位所把持，仲裁规则也完全由卫生部一手遮天，毫无公正独立科学可言；进一步，法律也依据仲裁结果作为举证程序中具有决定性的成分。在患者处于如此缺乏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当中，出现被卫生部别有用心称之为“医闹”的事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法制日报》5月10日对于卫生部联手7家衙门搞这个“平安医院”活动还是在抹稀泥和文过饰非：警察进驻，进校园、进社区，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但进医院却有骂声。（何必注，略。）

看到了吧，现如今的中国社会就会出现如此光怪陆离的说辞。

医院聘请警察当副院长，这应该是中国特色了。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警察有执法权。而作为医院的副院长，当然就会站在医院的立场上，保护医院的利益。就算没聘请警察在医院行政系统里任职，像北京那样多家医院设立“警务工作站”，可想而知的是，日久生情，警察与医务人员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混个熟脸也好办事。

特别是，看病难意味着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之所以出现医托、号贩子，本身就是由于挂号难而造成的，医疗资源的紧缺，使得“警务工作站”的警员有了发财之道，创设了新的设寻租场所。而借着打击医托、号贩子的名义，垄断挂号资源，更会让本来就紧张的医疗资源体系进一步畸形和错位。

而且，设立警务工作站，也只能是在卫生部所属的所谓公立医院。至于民营医院嘛，死不死啊你！

进一步，中国社会当前的治安每况愈下也是尽人皆知的。警方对此的解释是警力不足（这又是个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范例）。建立医院里的“警务工作站”，将会在医院里配备相当的警力。从报道中看，一个医院要配备4名警察和12名协警（这种协警与比如交通协管员等等的合法性问题又会成为社会热点），如此将警力向医院集中，会使得社会上警力不足的状况加剧，导致社会治安状况的愈发恶劣。

官方美其名曰在医院里设立警务工作站是“抓小偷、搞防范、搞宣传”，那么医院外面的小偷就不归警察管了吗？防范宣传的工作更不为来医院的患者所特殊需要。

而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执法现实情况下，类似北京市法院在执行判决方面所出现的选择性执法，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医患关系当中。表面上看，警察应该站在公正不偏不倚的立场上，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这会带有太多的人为色彩。没听见开篇报道中那个警察面对摄像机是怎么说的？“搞好医院里的秩序和治安防范问题，主要工作还是指导和协助，尤其是对医院存在的医患纠纷，协同医院给予严厉处理和打击。”

看看我们的人民警察这番说辞，就可以体会到这警务工作站到底会是个什么货色了。

《法制日报》提到的那个什么教授还给医院里设立警务工作站弄了个很专业的词汇，叫做“岗位前移”。可警察的岗位这种前移，是否经过了纳税人的同意呢？按理说，警察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其工作岗位的变迁，必须得到纳税人及其代言人（姑且不说中国社会里这种代言人是否存在）的批准，怎么会由卫生部联合几家衙门闭门造车就搞定了、对纳税人连个走过场的形式都没有了呢？

再说了，如果说医患关系紧张就要协同医院给予严厉处理和打击，患者的利益由谁来保障呢？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都有着一定组织化程度的机构为其成员鸣冤叫屈挺身而出，可现在中国有什么患者协会吗？患者利益受到侵害，只能诉求于加害方的上级单位，这有什么公平性可言呢？

各行各业都有其组织化的利益维护渠道，患者却处于赤裸裸的状态。大而言之，如果将患者视作医疗服务领域当中的消费者的话，那么消费者协会明确表示，医患纠纷不属于其职责范围。

更何况，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功夫还收取企业钱财为进贡企业颁发什么信得过产品称号呢（比如欧典地板事件）；而今年，中消协干脆扯下了半民间组织的面纱伪装，向权力体系投怀送抱，吃起了财政饭，彻头彻尾沦为一个官方的奴才。

如此情状里，患者还指望能够得到有效庇护，那只能是痴人说梦了吧。

问题还不止于此。说医患关系紧张，这只不过是现如今中国社会所有人群当中及其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商家与顾客、老师与学生、官员与国民、丈夫和妻子、妓女和嫖客……哪个关系又不紧张呢？出现了关系紧张及其导致的引发的治安冲突，就应该有警察的身影。那么是不是说，在所有大中小学校都应该设立警务工作站？在所有的社区、商场、衙门、娱乐场所乃至家庭都应该专门为警察设置工作站以功警察“抓小偷搞防范宣传”？

所以，卫生部联手那么多衙门做这么个“平安医院”活动，表现出卫生部根本不想从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性问题入手解决矛盾，而是采取了避实就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回避了以药养医和医务人员整体性道德败坏的现实，绑架司法等公共资源，谋取卫生系统不正当利益的真实本质。而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透露出货真价实的医疗腐败的新气象。

因此，这种医疗体系和警方狼狈为奸的路数，在如今中国的趋势里，也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