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个教育创新

又是个教育创新

                                            2004年3月4日

何必

交大实行弹性学制  6名导师指导1名博士（略。）

这报纸，做标题成了这样，吓了我一跳。用触目惊心的大黑字号标题来吸引读者，以假乱真也当属时尚。本来嘛，谁都知道让6个导师带1个研究生的时代恐怕一辈子也赶不上了。

就交大新推出的这个举措上看，好像是颇具新意，形成了对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个导师带若干研究生方式的突破，似乎是把目前流行的形式做了改进。可是想想，还是有些困难。

这项改革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形成了导师小组，设立一个组长，下设几个副导师，共同带总数不超过8个博士研究生，无论是“组长”还是“副导师”，最多平均每个导师组成员带1.33个研究生。其实，事情就这么简单，那则新闻的标题要是改作“1个导师最多只能带1.3名博士生”就万事大吉了，根本没有“6:1”那么斜乎。

可是，这项创举在设立时就为日后留下了可见的漏洞。规则设计里，这个小组成员的人数是可以调整的，那么，如果是人数减少了，所带研究生人数将如何调整？如果小组里有5个成员，研究生数目按照四舍五入是招收6个还是7个？如果是7个，那么师生比例就成为了1:1.4；如果小组成员减到4人，能带研究生数目是5个还是6个？如果是6个，比例就变成了1:1.5；……还有，按照新闻里的表述，“副导师每增加1人，可增招1—2名博士研究生”，如果考虑到带研究生是与导师个人收入挂钩这种实际情况，恐怕都会向上限靠拢。在小组规模没有刚性限制的条件下，容量是可以任意扩大的，增加人数是不受约束的。这样，在小组的名义下，扩充到班、排、连等建制规模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按照每增加1个“副导师”可以增加1—2名博士研究生的规定，再考虑到实际操作中多多益善的效益分配机制，于是，就自然会形成以6人小组为基数，规模越大越能向小组里平均1:2的师生比例的目标靠近，把原来1:1.33的比例架空甚至抛到九霄云外。而到这时，说穿了，不过是在导师能够带博士生数量方面做了规定，最多不能超过两名。而且，这还仅仅是一年期间里的数字，博士研究生学制通常是3年，如此下来，“小组”里人均可同时带的博士生数量为6个。

再考虑到交大这次颇为得意的改革里鼓励学生搞积极进行科技研发和创业实践活动，可以分段完成学业和累计学分的停学制度，停学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的规定，停学研究生并不计入小组带博士生名额，如此一来，假如所有博士生都有“一般不超过”两年的停学经历，那么“小组”人均可同时带博士研究生数量就成了10名！更不用说，这个“一般”也照样是个很模糊化的界定，有一般就有不一般，真是出现停学三、五年也不足为奇，而假如是，人均同时带博士弄出个天文数字也还是可能的。

这样一来，与改革前导师带博士生数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其空间依然庞大，照样改变不了博士研究生生产线的批量处理状况，没有对这种流水线生产方式做丁点贡献。表面上看，交大这种改革是通过限制招收博士生数量而提高教学质量，但预设好了的制度余地，给这种改革最终形同虚设做了铺垫，在改革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了重蹈覆辙的前景与路径。

故而，交大的此项创举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巧立名目哗众取宠而已。

更耐人寻味的是，如此改革中，把个人负责制改作了以“小组”名义出现的集体负责制。众所周知，集体负责制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名义上是谁都负责但实质谁都不负责。在改革前，导师个人带研究生至少还有个脸面，带出的博士还得口口声声“我是某某的学生”，那个“某某”也还必须顾及自己的荣誉和地位，而交大这种小组负责制实施后，博士研究生该怎么说呢？“我是某某小组的学生”？人们常说的“师从某某教授”变成“师从某某小组”？可想而知的是，一旦学生遇到了问题，直接责任人是谁？如果没有，而是面对一个集体，那么导师个人学术水平、表达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学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上说，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收益是理性选择，那么，出现躲避学生求个清净与安闲当属正常之事，而如果学生论文没有获得通过，责任是否也要由小组整体来承担？其中造成内讧的隐患就成理所当然之事；而如果学生功成名就，则注定又会发生争先恐后抢功摆好的行径。功过面前，自然会有不同的嘴脸，彰显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制造恶性竞争；最终无非就是好处往自己身上捞坏处往集体身上推，没有是非没有原则没有责任。而其体制上的原因，盖出于这种异想天开但又名不符实的制度创新。

另外，争权夺利之中，组长争夺战的血腥也是在所难免的。在已经很复杂的权力体系外，以改革的名义派生出新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与利益密不可分的，在当下唯权至上的环境里，创新就成了弄权的把戏。

高等教育改革，别老是弄些个花拳秀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