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观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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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取消“4”的疑惑

(2022-12-05 12:55:52) 下一个

车牌号取消“4”的疑惑

                                    2004年2月11日

何必

从2月10日起,在深圳入户的新机动车号牌尾数不会再出现“4”……(略)

看上去,这又是件为民着想、顺应民意的好事。改革开放之处,广东得风气之先,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成了转向市场经济的排头兵;更是由于对外开放最初的外资绝大多数是来自港资,港商成为外资主体。一时间,粤语成为时尚,其中的“8”也缘其在粤语中发音近似“发”而具有了财富的意义,成了接近乃至达到致富目标的话语标准。由于广东位于改革开放前沿,对于内地有着很强的标志和示范作用,此风迅速蔓延至全国,甚至通过华人输出到海外,并在长大20多年的时间里影响了华语的语境,占据了强势的话语地位。即使是在非粤语方言区,也比照着这种流俗而对于这个本来很单纯的数字出现了泛化的膜拜之风的长盛不衰,形成了文化屈就于金钱的特有景象,也滋生并助长了新型拜金主义的无孔不入。

那时被不少内地人当作文化沙漠的广东,并没有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拼搏,而是依托着自然与历史优势,歪打正着地挨上了香港,并在市场经济初发时期莫名其妙地具有了“先发位势”,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内地的百废待兴。当时借着普遍存在的粤人与港人千丝万缕的亲戚甚至血缘关系,成了中国“先富起来”的人,而且因此而得意忘形,出现了“文化北伐”的信誓旦旦,要剥除掉头上戴了许久的文化匮乏帽子,指望着用大把的金钱形成精神优势塑造文化贵族形象。广州甚至有人浩究史料、并从粤语与北方方言的区别中别有用心地发出“粤语不是汉语,广东人不是中国人”的喧嚣。这种心态与舆论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在港澳和海外形成了非常强烈而广泛的影响,造成了惹人注目的负面效果。

在海外,由于历史原因,初期迁徙华人群落当中很多都是广东籍人,很多国家的唐人街居民多讲粤语,在事实上存在着的崇洋媚外群体心理的影响下,也是粤语占据优势地位的原因之一。不过,随着中国人大量走出国门,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国外汉语热潮早已从粤语主导转向了普通话认知。

在我国现状当中,粤语作为一种中国地方方言,受到了尊重与维护。但是,对于地方习俗的尊重并不等于要拘泥于其中;地方习俗中也并不都是精华。众所周知,旧中国妇女裹小脚,也是一种习俗,但对于妇女身心的残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这种习俗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而被历史所淘汰,并没有因为其民意与传统心理地位而残存。类似的还有屈膝跪拜礼节的消失等。

在现实生活当中,粤语对于“4”、“8”发音的语义联想与暗示未必不带有迷信的色彩与成分,在中国这样的泛宗教化(在西方那些基督教文化中,对于“13”数字的传统忌讳有其宗教内涵)与实用理性认识环境里,有着其存在的土壤。而这种传统心理与科学认识却有所冲突。恐怕没人会认为如果“911”换成了“914”就能可以理解,更没有研究表明“4”就是灾祸万劫不复的根源。但是,对于这种民俗的妥协却未必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机动车牌尾号里取消“4”的做法,毫无疑问会造成一种地方社会意识,那就是官方认可民俗当中类似“4”、“8”所蕴涵习俗意义的认可、维护与弘扬,并对于科学知识的普及与社会文明的进化形成反动性质的力量。

按照这种做法推演,机动车车牌尾号可以如此,那么凡是牵涉到“4”的地方是不是都要尊重这种范例而行为?简单来说,孕妇都要避免在尾数是4的年份月份与日期临盆、考试成绩也要避开4而有所改动、去年震惊天下的哈尔滨“8•4”事件在广东的表述里要改为“8•3+”,今年雅典奥运会也要被广东语境弄成了“2003年后”?如此下去,去年“9•18”日本嫖客珠海买春事件是否也由于那个数字的存在而具有了某些吉利色彩?再往下看,如果这种做法被肯定,那么那些声称“粤语不是汉语,广东人不是中国人”的主张是否也由于具备一些“民意色彩”以及海外别有用心者的追捧而得到考究、研判甚至尊重?

而且,中国是个地大物博方言众多的国度。在不同方言区对于数字的发音都各有不同。广东实行了这种在某个公共服务设施中取消数字的做法,是否也会形成某种判例,对于其他方言区根据自己对于发音的理解而取消特定的数字?如果这样下去会形成什么局面?是否会有某省决定在从1到9这10个数字中出于“顺应传统心理”、“尊重民意”而只用其中7个、某民族地区干脆就认可5个这种荒唐但却前赴后继的场面?发展下去,形成了各自地区的独特数字文化,公共服务当中的顺序、号码、机制都有了强烈的地方特色,而且彼此迥异无法通行,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秩序混乱,桎梏生产力发展,并经由此强化而具有文化色彩地间隔了区域,成就对于统一文化延续的潜移默化蚕食性否定和反叛?设想里,人们在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各地对于数字好恶方面五花八门的区别造成国际行为的手足无措。

对于民俗、特别是其中并不健康成分的无原则迁就与屈从,并不是维护公众利益,却由于其非科学性质而使得行政举措的出发点存在着很值得反思的漏洞。但愿这种做法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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