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故去的警醒

陈逸飞故去的警醒

                                         2005年4月13日

何必

体力的透支常常会转化成对生命的透支。其实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工作时间表的绝不仅仅是陈逸飞一个人。……（略。）

该报道也动情地写道，4月12日，本来是著名画家陈逸飞60岁的生日。然而，就在两天前，他却因胃出血在上海华山医院猝然病逝。他是艺术家，是商人，更是社会活动家，他的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算得上是中国当下最显赫的艺术家之一。4月20日，陈逸飞的追悼会将在上海举行。陈逸飞原本就有肝病，但是为了电影《理发师》的拍摄，他经常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

还有两天马上就要到60岁了，却撒手人间溘然作古，让人感怀生命的脆弱，特别是像陈逸飞这样成就卓著的艺术家如此早就离我们而去，更是凸显了悲剧是有价值东西的毁灭的定义的现实残酷性质。

或许，这又可以当作是新的“59岁现象”？

在我们为陈逸飞的离去而感叹缅怀懊悔之际，还能体会到些什么呢？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知道了“英年早逝”？大概是从文革刚刚结束时杨乐、张广厚冲击世界数学高峰那些很令人振奋和激动的报道后不久，张广厚就年纪轻轻才华横溢却与世长辞时人们发出的悲痛感慨。此后，这个词汇被毫不吝惜地用在了社会各色知名人群里那些尚处于事业发展顶峰时期就故去者身上，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专家、企业家，等等。然后，“过劳死”就悄然潜入了我们的语境。

“过劳死”是最早源自日本的一种现代特殊病，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引起“过劳死”的主要原因有重体力劳动、无休息日的工作、夜班等违反生理规律的劳动，因过重的压力等产生的情绪方面的过重负担等。此外，由于上述原因而出现的睡眠规律紊乱，休息、闲暇时间减少，过量饮酒、吸烟，饮食习惯变化，放弃休养，家庭生活不稳定等因素也会导致积劳成疾。武警总医院体检中心主任王春秋主任医师说，有事业心的人特别是称得上“工作狂”的人、超时间工作的人、夜班多工作时间不规律的人、长时间睡眠不足的人、自我期望高且容易紧张的人都是过劳死的“易感”人群。

1994年，日本对“过劳死”开始了法律干预，死者家属开始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进行索赔。而在我国，不仅法律没有对过劳死方面的干预内容，甚至对事实上无处不在的超强度超时间超负荷工作也采取着听之任之甚至默许放纵的态度。从北京市出租车司机长年累月基本上没有休息日每天必须工作14个小时以上才能达到北京市人均收入水平，到媒体最近用偷梁换柱手法、很民族地将“过劳死”这个来自小日本的词汇改头换面成了“过劳模”、并以此揭示中国上班族、特别是白领不得不接受工作日经常加班超量工作在客观结果上已经相当于以往的劳动模范的工作方式和强度，昭示着中国人“勤劳”背后的无奈与辛酸。

而我们的主流话语氛围当中，对于这种无视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各种现象却有着别样的解构与描述。不信随便拿出个曾经或者正在广泛宣扬的公众榜样，除了热爱祖国拥护党平易近人遵纪守法外，不管是焦裕禄、雷锋、孔繁森，还是任常霞，个个都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不顾自己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保持，全身心扑在为人民服务上，似乎只有如此死在工作岗位上才能让人民幸福，或者说，如果他们爱惜自己的身体、强调劳逸结合休养生息就不是为人民更好服务的条件维持似的。这种对于人的基本休息权利的蔑视乃至作践的思路，至今仍然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形成着对公众意识的侵蚀，进而造成对于生存权利的集体漠视与嘲讽。

毫无疑问，出现过劳死或过劳模现象，应该引起高度注意，并采取包括行政和法律在内的措施进行干预。但问题是，探究这种现象出现的背景原因大概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

我国城市居民参加锻炼的积极性也差强人意，总体比例仅为25%，其中，中青年锻炼的比例连17%都不到，而锻炼比例最高的老年人也仅有50%左右。在我国，有着“体育”的称谓，这本来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色彩浓重时期的词汇，并由于它与“德育”、“智育”并列而在当下去政治化的浪潮中也被泼洗澡水连带把孩子一起泼了出去。其实，国外没有什么“体育”，有的是运动（sport）。笔者在欧洲时，看到那里无论男女老幼都是酷爱运动，郊区公交车上总是能看到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独自一人抗着滑雪板到很远的山上去运动。可以说，欧洲人对运动的热爱是发自其生命最底端的，没有运动，生命就失去了光泽。可在我们这里，对于体育的热爱更多的是停留在观赏的层面上，看到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拿了几快奖牌的快感，也充斥着伪爱国主义的喧嚣，关上电视后一切照旧，懒懒得回到沙发上或麻将桌前，再不然就像陈逸飞那样，忙得四脚朝天恐怕连看奥运会比赛夺牌转播的时间都没有。

如果说那些出租车司机或企业白领当“过劳模”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陈逸飞为了自己的买卖和艺术而劳作，却不是被强迫而是自愿的。20年前哈默就曾经把陈的油画《双桥》作为礼品赠送给邓小平，可见陈的国际知名度，而这也使得他饱受名誉之累，盛名之下不得不比常人付出着倍加的努力与艰辛，去成全百尺竿头更上层楼的境界，采取了对体力、进而对生命无限透支的自我戕害的方法追求着人生的辉煌。

从职业角度看，陈逸飞的从业状态犯了职业多元化的大忌。在国际市场日趋专业化、分工更加明确而细化的趋势下，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画家、导演、社会活动家、企业家等身份集于一身，造成精力、时间、情感乃至人格方面的难以招架，透露着上海人对财富永不餍足的渴望、染指与攫取。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度，个人名片上忌讳的是将多种社会身份都写上去，而是在什么场合递交什么名片，否则会被认为是由于无法让接受者判断到底哪个身份是与其相关而产生不尊重对方之感，更是苦于劳作却不懂得生活的无知表现。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人同时干很多事，会被认为是很令人不解甚至被轻蔑。至少，到底工作是为了生活、还是生活为了工作这样应该明了的事都没搞明白。

让刚刚到欧洲国家的中国人非常不适应和困惑的是，欧洲人每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假，而这种休假的沾光者涉及所有人。去年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两名中国留学生在挪威被杀害的案件，在刚刚立案侦察的当口，中国媒体却目瞪口呆地发现，案件进展情况突然中断根本无法获知，原因就是全权负责此案件的警官外出度假而且一去就得个把月！这让国内习惯于永不停歇地工作工作再工作的媒体与公众感到不可思议，为欧洲人拿如此重大的事件不当回事而惊诧。孰不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种族歧视，这种案件在奥斯陆当地也是轰动性新闻，是被当作是挪威社会治安大事来对待的。可即使如此，哪怕国王或局长也不能阻拦责任警官依法度假。而那些功成名就的社会人士也决然不会为了工作而放弃享受和娱乐生活，因为辛辛苦苦弄了那么多的功名，还不是为了更好地介入生活？比如，当勤劳的中国人问到欧洲那些大学生毕业后想干什么时，常常会张口结舌地听到的回答，竟然是弄条小船花上一年半载地划着周游世界！娘的小兔崽子，刚刚到了挣钱的年龄就想着怎么玩才好。怪不得欧洲人上大学从来不考虑把所学专业与就业联系起来，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随意选择且不住变换，感情就是为了怎么才能玩得舒服痛快！

不错，中华民族是个勤劳的民族，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就应该为工作、名誉所羁绊的理由，不能让人成为金钱、财富、衣锦还乡威风八面鞠躬尽瘁兢兢业业的奴隶。人生来，除了谋生糊口并为此付出劳动以换取必须的生存条件外，也是要玩味体验把握欣赏生活的。

但愿陈逸飞的故去，能让我们反思劳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