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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百代话台湾 英语版 (上) 1992年武汉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片

(2022-09-02 01:07:08) 下一个

沧桑百代话台湾(上)

赵致真

 

  有人称她是华夏的明珠,有人说她是祖国的宝岛。当吹拂万里的东南信风从这里经过,当北回归线从这里划过,太平洋的万顷沧波托出了祖国这一片美丽的国土——台湾。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主岛是祖国最大的海岛。西面的澎湖列岛,东南的绿岛、兰屿,东北的棉花屿、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台湾省一百多个附属海岛相依相望,拱卫着祖国东南门户,结成了祖国大陆天然的海上屏障。

  为什么提起台湾,会这样牵动整个民族的感情,又这样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四十多年的分离,四十多年的隔绝,台湾问题正考验着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智慧。祖国和平统一成了我们时代的思考和民族的课题。

  如果说,对待台湾问题的原则是向前看,那么,要取得对台湾问题的完整认识,却又有必要向后看。我们总是从历史的终点起步,只有对历史最深刻的回顾,才会有对未来最远大的前瞻。

  将大陆和台湾隔开的是这片海峡。

  将大陆和台湾连接的还是这片海峡。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水域,它又是在什么年代生成?

  最深不过200米,浅处仅50米;宽度不过200公里,窄处仅130公里。在太平洋浩瀚的波涛中,它只是一条又窄又浅的内走廊。而台湾以东10公里开外,却是数千米以上的深渊。一望而知,台湾是大陆的自然延伸。

  台湾的山脉又为什么和大陆沿海山脉走向相同,面貌相似?因为它们原来是孪生兄弟,台湾山脉就是大陆东侧的界缘山脉。

  地质工作者的钻头在两岸会碰到完全一样的酸性火成岩体。大南澳片岩中的石灰岩层地块相同,地质结构相同,通过这种“滴血认亲”可以验明整个台湾岛是大陆母体的一部分。

  当剑齿象、犀牛、剑虎、大角鹿和四不象等大型哺乳动物的化石在台湾出土,远古时代的轮廓再次变得更加清晰。这些发源于大陆上的哺乳动物并不会游泳,他们到达台湾,只能是从陆地上走过去的。

  所有来自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的结论已经殊途同归。当更新世后期全球气候变暖,大陆冰川溶化,海洋水面上升100多米,淹没了现在的海峡地区,台湾从此便分离成了四面环水的一个海岛。  

  人类和黑猩猩分道扬镳是500万年以前的事。当史前文明的曙光初照神州,台湾的土地上便传出了人类最早的足音。据古人类学者考证,距今3万年前的台南左镇人是北京人的一支,与山顶洞人年代相若。

  1968年,台湾大学考古发掘队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海滨发现了打制石器3000多件和骨角器100多件。长滨文化因此而得名。这些石器无论材质和打制方法,都和湖北大冶石龙头及广西百色上宋村发掘的砍砸器如出一辙,足见台湾和大陆原始文化的源流关系可以追溯到蒙昧初开、文明未启的旧石器时代。

  至于十九世纪以来,在台湾各地陆续发现的1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大量遗物,则更加雄辩地证明台湾原始文化和大陆文化属于同一系统。

  台湾最早的民族高山族究竟起于何时,又来自何处?从大量史籍文献到民间传说,从图腾信仰到生活习俗,都给史学家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尽管高山族的形成并非单一来源,但它的主要构成成分却是大陆东南沿海的古代越人。

  华夏文明沿着长江、黄河不断发育。汉族迅速成为遍布全国各地的泱泱大族。汉民族向台湾的移民,早在秦汉以前便多有记载了。

  “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握生犀照咸水。”唐代诗人施肩吾举族迁居澎湖后题写的诗歌流传至今。

  南宋时期社会动荡,大陆人民渡海求生者日益增多,不少方志和族谱都记载了汉人移民台湾的史实。到了清代,内地百姓向台湾移民蔚成风潮。二百年间,台湾人口由20万增加到320万,这便是盈盈一水永远无法冲淡的血缘关系。每当我们缅怀开发台湾的一代代先祖,怎能不对根脉相通、骨肉相连的台湾同胞更加一往情深?

  “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这些祖宗牌位和大厅门楣上,都写着自己家族的来历;这些墓碑上都刻着自己的祖籍;这些随处可见的寺庙、尊神和大陆各地并无二致。至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民间风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的传统节日,都几乎是大陆的原封保留。更不用说世代相传的语言文字和生产技术了。谁会否认呢?台湾文化完全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台湾同胞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亲密的一员。

  台湾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名称,它们又如何随时代演进而不断变迁?中国古老的典籍《列子》、《禹贡》、《史记》、《后汉书》中分别把台湾叫做岱员、岛夷、瀛州和东鯷。三国时代则以夷州相称。自隋唐直到宋元,台湾一直被称为琉球。而改称小琉球以和藩属之国琉球群岛相区别,则是明代的事。这一时期台湾同时有东番、鸡笼山、北港等名。而台湾之名正式出现,则始于明代中叶,系由台员、大惠、大员、大塆、埋冤等名称逐渐转音演化而最后形成的。说到“福摩萨”,是因为1590年葡萄牙水手乘船经过台湾海峡时,看到岛上山川雄秀,草木葱茏,不由发出Formosa的感慨,意思即美丽之岛。字面上本无贬意,但福摩萨之名毕竟取自殖民者,且标志着外族统治时代的开始,因此不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至于日本统治时期,将台湾称为高砂国、高山国等,则更带有浓重的民族歧视色彩而被抛弃已久了。

  打从秦始皇在中国建立起有效的中央政府,历代王朝都没有把台湾置于权力范围之外。三国时代的孙权为了“普天一统“,曾于公元230年派大将军卫温、诸葛直带甲万人,远征夷州。这一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历时一年,尽管得不偿劳,无功而返,却是内地人首次大规模和台湾接触。

  隋炀帝也曾于公元605年派羽骑尉朱宽在福建航海家何蛮指点下扬帆渡海到达台湾。公元610年又派武贲郎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拥兵一万,渡海东征。虽并未达到互相通好的目的,却大大增进了内地对台湾的了解。陈棱后来在台湾被奉祀为开山祖,并为他修建了开山宫,可见当年此举影响之大。

  盛唐之世,河清海晏,朝廷已开始将台湾、澎湖划归岭南节度使管辖。

  宋代称得上是大陆和台湾关系极为重要的生长期。朝廷已逐步将内地一套户籍管理制度推展到台湾,称为编户。泉州知府汪大猷一改过去南风季节才派兵卫戍的旧例,在澎湖修建军营二百间,长年驻防,实行军屯。宋朝的钱币也开始成为台湾地区的“硬通货”,“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钱贯之”。从这些记载中,台湾和大陆密切的经济联系可见一斑。

  如果说元朝统治者对台湾的作为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便是除设立政权机构外,还注重推行相应的政治措施。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曾派万户侯杨祥为宣抚使,到台湾下诏书,惜乎语言不通,建树不大。1297年,又派张浩、张进率兵赴台,考察民情,省察民心,为大陆和台湾的融汇沟通做出新的努力和尝试。

  明朝在台湾政策中曾有过太多的不明之举。1388年,政府以澎湖孤悬海外难以防守为由,下令撤除了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澎湖巡检司。同时全面实行海禁政策,不准民间造船和出海通商。并将岛上世代聚族而居的百姓全部迁入漳、泉二州落籍。这种作茧自缚的退缩政策不仅阻碍了台湾的开发,还为外族侵略者的觊觎大开方便之门。待到倭寇长驱,将众多岛屿据为巢穴并大肆袭扰东南沿海,西方殖民者也接踵而至入犯台澎时,中国皇帝才如大梦初醒,决定废除海禁,并于1563年恢复澎湖巡检司。此时,这一历史性错误已经延续了200年。

  明代海禁政策带来的另一直接结果,便是历时百年的海上武装集团蓬勃兴起。这些被正史称为江洋大盗的海上武装,往往拥有战舰百艘,兵力逾万,来去如龙,横行无阻。他们之间最具军事实力和政治韬略者,首推以台湾为基地的郑芝龙部。郑氏军纪严明,不滥杀伐,打官济贫,取财有道,所怀抱的政治动机体现了新兴海商资本摆脱封建束缚的要求。而郑芝龙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和管理制度,使他成为历史上将大陆封建生产关系实际推行到台湾的第一人。

  在台湾全境实行和祖国大陆完全一样的府县制度,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所成就的又一历史功业。1661年,台湾置一府二县及三个安抚司。大陆上历代沿袭的各种法律法规也开始在台湾普遍实行。郑成功提出寓兵于农,率领将士披荆斩棘,垦荒造田,并派汉族农师向当地土著传授耕稼技艺。他们的勤心苦力、惨淡经营,为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种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因果关系。

  谈到清代对台湾的统治,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施琅。康熙年间,当朝野上下都把台湾视为鞭长莫及的弹丸之地,同声主张可弃不可守的时候,名将施琅力排众议,奋笔写下《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和历史洞见力论述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野沃土膏,舟船四达”,有无限发展前景。并提出倘若弃而不守,势必重落荷兰之手,再贻百年之患。这篇振聋发聩的上疏终于赢得了康熙的赞许。今天,当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重读《陈台湾弃留利害疏》时,仍然可以感受到它思想的光芒。这篇不朽的历史文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恒的告诫。

  随着台湾的人烟生聚、经济开发,清王朝的政府机构也不断增设。1885年是台湾历史上又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代。清政府任刘铭传为巡抚,正式将台湾升格为省,管辖台湾、台南、台北三府及台东直隶州。自此,台湾开始和全国其他姊妹省份比肩而立,在祖国版图上以全新地位荣居一席。昔日蛮烟瘴雨、人迹罕至的荒岛,已经变成蔗林遍地、稻香千里、交通发达、社会繁荣的美丽宝岛。

  当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顺流而下,追寻先祖们当年走过的航迹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到台湾东北的附属岛屿——钓鱼岛。

  从明代起,朝廷便多次派出特使册封琉球。清代定鼎之后,沿袭旧制,又多次派册封大员往返琉球。这些使者留下的许多著述详尽记载了当时东北诸岛的管辖情况。明嘉靖皇帝的特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写道:从闽江出海,一路经过基隆、平嘉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中国领地,“十一日夕,见米古山,乃属琉球者”。其后出使的郭汝霖在《重刻使琉球录》中又说到:“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风即可望米古山”。可见中国和琉球的分界在钓鱼岛的赤尾屿和米古山之间。事实上从明朝起,钓鱼岛诸岛便一直作为台湾的附属岛而置于中国海防范围之内。

  清代康熙的使者汪辑在《使琉球杂录》中把赤尾屿称为中国之郊,并标明为中外之界。另一使者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则写道:“久米岛是琉球西南界上镇山。”嘉庆皇帝使者李鼎之在《使琉球记》中更对琉球三十六岛记述得历历如绘,划出了它西界姑米岛,西南以八重山为界的范围。这些三四百年之间先后奉两朝帝王之旨册封琉球的使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只是据实而录,大概万万不会想到是为历史提供某种佐证吧!

  日本学者井上靖也曾指出,琉球领土是在久米岛以东,而赤尾屿及其以西的黄尾屿、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直到1879年,清朝洋务大臣李鸿章和日本谈判琉球归属问题时,双方还共同认定琉球是三十六岛,钓鱼岛诸岛屿根本不在此列。

  昭昭历史,如明镜高悬;先人遗篇,与山河同在。任何巧舌如簧的欺世之论都无法改变这一铁的事实:钓鱼列岛是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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