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

一个ABC对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正文

青葱岁月——————谭国庆访谈

(2022-03-10 08:09:56) 下一个

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谭国庆访谈

 

谭国庆访谈

 

 

从北京到山东淄博,再到潍坊,再从潍坊坐长途汽车到平度县明村,面对到处人山人海的火车、汽车交通,对我来说如同爱丽丝历险记中得的情节。我与他相约上午在明村镇汽车站见,为了我本次的访谈,他还特别邀请了几位知青从青岛专门赶到平度接待我。但当日从潍坊发车到明村镇的长途车全满了,我的前面还有四百位乘客在排队等,我几乎绝望了……在用非正常方式登上前往明村镇的长途汽车后,我开始想象他的模样。但当我在下车后看到他时,完全颠覆了我事先的想象:声如洪钟,面色红润,身体健壮硕,根本无法与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

 

    谭国庆:我是在青岛高中毕业后来到平度下乡的,文革初期我姨妈被遣返到山东无棣县,她没有孩子,就和我母亲商量,让我到她那儿去。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我可以照顾照顾她,另外她是骨科大夫,是青岛的骨科“四条龙”之一,老孙,老汴,老玉,她姓石,都是青岛著名的骨科大夫。她让我去当赤脚医生,除了跟她学正骨外,我有一个妹夫是青岛市一家医院的西医大夫,我也跟他学习简单的西医诊断知识和用药知识。同时我还跟着我姨的一个老同事,就是四方区医院一个老中医大夫,学了三个月的针灸。

    安娜:三个月?

    谭国庆:对,学了三个月,当时为了快学,在我身上试的针,自己扎自己。

    去了之后,当地的村干部也得考察考察你是不是行,光说你会,其实我心里也打鼓,学的时间太短了。那时候上进心特别强,而且脑子也好使。事儿又巧,民兵连长的一个孩子住在果园里,当时的一个村医在给他治病,扇扇子,帮他退烧。我到那儿一看不行,这个孩子是脑膜炎,根据他的体征,体表,脚心一划,我断定是脑膜炎,赶快送医院。连长也奇怪,他相信,不敢耽误,不相信,更不敢耽误了,万一是怎么办。结果赶快的带着,套上马车,我们一块就到县医院了,一诊断是脑膜炎,第二天小孩就死了。

    安娜:第二天死了?

    谭国庆:对,治晚了,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不行。孩子在家里耗着,村医也不懂,他认为是中暑了,只会给他扇扇子。这个事奠定了我的基础,连长和村民对我很信服。于是我就在村里干赤脚医生了,给村民接骨,正骨。开始打针我还不会,肌肉注射不会,不会也得学,那个地方医疗条件很差,老百姓生孩子,就在炕上放上细土,把婴儿放在上面,当尿布,拉了尿,把土挖出来,再把干土放在上面。

    冬天的时候,用个布袋,院里放个锅,锅上放个破桶,把细砂放在上面炒,炒到有温度了,把它装到袋子里,暖和了,把小婴儿放进去,给他兜着屁股,大小便都拉在里面了,换的时候把孩子拿出来,把土倒出来,真是土孩子。

    有一次,把我赤脚医生根基扎的深了,真是巧了,有一个大夫,公社医院的一个老中医病了,住了七天院,胃痛,没治好,住院了。他们把我叫去了,我是第一次出山,叫出诊,也是我的第一次出山,我给他针灸,根据老师教给我的,从这边扎到这边,主要穴位,配合我练的气功,结果给他治好了,一次就轻了。然后名声大震,都说青岛来了一个大夫,会扎针,扎针不花钱,不但本村的扎针不花钱,外村的扎针也不花钱。在这个当中我还给一个青年,尿炕的,治遗尿。

    安娜:晚上老尿床?

    谭国庆:对,我给他治好了,后来还他当了兵。

    安娜:怎么治的?

    谭国庆:就是用针灸。那会儿也下工夫,也年轻,我看的书也多,愿意干。

    安娜:什么病都看?

    谭国庆:什么都看,从小病到手术,包括人腿,马腿断了我都得接。那时候马是壮劳动力,每个村里下地最大的牲口就是马和骡子,是个大劳动力,如果它的腿折了,不给它治好,全村人就要哭了。

    安娜:赤脚医生不但要治人,还要治牲口?

    谭国庆:是,给人打针,给马打针,给猪打针,都是我自己干,注射。

    安娜:这在西方无法理解,看动物就看动物,看人就看人。

    谭国庆:那个时候农村很落后,不可能一个村配上一个兽医,你只要能看病就人畜一起看,就行了。那时候贫穷,我们下乡的时候吃什么?地瓜干,地瓜面。

    安娜:没有赤脚医生以前那个马怎么办?

    谭国庆:他们就没办法,就哭。那边往西一点,白安区,靠德州,滨州,比较穷,比较苦,盐碱地。就一季粮食,就是海滩当年淤积成了盐碱地,长庄稼很困难,原来是大海。

    我除了针灸不错,还有正骨也挺好,有人打球的时候胳膊不能动了,有时候大人背着孩子,胳膊环掉下来了,就是脱臼,找我接上就回去了。这叫复位,都是跟我姨妈学的。

我真正的培训,就是在四方区医院培训了三个月,就是这个教教那个教教,针灸,搭脉,把脉,中医把脉。赶紧突击,突击了三个月就到农村当赤脚医生了

    那个时候,赤脚医生大多数都没有比较系统的学过,医疗条件也马虎,他们也不讲究,打预防针,常常一根针打半个村,不换。

    安娜:不消毒?

    谭国庆:不洗,不换。当时医疗条件非常非常短缺,但是人也健康,那会人身体也健康,也没有艾滋病,也没有肝病,就是一个针头拔下来,再打。最多用棉球擦一擦,用酒精消下消毒,但是里面洗不干净。我们有时候条件差,在月亮下面输液,没有灯,我就干过。

    安娜:在月光下面?

谭国庆:静脉注射,扎针都干过,不可想象哈。我为什么后来干的比较出色?办了几件事儿,其中一个事就是口对口救了一个老人。我当时在那个群体当中,我的文化程度算高的,当时的老高中毕业生比现在的大专生都强。

但是也办了一个比较遗憾的事,这个事在我后来的朋友当中知道的很少,他们都不知道,我也从来没讲过。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终身遗憾的事,这个病号是我经手的。我当时去了以后,这个病号家里有三个孩子,都不大,我诊断是败血症,败血症得需要到医院抽血化验确诊,那个症状像败血症。为了谨慎起见,我找了公社卫生院的大夫,我把症状跟他说了一下。他说是疟疾。我说老师你再去看看吧,他说你看了我就不用看了,然后他给开了处方。我说老师您再谨慎点吧,我怎么看着不是疟疾呢。他说,不用,我负责,就把药给病人开了。结果死了,拉下三个孩子,误诊。这药象龙葵、奎宁 ,不是疟疾不能吃,吃多了容易死。

当时那个诊断条件太差了,太落后了。那时候生活也比较困难,家里条件确实比较差,农村来了一个大夫,都包饺子吃,白菜饺子或者韭菜饺子,没有油就放几粒花生米当油。他们都叫我国庆哥,80岁的老爷爷也叫我国庆哥,小孩叫国庆哥,爷爷叫我国庆哥,孙子也叫我国庆哥。村里有些病号没时间没钱,为了化验,需要化验血的话,都是我给他抽了血,装在裤兜里走八华里到县医院,带到医院给他化验,都是这样做的。因为那个时候生产队只有两辆马车干活,你借不到,自行车也很少,只能靠两腿走。我跟一些老乡的关系很硬,也加上我医术也比较高超,我在我们村还是干的不错的。

在自学方面,我把一些基本的基础课,中医的,西医的,基本课的一些书我都看了,我的舅舅在新疆是大学的教授,给我寄了十几本书。因为那时候年轻,好学,自己又愿意干,再一个一出点成绩觉得很高兴很高兴,特别他们把我叫成国庆哥,我觉得很自豪,很亲切。

    我干赤脚医生从1969年秋天开始干,一直干到1973年的春天。1972年的秋天,那时候青岛医学院搬到白寨那边去,县里给我留了一个名额,让我去进修,让我去上大学。为什么呢?县安置办公室一个主任,他弟弟结婚,借了一匹马,把马腿卡断了,当时一匹马值上千块钱,上千块钱可了不得了,一个月的工资才二十、三十的。我和我姨把马腿接好了,他非常感谢我,是有这个关系。第二层关系,有个县委书记回家养病,我天天给他量血压,打针,处的都不错,他们说挺好,干的不错,就推荐我去上大学,我没去。为什么没去呢,因为我出身不好,当时我不敢去,当时工农兵大学生出身得好,我怕上学的时候有事。那时候后顾之忧太多了,那时候的社会背景就那样,可能你不理解,天灾人祸都赶在一起了,所以老百姓非常贫困。

所以农村治病不能完全依靠科学治病,老百姓都一点迷信,特别是病了的时候。其实中医也讲周易,不是迷信,但有点迷信色彩。有一次我在田里劳动,赤脚医生还得劳动。有一个人说,国庆哥,王杰的媳妇病了,让黄鼠狼附身上了。就是神经错乱了,他们叫黄鼠狼附在身上了,说你赶快去看看吧。我随身带着药箱,里面都有针,针灸的针。我刚到她大门口,她就说国庆哥来了,我走了啊,国庆哥来了,我走了啊。就这么吆喝。那会也年轻,很快鞋都没脱,接着就给她针灸,边针边随她叫,我说你往哪儿跑?你往哪跑?再敢不敢了?奇迹发生了,她立刻好了。凡是能下的穴位我全给下上了,当时下了六个穴位,好了,再没犯过。        

另外一个也是,队长的老婆赤身裸体在街上跑,他过来叫我,说国庆哥你赶快看看,病了。我往外走的工夫她就往家里跑,关上门以后,敲门她不开门,说国庆哥,你走吧,你走吧,国庆哥,你走吧,你走吧。后来我在她大腿这边给扎了一针,边扎边假装帮她撵鬼,然后又下了药,也好了。你说在农村,有时候完全依靠科学是很难给这类人治病的,因为她们得的是心病。

我看过一篇杂志文章,说为什么人会迷信,是因为有些自然现象我们还没有破解,现在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到能解释一切的程度。黄鼬,还有狐狸,它身上都有电波,有磁场。它的磁场,它的微波,和人身上的磁场有没有感应?没有人能说清楚。

    既然农民的脑袋有点迷信色彩,我就利用他们迷信的特点,用一种迷信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帮助治疗他们的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但是说话当中随着她们说,就好像和它交流,和它接茬似的。你的目的是治好病嘛。

就这样,慢慢的我就干起来了,我在村里面的威信,还是不错的。不忙的时候,我就到县医院去帮着值班,值班看药,虽然没有处方权,但是可以抄处方。所以我们这些赤脚医生,就是当初的下乡青年,在农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边远地区,你这次不到东北去?有机会你一定要到东北去,他们这些知识青年回城以后,东北的小学老师都没有了,大夫没有了,赤脚医生没有了,拖拉机手都没有了,就是大批的技术骨干都没有了。赤脚医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当时那个时期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知识青年有文化,而当地的人文化都低,我到过一个县的副县长他跟我谈,说年轻的时候我小,但是我印象很深,上海的知识青年穿裙子,牙膏,化妆品,花布,都是知识青年给我们带来的新鲜事。以前中国农村许多地方的人不知道刷牙,是知青去了以后他们才懂得什么叫刷牙。

安娜:您觉得农民对您的医术信任吗?

    谭国庆:信任。就是觉得农民对你这么信任,信任到这种程度了,自己觉得要确确实实得好好的对他们,越这个样,干的越仔细。因为那时候条件太差,你稍微一努力就会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医疗条件,你就会很容易做好这个工作,很容易做成这个工作。他们的病痛也少。举个例子,他闪腰了,不能动,我就说你能不能坐?不敢坐,就站着。我一试脉象很旺,我心里有数了。我说你怎么闪腰?他说我去干什么什么了。我说你哪边腰痛?他说这边腰痛。我说你把右腿,先一开始把右腿蜷起来,扶着墙站着,我就把他的腿撸一下,委中穴,找出那个血管,扎一针,他的血出来以后,流到了脚后跟,因为委中是血管,把血给他止了,好了。腰背委中求,这是中医的一个术语。

    还有一个病号来了,牙痛,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去赶集了。我说脱下鞋,他问牙痛脱什么鞋啊?我说你脱鞋,把右脚给我。农民的脚你想想啊,我也不在乎,开通穴打上一针,我运着气给他上下动,咬牙,咬牙,一边说着让他咬牙。怎么样?轻了。我给他活血,当难有难法,当解有解法,从这一边调到这边,把它平衡了。还有胃痛,或者肚子痛,或者有其他的痛,我用不同的解法,我直接用阿是穴。那时给病人治病,很仔细,很认真,干的很有味道,很好,很有成就感。

    安娜:到现在做什么事还是那么认真?

    谭国庆:是,养成习惯了。

    安娜:您今年多大了?

    谭国庆:70岁了,69周岁。

    安娜:一点都不像。看着也就五十多岁的样子。

谭国庆:我这个精神头还行。现在喜欢收集知青的资料,有关中国研究知青的书我基本上都有了。目前学术研究,很难把知青历史说透,也不能下什么定论,只能是探讨这个事,有不同的观点。说个题外话,有的知青说我下乡吃亏了,我就说下乡也锻炼了我们;有的说当年毛主席让我下乡我就下乡,我们受到一些损失,我们现在需要补偿;但也有许多人认为,下乡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快乐地享受这个经历,做个老年快乐派。像我们这些人都是快乐派,大家经常一块来玩玩,交流,交流,说说知心话。

这不,你来了,而且是从美国那么老远来,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聚到一起,把我们过去的历史讲给你听。但是我讲不是在诉苦,我在叙述,苦不苦?很苦很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我当年在村里住的时候,你想喝杯水也不给你,我没有水。当年我们村是退海之地,连井水都是咸的,就住在那个地方。做饭都没有水洗菜,蚜虫很多,跳蚤,都一起放锅里做饭吃,很艰苦。但是当年年轻啊,不也过来了嘛。

    因为周围老百姓也是这样,大家都这样,也不觉得苦。而且当年人心比较好,人心比较坦白,忠厚老实。从我收集的资料看,比我苦的知青多了。

    安娜:收集资料是做史学最基础的工作。

    谭国庆:对,最基础的,要不然有些东西你不懂,我这里不但有知青历史的书,还有当年政府有关知青工作文件汇编,国务院的、知青办的。

    安娜:这个很少。

    谭国庆:这个民间没有,这个不能放在民间里,里面的文件有些现在也不能解密。这些还没编号,书都有编号,这本书没有编号,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像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知识青年的一封信,铅印的没有,对外不发表。什么样的人能看到?一些专家学者,这样的人通过有关部门可以看看,你们做研究的,可以通过外事部门到中央档案馆查一查可以。全国知青的资料我这儿是比较全的,是个大总汇,他们找资料都到我这儿找,我的网名叫老谭子。

    安娜:您小的时候想做什么?

    谭国庆:我小时候想当老师,想当个作家,我现在也是个作家,青岛作家协会的。当年我英语很好,是学生会主席,在班里是英语课代表。我学到什么程度,苏联有一个女的英语专家,编了一本简易的英语字典,四千字,我都能背下来,这本字典我能背下来。英语老师批作业,给同学批作业,都是我批,我帮老师批作业,到这个程度。唱英语歌曲,演英语话剧,说英语相声,英语很不错了。就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考不了大学。

    安娜:家庭背景没影响你当赤脚医生吗?

谭国庆:那个没影响,因为下乡知识青年可以当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可以从知识青年当中选。因为知识青年当年有很多选择,可以当民兵,可以安排村办工厂,当技术员,当老师,当会计,当记工员,饲养员,都可以,赤脚医生当年并不是最好的活儿。

    安娜:你当赤脚医生看病有工资吗?

    谭国庆:没有工资,什么报酬都没有。

    安娜:天天还得看病?

    谭国庆:得看病,有时间就去劳动。

    安娜:您劳动的工分跟村民一样的吗?

    谭国庆:平时我7分,全天劳动力是7分或者10分,我记全工7分,没有额外的补贴,就象是普通的村民,就是挣工分。没有病号了你下地干活,有病号你看病去。

    安娜:一分多少钱?

    谭国庆:一分几分钱。有时候,干了一年还往生产队倒找钱,干了一年活,不但没拿到钱,还得往生产队找钱,还欠钱。

    安娜:为什么?

    谭国庆:你挣的工分低,少,到年终给你分了菜,分了萝卜,分了麦子,分了玉米,分了草,这些东西都算上钱。你的工分,一分是两分钱,你一天挣10分就是两角钱,到了年底你今年发了这些东西,可能你今年挣了180块钱,发的东西是200块钱,你要交20块钱给我,往生产队交钱。因为工分低,赤脚医生这个活轻巧,所以挣不了高分,人家挣10分,这个挣7分。他们有些从大城市来插队的知青没有钱,每年回家问家里要钱,很多这样的。

    安娜:干一年不但没有钱,还得往家里父母要钱?

    谭国庆:好像那个时候也不在乎这个事,挺普遍。

    安娜:即使这样,您还是有理想?,救死扶伤?

    谭国庆:当时是觉得自己生活的挺好的,有意义。那时候受的教育不一样,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积极向上的教育,为人民服务积极向上的教育。就是这个样,那个时候不觉得特苦,觉得是很平常的事。努力为老乡看病,治病救人,也不想为了争取什么,也不想为了得到什么,没有,一点没有。我在村里参加劳动的时候,下大雨了,都去抢场,开闸,差点掉到水库里去,觉得就那么回事,无所谓的事,应该的。那时候人的思想确实不一样,我们这一圈的,这一帮子下乡青年,都是这样的。

    你看到我们这个群体了吧,像我们这个群体在山东基本就是这么个状况,大家伙比较和谐,为了欢欢乐乐的渡过晚年,都是这种想法,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们当中不谈论过去,不管你过去多大的干部,不管你曾经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交往,我们在一块就是这个样,和和气气。比如你来了,我们都很欢迎,他们特地从青岛开车跑来,为的就是让大家见个面,有个缘分。象妞妞、李霞她们几个,从青岛专门过来,开个车,费个时,出个力,为的什么,就是见个面,大家一起高兴聚聚,大家有共同的经历嘛,给你说道说道。

   

 

 

    谭国庆:你想想,我们当年下乡也是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城镇一下子解决不了那么多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嘛,国家规划的都很好,就是毛主席12月22日那一句话,一下子把这个事冲了一下子,变成一种运动了,变成一种政治运动了,所以脱控了,某些方面在安排上跟不上了。再说人数太多了,太多太多了,说是一千七百万,也有人研究说是,加上回乡知青近三千万。

    那时候对这个社会懵懵懂懂的,到现在就觉得下乡这一段经历,我觉得是一笔财富。苦吧?苦!但当时年轻,一抗就过去了。

你有心做知青赤脚医生这个专题研究,我们非常欢迎,你过来能了解一下,我们也如实的向你叙说一下,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安娜:非常感谢您说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妞妞阿姨、李霞阿姨她们这么远地来到这里,我可能会在今后的研究报告或出版物中引用您的谈话记录,您同意吗?

谭国庆:没有问题,我们去吃饭吧。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5月31日

访谈地点:山东省平度县明村镇张舍郝家寨村谭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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