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的博客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十二月是瑞典一年中最黑暗的月份，在斯德哥尔摩每天的白昼时间差不多只有六小时，因此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写下的文字都可称之为"夜话"。在这个黑暗的季节里，除了皑皑白雪和圣诞灯火外，最令斯京人民兴奋的，大约就是十二月上旬的"诺贝尔周"了，其中最吸引眼球、也最具争议的非文学奖莫属。科学奖升斗小民们看不懂，但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各种年龄的"文青"，还有"文大妈"们。文学奖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大部分得主都是用欧洲主要语言写作的，包括几位来自前殖民地的非洲作家，非欧洲语言的得主不到十分之一。图为评选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 (Svenska Akademien) 和诺奖博物馆，其前身是建于1773－1778年间的斯京证卷交易大楼，18世纪法国古典主义风格和洛可可风格，1901年以来每年在这里发布诺贝尔文学奖。
从1901年开始，迄今共颁发了113次诺贝尔文学奖，117位得主。1913年，印度诗人和哲学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其"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集《吉檀迦利》(Gitanjali) 成为第一位欧洲之外的文学奖得主，该诗集是用孟加拉文写作的，泰戈尔亲自译成英语，通过文学让世界听到了东方的声音。泰戈尔十分仰慕中国传统文化，他曾这样说过："那是我阅读《天方夜谭》时想象的中国，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成了我的梦乡。" 1924年泰戈尔首次访华并度过了他的63岁生日，梁启超还赠给他一个"竺震旦"的新名字，意为"天竺 (印度) 的诗人来到震旦 (中国)"。然而这位印度大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来访在左右分野日趋明显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冰火两重天"的待遇。
第二和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亚洲得主均为日本作家，1968年川端康成因其《雪国》、《千羽鹤》及《古都》等"叙事精通，敏锐地代表了日本思想精髓"的作品获奖；1994年大江健三郎"通过诗意的想像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像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获奖。川端和大江健在瑞典文学院演讲的题目分别为《我在美丽的日本》和《我在暧昧的日本》，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和美学理想完全不同。前者继承了平安朝以《源氏物语》为中心形成的"物哀"精神，后者则传达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深刻的内在矛盾。2017年得主石黑一雄虽然出生于日本，却是用英语写作的英国作家。而另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09年以来成为年年陪跑的"万年老二"，其实他也很无奈："这不是什么正式的候补，而是根据民间博彩业的赔率所定，又不是赛马。"
川端康成用手中的笔表达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将虚无、纤细、洁净与悲哀之美表达到了极致。他在诺贝尔演讲中引用了13世纪道元禅师的一首和歌："春花秋月杜鹃夏，冬雪皑皑寒意加"。今年6月14日川端121周年冥诞，诺奖官网发布了他于1940年代在镰仓的一张照片以及他的一段话："当我们看到雪的美丽，当我们看到满月的美丽，当我们看到盛开的樱花的美丽，简而言之，当我们被四季的美丽所吸引并被其唤醒，就是我们想到大多数与我们亲近的人并与他们分享快乐的时刻。" 世界因多元而丰富、而美丽，并不是非黑即白。在当下乱糟糟的世界里，读读川端这些唯美的文字，跟随他的作品走进伊豆、雪国、古都，实在是一件很治癒的事情。
无论爱也好、恨也好，全世界作家的诺奖情节由来已久，国人自然不能免俗。根据诺奖官网公开的档案显示，截止到1966年，只有胡适和林语堂两位中国人获得过文学奖提名，其中胡适获1939和1957年提名、林语堂获1940、1950和1970年提名。胡适和林语堂是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代表，这两位近代中国大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以及和而不同，也是坊间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例如对于生活的态度，林语堂追求"有趣味"，他用李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以及程颢"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的诗句来说明"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而胡适则关切"有意义"，他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目标："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
笔者来到瑞典后经历了三个龙年的诺贝尔周，即1988、2000和2012年，这三年的文学奖都与华人作家有缘，因此不能不提到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 (Göran Malmqvist)。马悦然22岁时读到了林语堂的英文版散文集《生活的艺术》，被其中的道家思想深深吸引，也许与瑞典人的民族性相近。他后来又阅读了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啼笑皆非》和《京华烟云》等英文原著，从此走上研究中国文学和音韵学的道路。1948年，马悦然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在峨眉山古刹中精心研究，在成都邂逅了第一位太太陈宁祖。"马悦然"这个美丽的中文名字就是与他亦师亦友的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民族语文学家闻宥先生取的，并伴随他一生。
马悦然非常欣赏中国作家沈从文，尤其推崇《边城》。1985年，他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之后，立即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边城》的瑞典文版正式出版。马悦然曾对媒体说过多次，沈从文已经进入1988戊辰龙年文学奖候选人的终审五人短名单，可惜他于当年5月10日去世了。马院士的话应该靠谱，然而要等到诺奖评委会正式揭秘，还至少需要18年。1988年的文学奖得主是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成为第一名获得文学奖的阿拉伯语作家，也是第二位非裔作家及迄今唯一的用非欧洲语言写作的非洲作家。
2000千禧龙年，属龙的旅法作家高行健因"具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第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尽管他已加入法国籍，但正如马悦然所说："诺贝尔文学奖是给作家个人的奖，不是给作家祖国的奖"。马悦然从1986年开始翻译高行健的作品，他翻译的《灵山》瑞典文版于1992年出版。高行健获奖后，笔者去听过他在斯大的讲座，听众大多是华人。只记得有位同胞问了个特不靠谱的问题："您的获奖对中国文学会有什么影响？" 高的回答是："我不想影响任何人"。这与他在《灵山》中的话如出一辙："我只为生存而战，不，我不为什么而战，我只守护我自己。"
作为"外行看热闹"的瓜众一枚，2012壬辰龙年莫言获得文学奖时笔者正在玩微博，因此写了一串相关微博。那年秋天回蓉省亲时，书店里莫言作品热卖。老爸看报后说："莫言能赚一亿多版税呢"，区区750万人民币的诺贝尔奖金只不过是个药引子罢了。与沈从文的审美文学不同，莫言的作品更多地体现出"审丑"的趣味。沈从文对于农人和士兵怀着不可言说的温蔼，莫言的作品则充满了"怀乡" "怨乡"的复杂情感。马悦然不是莫言的主要译者，却力挺莫言。他认为，莫言的短篇《小说九段》中的风景描写有着沈从文一般简洁风景画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环境与内心朴质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动。莫言来瑞典那天，斯京遭遇暴风雪袭击，导致阿兰达机场瘫痪，莫状元也不知给撂哪儿了，他在瑞典文学院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s)。
颁奖日的Metro地铁报很欢乐，房地产公司打了整版广告："祝贺诺奖得主莫言，欢迎来到肉丸子和知识的国度"。晚宴的主宾席上Victoria王储居中，Reinfeldt首相敬陪末座，莫言夫妇沉"莫"寡"言"。晚宴的程序冗长，估计莫言想起高密的饺子了，致辞还忘了带稿。相隔12载的两个龙年，在同一地点听了两个诺贝尔文学讲座，连主办方的汉学家都是同一位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教授。不同的是华人得主和听众，一个是特立独行的流亡者，一个是犹抱琵琶的体制内。礼堂座无虚席，校长致辞提到12年前高行健在此的讲座。罗教授的汉语带山东口音，也不知跟谁学的，网查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和作研究。讲座以座谈方式，问题都是准备好的，提问者似乎也是安排的。只是翻译的汉语水平有限，莫言一路打太极拳，大家都说着官话和套话。瑞典电视台播出在莫言家乡拍的纪录片，则看到了另一个接地气的莫言，他说："作家离不开土地，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庄稼"。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姗姗来迟，被提名十年的鲍勃·迪伦 (Bob Dylan) 金榜题名，"以表彰其为美国歌曲传统带来的全新诗意表达"，爆了个大冷门。据说颁奖前一天，迪伦在博彩公司的赔率榜上突然直升为第九名。在民谣与摇滚歌手的另一面，诗人与作家的迪伦早已超越了音乐的界限。他摘得桂冠，给世界的意外可能仅次于1953年温斯顿·丘吉尔获得文学奖。从而引来全世界的关注与热议，并且远不限于文学层面，而是一次关于逝去的年代、剧变中的世界与伴随迪伦这5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次大回顾。迪伦始终是盛大的怀旧派对上走失的主人，如同他的一句歌词 "You don't get anything you don't deserve, where we were born in time (你不会得到你不应得的，因为我们生正逢时)"。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50年，尽管前十余年与世隔绝。
朋克摇滚教母Patti Smith代表迪伦出席12月10日的诺奖典礼并激情献唱，声音低沉粗粝苍凉，吉他小哥更嗨。只是她中途怯场忘词，直到最后一段才放开，更显真实，听众倾心聆听并掌声鼓励，场面温馨感人。纳闷教母啥阵势没见过，想必是炸药奖穿越百年，威力无边。1963年鲍勃·迪伦创作《暴雨将至》时只有22岁，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揭幕时，决定采用这首歌作为非官方主题曲，希望借此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晚宴上Patti Smith依旧一身演唱时的中性服装，不过不用那么紧张了。还好迪伦没来，否则白领结、燕尾服，穿成一个企鹅，轻挽淑女走台步，那就太搞笑不摇滚了。只是明明是"兰"，为何译成"伦"？
瑞典这个北欧小国，在接受外来语言文化及国际化程度上，胜过欧陆诸国列强，但对于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不遗余力。Svenska Akademien就是参照法兰西学院模式，为保持瑞典语言纯正，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创立的，汉语译为"瑞典学院"或"瑞典文学院"。笔者认为后者比较好，但应读成"瑞典文 (Svenska)-学院 (Akademinen)，而不是"瑞典-文学院"。瑞典文学院设有18位终身院士，据说18在瑞典语中意味着一个完美的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古斯塔夫三世的旨意编撰瑞典文学院辞典SAOB和词汇表SAOL，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副业。SAOB相当于瑞典文的牛津辞典，1898年出版第一卷，至今尚未完工，将瑞典的"慢生活"推到了极致。目前SAOB包含自1521年以来49万个瑞典语词汇，SAOL包含12.6万个词汇。
三年来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经历了信誉危机和地震般的内讧，甚至将2018年文学奖推迟到次年颁发，在和平年代还是第一次。在这场危机中，6位院士辞职、2位退出，包括时任常务秘书丹尼尔斯 (Sara Danius)。丹尼尔斯是一位瑞典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1999年在Uppsala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13年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2015年出任常务秘书。她是瑞典文学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常务秘书，被认为是促成迪伦获得2016年文学奖的核心人物，她的最后一本书《关于鲍勃·迪伦》于2018年出版，书中有很多爆料。2019年十月，57岁的丹尼尔斯在辞去院士席位八个月后，因癌症复发去世，五天后95岁的马悦然院士也驾鹤西去。那些日子笔者正在湘西云游，不上网、不读报，因此直到不久前才知晓，顿感人生无常、逝者如斯。
2004年，马悦然用汉语写成随笔集《另一种乡愁》，带领读者穿越时空，领略一位异国游子的拳拳乡思。山西作家李锐为该书作序《心上的秋天》，以如下文字结尾："也许是因为高纬度的原因吧，我在斯德哥尔摩看到的总是如水的斜阳，明澈宁静的斜阳，悠远而又慈祥，总给人说不出的慰藉和伤感，总让人觉得那是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总是让人深深地想起秋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记下了这个无以名状的感触：在中国，秋天是怀念和伤感的季节，一颗'心'上放了一个'秋'字，就是愁。就是中国诗人不绝如缕咏叹了千百年的情怀。" 图为诺贝尔文学奖章，背面图案是一位坐在月桂树下的年轻人，正在入迷地倾听并记录缪斯之歌，周边的拉丁文意为："让我们通过发现的艺术改变人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