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香的书
母亲说, 我和你爹爹经历的事, 能写成厚厚的一本书
十年文化大革命过后，1979年国家实行了不唯成份论，给受迫害的人平反摘帽，取消了四类分子，又取消了地主富农成分。我如释重负，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走进了平常人的队伍。
那时下乡的知青大批返城，农场的机关、学校、卫生部门严重缺人。只有小学文化的我，竟被推进了十二连小学校教书。那可是我热爱的，想都没有想到我能干上的工作。不光是母亲，全家人都为我能进学校工作高兴。
那天是我们连队的党支部书记培清同志，拿着课本到我家来问我，“你会不会拼音字母？能不能去学校代课啊？”我接过他手里拿的好几本小学教科书，翻了翻马上就说：“书记，这些我都会，但就不知道会教不会教。我来试试吧！”
永远记得那天，1979年3月21日。我大女儿刚刚17个月不到一岁半。
当时小学是五年制，北京知青红曼返城后，十二连只剩下两名任教老师，教四五年级的国清老师，他的夫人教一年级的锦燕老师。我到学校便是接任空缺的二三年级的教学工作。人数不多，两个年级也就十来个学生。
进学校后，这两位老师可没少帮助我。叫我听了他俩三天的示范课，教我写教学笔记，使我很快地熟悉了课堂教学的基本技巧。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在短短的一学期的教学中，一边利用现有的知识教着学生，一边如饥似渴地补习着小学教师应知应会的基本技能。我把小学的教科书统统温习了一遍，数学书里的数学题全部做一遍，不懂之处虚心请教那两位老师。
努力有了回报，我在1979年暑假的教师转干考试中，取得了数学语文两门都是80分以上的好成绩。由于教龄短，不足三年，被批准为“以工代干”教师。这意味着我不再是临时代课，可以较长时期从事教学了。队长徐殿臣同志后来告诉我，教导主任徐盛池下连队征求对我继续教学的意见，连队领导一致表示同意。徐队长还对我表示了祝贺。那年通过考试筛掉了一些考试不及格的老师。
母亲知道后高兴得了不得。她对我说：“这下你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了，在学校可要好好地干啊！”
通过那次考试，我深知自己这点儿文化不够。到现在印象最深的是考试的数学中有一道减法题，减数比被减数大，不够减。有的人问监考老师怎么办，监考老师说用负数表示。我就想负数是什么数啊？不会做。还有语文试题中的语法修辞，划分句子成分我都不知是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学过啊！多亏了那次考试题85%是小学题目，要是再多点儿初中的，我可就傻眼了。
从那以后，我就找来了初中的课本，做完教学和家务，哄孩子睡觉后，开始啃起了初中课程。大姐夫还给我找了一本语法修辞的书，讲得是词与词组再到句子结构的知识，我就一点儿一点儿地学起来。从正负数开始学习代数，记得那些因式分解好难，好多天都翻不过去一页。
农场也大力加强培养因文革荒废学业而缺乏系统知识的教师队伍，频繁地利用星期天假期给我们这些不具备教学资格的教师举办各种学习班补习班。分场经常请中学老师给我们小学老师补初中课。记得有个叫王正刚的老师讲代数，一次讲好多，我也听不懂，一上午只记住了个“唠格儿”。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没有办法，还是回家自己慢慢翻书看吧！只觉得代数真得好难。由于文化程度低，出过好几次洋相。学代数时，只知道两个半圆对起来的x，而不认识大写X。我就问身边的同事怎么读这个字母，她说读艾克斯呀，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唉，我真的不知道。
我喜欢学习语文，看一遍有一遍的效果，学一点儿就能记住一点儿。不像代数那样学不会就等于白学。记得中学有位叫陈仰能的老师，给我们讲课，那些成语张口就来。我特佩服他，听了都记在本子里，回家抄在纸上，装在口袋里，得空儿就拿出来背上一个，一个一个地积累。
第二年，学校发了一套中等师范教材，叫我们自学。我很喜欢学习语文基础知识，抽空从字、词、句一点儿一点儿地学。还自学了《小学算术基础理论》，从中学到了很多教学教法。
我常说，我只有一个脑子，看起书来就会忘记了其它事情。常常是往炉子上放上饭锅了，到了时间就忘了端下来，烧坏了好几个。
我生二女儿休产假，孩子在身边，我躺着学习那本《小学算术基础理论》。睡着了，书掉到孩子身边沾上了孩子的大便。没有办法，书还没学完哪！醒来捡起来擦一擦还接着学吧。56天的产假，我因为牵挂着学生，又觉得自己是超生，只休了42天就回学校上班了。
后来教委给我们统一印发了中等师范预备班教材，还利用假期星期天统一集体组织学习。我经过三年的学习，才考上了八五级中等师范函授班。
去分场学习开会，就把年幼的孩子扔给母亲照看。多了探望母亲的机会，母亲也为我吃了不少累。母亲后来说我二女儿小时候特别能哭，我开会去了，她会睁着眼看着人哭，怎么也哄不好，气得要命。可到了钟点儿，还是催着我赶快走。母亲特别希望我能多学点东西，好在教师队伍里留得住。她多么希望她的孩子能有点儿出息，干点儿文化人的工作啊！
我也是不负她的所望，如饥似渴地利用一切机会，一边补习着自己的文化课，一边教着学生。尽心尽力地满足着母亲的也是我自己的心愿。
自打进了学校，我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考试。三年的中等师范的函授预备班，四年的正式中等师范函授班，还有小学教材教法会考以及转干考核考试等等太多太多。
记得我转干考试，那会儿说三门总成绩得180分以上的，才能参加被考核。我着急早点儿知道考试成绩，让在总场卫生院工作的大姐去打听我的分数。大姐查到后高兴地告诉我说：人家说这个人真会考，正好是180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只有10%的人进入考核范围，农场为了扩大转干范围，把分数一降再降，一直降到了150分，才有大多数教师可以转为正式干部，成为正式的公办小学教师。
我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丈夫也替我承担许多家务活儿。每取得一点儿成绩，全家人都为我高兴。父母亲更是为我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公办教师而欣喜骄傲。
我由普通工人转成国家干部，评上了小学教师职称，工作之余补上了缺失的文化课程。我由衷地感谢农场对我的培养，感谢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对我的帮助，感谢自己的努力和全家人对我的鼓励支持与帮助，从心底感谢父亲母亲为我照顾孩子的辛勤付出。
经常出去开会学习走娘家，我和母亲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父亲也乐在其中，常常是我一去他就凑上前来，听我和妈妈说话，也跟着问这问那。
记得有一次，我不高兴了，那是在总场的一天晚上，我累得要命，就想先眯一会儿，不想说话。可父亲又凑上跟前来打听这打听那。“哎呀，我想睡觉了！”我大声喊了一声，就不管不顾地躺下睡着了。不知那时老人心里是啥滋味。
那时候真的很累。我一大早起来，得骑18公里路的自行车，从连队赶到分场坐公共汽车，再赶去40公里外的总场。那时没有铺砂石路，挺光溜的公路一下雨，就骑不了自行车了。那我也不肯落课，起个大早，光着脚提着鞋，走出十几里有砂石路的地方，找个水湾儿洗洗脚再穿上鞋。学习一上午，过去吃顿饭和母亲说个话，下午又得继续去学习。晚上回来就想先休息一会儿。可能是多日不见，父亲是稀罕才凑上来，没得到我的好声好气，现在想想也挺后悔的。
回想起在小学教书的那十年，是自己又重新获得了上学机会的十年，扎扎实实地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和教学技能。当时就想证件证书终于俱全了，就一辈子教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