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9年“疏散”到70年“一打三反”的几个记忆片段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从69年“疏散”到70年“一打三反”的几个记忆片段 
许子明（6005）

（一）疏散广西买柚子出洋相 

1969 年底在备战疏散的氛围中，6系革委会顾俊廉通过 我们教研室的王祥禄（广西人）联系到广西电子办，带领全系教职工和65级学生“疏散”到广西柳州、南宁、桂林、梧州等地的电子系统工厂，五专业（自动化）在柳州可控硅厂， 三专业（电真空）在电子管厂，我们基础教研室在柳州无线电厂。大家一边组装教学电子仪器，一边给学生讲课，有时还参加新产品研发。 
记得当时北京是穿棉衣季节，但到了广西，到处绿油油， 一片升平景象，北京寒冷和压抑的政治气氛一扫而光。当地天气炎热，由于行李还没到，只好穿着宽大的棉袄罩衫，三三两两在街上晃来晃去看热闹，在一个水果摊上，第一次看到了像葫芦大的柚子，感到很
新鲜。
“这是什么水果？”我们问店员。
“这是广西有名的沙田柚。很好吃啊，买个吧！”她说。 
“买个尝尝！”我们几个人合计着，“多少钱？” 
“五毛钱。”那卖柚子的姑娘答道。 
五毛钱，对每月五十六元工资的我们来说还是够贵的了，我们挑来挑去捡了一个小的让那姑娘称称：“你看这个几斤？” 
“我们是论个卖的，一个五毛啊！”那姑娘笑了。 
“啊？论个卖？——那就捡大的挑吧！”我们大家乐了，挑了个大的。 
“大的不一定里面的果肉也大，要挑重的选。”那个姑娘笑眯眯地教着这些北京来的大学老师。最后还是姑娘帮着挑了一个，虽然不算最大，用手一掂量果然沉甸甸的（这个经验直到现在我买柚子都在使用）。 
柚子是买了，可如何打开？“我帮你们剥开吧！”那姑娘拿把刀子先把皮对称划成4瓣，接着拿一个竹片“嗖嗖”把皮剥开。 
“这皮你们要吗？” 
“不要。”我们不知道，当地人用柚子皮做粥，去火。 后来我有机会吃过柚子皮粥，味道确实很好。从那之后，沙田柚子成了我最喜爱的水果，它酸甜中带一点苦味，很清爽。 
离开北京“轰轰烈烈的运动”，在柳州每天都很开心， 这里没有“运动”，当地人很实在，很“崇拜”北京人，有些姑娘还喜欢上了我们的老师（如五专业的翟老师爱人就是在柳州可控硅厂找到的）。如果说这里的缺点，那就是蚊子太多，虽然是冬季，还得挂蚊帐。 
据说，韦国清（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是6系主任何作涛的老上级，听说我们疏散找地方，建议迁到桂林，还提供了二处房子（好像是炮兵学校）。据黄英达说，他作为科大代表还特意去广西了解情况。但听说科大迁到了合肥，去广西的打算也就放弃了。 
大约3月份，我收到了科大从合肥寄来的信，让我回去参加“校学习班”。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当过《六教红旗兵团》的头头，又是校革委会委员。开始我没有理会，“天高皇帝远”能拖就拖，可过了些日子又一次来电话，这次口气很强硬，说如果不按时回去可能挨批。无奈之下，只能回去，但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广西，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就联系了我们系在桂林半导体厂的骆世兴，告诉他我路过桂林，想一起去阳朔一游，在桂林半导体厂的老师借此机会组织了五、六个人，我们同船沿着漓江而下，游览阳朔，那时漓江的游船很少，到了阳朔，旅馆都空着，一晚才八毛钱，次日乘车返回，连吃带玩加住宿，每人才花5元钱。可有的女老师为了买“的确良”，就没舍得去玩（那时“的确良”刚兴起，不要布票）。经过杭州时，畅游了西湖。最后拖了一周才到了合肥，美好的心情从此结束。

作者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留影

（二）进学习班当晚就被李大队长呵斥

四月底到了合肥，此时，“校学习班”已经开始，我被分在三班。报到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有家的都回合肥师范学院了，记得宿舍里只有黄英达还坐在桌子边写信，我躺在二层床上层，无聊的拿出笛子吹。突然，门“噹”的一声被踢开了，一个黑黑脸的家伙，背着手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这时黄英达立马站起来，点头打招呼。我不认识他，没理他，照旧吹笛子。见我没理他，那家伙气得在屋里转了一圈。 
“你！”突然一声大吼，他指着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许子明”我答道。 
“别吹啦！”他命令我。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我反驳他。 
“你!你……”显然，他被我的顶撞气坏了，两眼露出怒火，嘴一张一合，嘴角露出的银牙闪着阴森的寒光。“你!你没看到人家（黄英达）在写材料吗！”他在找借口——黄明明在写信！ 
“好，不吹了。”我也屈服了。 
他背着手气哼哼地转身出去了。黄英达小声告诉我，刚才那人是“李东林大队长。”这时我才体会到“一打三反”的恐怖气氛。

 （三）李大队长导演“批斗会”尴尬收场 

第二天，负责我们班的工宣队王师傅找我谈话，告诉我 “老许，你是依靠对象，要主动地参加批判。”我没想到，竟然是“依靠对象”！但也高兴不起来。上午，说要批判方树尧（六系 58 级）。李东林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咬着牙，巡视着每个人，坐在边上督阵。 
王师傅问：“方树尧，你那天排队吃饭，和沈莲官（65 级学生）说了什么？” 
方树尧如实说了过程。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实交代！”有几个学员也装模作样“批评”了几句。接着就没有人说话，冷场了。 
坐在一边的李大队长一下子跳了起来，指着方树尧喊： “你，滚出去！” 
方树尧脸也吓白了，溜溜地出去。 
这时李大队长指着我们班上的学员开始训话：“你，你，还有你！这是批判吗？要站起来，冲到他对面，点着他鼻子才行！”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在北京我们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才知道安徽原来比北京还牛！ 
“重新来！让他进来，重新批斗！” 
方树尧是我们的同事、“战友”，他是58级，又是我们学长，没怨没仇如何恨起来？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突然听到“哇”一声，孙贞寿（65级）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做不到！” 
这场李大队长想导演的批斗会就这样尴尬收场。

（四）李恒昌进“学习班”当晚悬梁自尽 

校学习班地点在合肥工学院，参加校学习班的人是文革的两派头头和有“问题”的干部及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所以被定为“依靠对象”。可李恒昌（原校保卫处干部）就不同了，他当时任校“文攻武卫”队大队长，很红，可不知谁举报他说过林彪后脑勺的包是“反骨”，队长被撤，还被送到了“学习班”，突然的打击让这个东北汉子绝望到底，他在学习班教室的门框子上悬梁自尽。 
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太大了！一大早在厕所（那个厕所没有隔断）解手时，战纪科（原校政治干部）就议论道：“看来压力太大了！”，大家也认为这“一打三反”的搞法有点“过分”。这些议论，不知被谁“及时”报告了工宣队，李大队长立即要求“学习班全体紧急集合”。大家刚刚坐定，李东林背着手，用凶狠的目光来回扫视大家，会场静悄悄的，猜不透李东林又要发什么飙，就在这时他目光落在后排的战纪科身上。 
“战纪科！站起来！”这突来一声大吼把大家吓了一跳，战纪科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战纪科，你今天早上在厕所说什么啦？” 
战纪科想了想，小声说：“我说他（李恒昌）可能压力太大了。” 
“胡说！”李东林立刻打断战纪科的话，接着说：“他反林副主席，是反革命！他自杀就是对抗‘一打三反’!他死了活该！他是死有余辜！” 
“学习班”后勤组的刘家华过后告诉我，吊在门上的李恒昌是司有和抱下来的，在等待法医来之前，李东林让刘家华一个人看着。她当时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从来没有见过尸体，看到躺在地上的李恒昌瞪着眼，脖子右边一道被绳子勒的紫色痕迹，吓得全身直发抖。李东林安排刘家华遣返李恒昌爱人和两个可怜的孩子回东北原籍，他们在落实政策后都回了科大，这是后话。 

（五）闫宝根跳楼，工宣队见死不救 

“学习班”开班一个多月，就迁到合肥师范学院的教学大楼四层。闫宝根是二系学生，进“学习班”的罪名是“反搬迁”。据说，有次李东林去他们宿舍，他站在床上一边鼓掌，一边笑着大喊：“欢迎李大队长！”。李东林不是傻子， “好小子，给我鼓倒掌，这不是明明是在挖苦我吗？”立刻把闫宝根揪进了“学习班”，派专门人看管。期间有人举报，闫宝根说过毛主席的老家韶山“依山傍水，风水好”，其意思不就是说，毛主席所以当了国家领导人是靠了“风水”吗？这么大的“罪名”让闫宝根对前途失去了希望。面对分配，他说，“大不了带着我女朋友（同学）回家种地”。就是这个愿望，工宣队也不让实现，使出了文革中惯用伎俩——找他女朋友谈话，对她施压，让她提出分手。这招让闫宝根彻底地失去了生的希望，在一天中午午觉时，趁看守人不注意， 突然翻窗从四楼跳下。 
“跳楼啦！”正午睡中，突然听到有人在走廊里喊。我们爬起来跑到窗边往下看，外面静悄悄地，没有任何人，于是我又回到床上。 
刚躺下，就听到窗外喊“哎呀，我的妈呀！救救我吧!” 这时，我又回到窗前往楼下一看，原来他跳下时正好先落在窗下一辆旧轿车上，又弹到地上，开始他晕过去，过了一会儿苏醒过来。只见他从地底上坐起来，用手一摸脸，鲜血把他本来发白的脸一下子抹成了红脸。看到这恐怖场面，我难受得几乎要吐出来，立马回到床上躺下。后来有人把他送到九七医院，据说工宣队不让医生抢救，闫宝根就大呼“医生老爷救救我吧！”到了下午他喊声渐弱，五点左右喊声没了， 生命戛然而止。 
这是我在“学习班”第二次见到的自杀情景。 

（六）女生宿舍丢表，我被强迫写证明 

一天中午，沈莲官从楼梯对面女宿舍出来和我一起下楼去吃饭。她说：“倒霉，昨晚一宿没睡好！” 
“什么事？” 
“我们宿舍刘×的手表丢了，工宣队挨个搜查，闹腾一晚上。” 
吃完饭回到班上，我把此事当新闻随便一说：“听沈莲官说女宿舍有人手表丢了。”班长曹×（马列教研室）立刻向工宣队做了汇报。下午一起床，曹通知我“到学习班办公室一趟”。 
一进门，麻子脸孔师傅就问：“听说沈莲官向你说了什么？” 
“是的。她说她没睡好，有人丢了手表。” 
“她为什么向你说？” 
“我哪知道！” 
“这说明她心里有鬼。” 
“不知道。” 
“那好吧，你如实写个证明材料。” 
“这有什么可写的？” 
我心里想：“这不是举报人家吗？”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沈莲官。但孔麻子把纸笔都推到我面前，看来是不写不成。 我想了想提笔写：“奉工宣队之命，……”，没想到，这下惹出更大麻烦。孔麻子一看到这句“奉工宣队之命”，立马不高兴，“你们大学老师文化水平高啊！什么‘奉工宣队之命’，这不是有情绪吗！” 
回到班里不久，开会回来的工宣队王师傅告诉我，刚才石政委开会点名说你对“工军宣队”有抵触情绪，要求好好反省写个检查。无奈，我只好狠狠自我批评，写了一个违心的检查交上去才算过关。 
这简直就是‘白色恐怖’，恨不得“学习班”早结束，赶快离开学校。

 （七）“一打三反”的反思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开始在全国掀起一场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就是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安徽工军宣传队借“一打三反”之机，对科大广大师生残酷打压迫害，制造“白色恐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造成十八名师生被逼自杀，他们的这些行径令人发指，人类历史上也只有法西斯分子可以与之并举。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那些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所谓的“工宣队”头头背后的冰山轰然倒塌，臭名昭著的李大队长——李东林，也威风不再。但科大人是理性与文明的，大家虽然痛恨他，但科大人没有象他“批斗”别人 一样批斗他，只是在学校礼堂了开一个会，记得他在台上耷拉着脑袋，没有了往日的趾高气扬，再也不敢说“谁不斗，就斗谁”了。据说李东林死于肝癌，不知道他在生命的终点时，有没有反思与后悔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一打三反”中，因为有人“举报”，有些师生受到批判和斗争，甚至迫害致死，在我看来，那些“举报人”很卑鄙，但我更憎恨那些“工宣队”——如李某某之流，这些恶棍对科大的无辜师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大环境”，那些“举报人”和“工军宣传队”又能怎能兴风作浪，耀武扬威？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庆幸以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在科大建校六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目的是让以后的科大师生知道，在科大光辉的六十年历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暗”——尽管很短，但很痛，这种痛是刻骨铭心的，我们不能忘却。 

[后记：为了响应《情系科大六十周年》群的号召，写了上面几个回忆片段。毕竟时间太久，时间、地点和情节都记得不太准确，如有不当或错误，请告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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